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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 世纪后期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19 世纪初铁路逐渐出现，铁路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
用。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仅靠海运发展贸易，恐怕只有沿海和沿江地区才能受益，比如，中国
的沿海省市与长江沿岸城市历来相对其他地区要富裕，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但铁路的产生就加
强了一个国家内部的物资与人员的交流，构成了内部流通的架构，进而可实现国家内部的一体
化，我想这是全球化第一阶段最显著的成就。国内市场的一体化也为国家内部地区参与全球化
提供了可能，到19 世纪末汽车的发明更是为之提供了动力，因此在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以前的全球化，更多的是让每个国家内部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加紧密、更加一体化，铁路、
汽车、电报、电话等交通和通讯工具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没有一国内部的一体化，就不可能
从根本上在国际上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以及本国不同地区的特点。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2）
生活在当今社会，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各国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趋同以及观念意识上的同一
化。可是在几百年前，不同地区的人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语言，甚至方言的差别也极大，这
样的状态很不利于沟通、交流与贸易往来。正因为没有往来，几千年来世界各国的确能保留自
己的文化与生活方式，野蛮也好、独裁也好、公平也好、不公平也好，反正各国间没有往来，
谁也不知道别国怎样，即使知道也无法怎样。而且人们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下，往往限制了新的
思维方式的产生以及经济的发展。比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中国和欧洲各国都是封
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全球海洋贸易间接激发了欧洲民主意识的产生，但中国由于闭关锁国就
丧失了这样的机会。也许我们一直要埋怨明朝皇帝终止郑和的远洋活动以及乾隆皇帝锁国的政
策，但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不发达与通讯的落后，使得中国皇帝无法了解到全球贸易对经济发展
的积极作用，进而采取了错误决策，错过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当西方在17 世纪产生代议制政府
的时候，中国仍然深受专制的压迫而且不会受到外部的谴责，这如果发生在当今世界则是不可
想象的。因为没有往来，那时一个国家的主权确实很绝对，你压迫也好、民主也好，反正谁也
看不见、谁也无法管得了谁。这就是野蛮与专制在世界各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持续了几千年的
缘故。
但今天不一样了，一个国家的行为已经不能我行我素，飞机、汽车、轮船、铁路，还有互
联网、电视、电话把世界每分每秒都连在一起，任何社会群体受压迫时，其他国家的人看到以
后即使不想管良心上也很难过得去。中国必须参与全球化，我们的很多变化实际上也是全球化
影响所致的。今天跨国交往的速度与成本，通讯容量与速度都是几百年前无法相比的。有了这
种层面的国际交往，经济一体化、生活方式的趋同、观点意识的趋同，这些趋势无人可挡。虽
然许多人拒绝承认这些趋同，但事实上这些趋同都在发生，看看你每天用的、行的、住的，甚
至吃的，有多少保留了200 年以前的原样？有什么没有受到外来东西的影响？这些是“用”的、
是硬件，那么软件、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呢？其他不说，我们的辫子没了，洋务运动后出现的
种种意识形态差不多每一种都是外来的。这些都是有利的，关键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些观念的引
进。过去100 多年，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思想的指导下，以为全球化带来的东西真的像超
市买菜一样，你只挑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如何呢？结果是我们中国过去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风
风雨雨，怎么也没弄对。这些血的教训已经告诉我们：你要么就不要碰全球化，要么就得一篮
子收，是套餐。
我们也要反思现有的一些政策，比如人为地用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转移加以限制，对投资
流向的限制，对某些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垄断，等等，这些都妨碍了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体化。倘
若国内经济没有做到全面的一体化，又怎么可以合理配置资源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呢？这些年
建设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系统使我们在硬件上已达到了国内一体化的要求，但在软件和
制度设置上还需要改进。美国在19 世纪初农业人口占95％，但到1900 年降到了20％左右，我
们可以想象这对于经济的推动力有多大，这都是其国内经济一体化的后果。这对我们今后经济
政策的制定应有所借鉴。
晚清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世界工厂”？
今天的世界跟过去不同，也可以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中国今天能吸引大量的外资成
为世界工厂，但晚清、民国时期却不能，为什么呢？晚清时期中国人口也多，人力成本也很低，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可能吸引大量的外资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原因之一是在100 年以前，整
个世界的技术环境与工业布局跟现在大不一样。首先， 100 年前制造业正在兴起，也是欧美的
优势，它们主要的比较优势就是机械化大生产，中国想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取代这样的优势是
不可能的，在当时还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愿意将大工业搬到中国或其他国家，因为它们自己还没
有挣够钱，并且那时的工业技术还没有全球统一的标准。所以，当时的洋务派虽然理论上也可
以通过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换取工业化的进程，但那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中国劳动力的技
术训练也有限。再有，当时工业品的全球运输成本很高，这也造成了中国那时不可能有今天这
样的工业地位。另外，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当时的英国要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正如《从世界变
迁谈中国的崛起》一文所谈到的，因为那时的世界秩序基本由武力维持，国际化的法治还没有
根本的发展，英国在海外有那么多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保护。而当时的中国要发展
大工业、走英国的道路，也就需要同样强大的军队为可能分布全球的贸易利益保驾护航，这在
当时怎么可能呢？虽然洋务运动使中国军队开？向近代化迈进，但这离保护海外贸易的要求还相
去甚远。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为什么当时的中国没有像今日中国这样成为世界工厂。我认
为，虽然清政府的腐败也是重要原因，但也因为他们没有今日中国所遇到的机会。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3）
我们以往总善于纵向地比较不同时期政府的好坏，于是常常得出结论：1949 年以前的中国
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很腐朽。这一结论本身肯定是对的，但这种单纯
纵向的比较很片面，倘若我们横向地比较不同时期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就能明显地发现：不
同时代的政府所拥有的发展机遇是很不一样的，当今我们的机会在100 年前绝对没有。100 年
前，西方国家自己还没有完成其工业基础的巩固建设，还没成熟到可以把制造业往中国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地步。因此，今天中国的成功模式是晚清无法效仿的。
随着工业技术的成熟，西方国家通过制造业能得到的利润越来越少，于是它们开始将劳动
密集型的制造业移植到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会，这种机会是晚
清和民国时期都没有的。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今天集中精力于产业链前端和最后端的发展，最
前端包括理念的创新、最新技术的发明、知识产权的维护、企业融资、资本市场等，最后端也
就是营销，这两部分是经济增加值最多的阶段。再有，它们更加强调各种制度的完善，并不断
追求经济增加值和利润率最高的领域。
中国应追求哪种国际秩序？
既然今天的发展机会是来自于过去几百年西方与国际社会共同建立的秩序，也来自于西方
技术创造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我们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上就应该以保护和改善这种秩序为
基本立足点，至少不应该去主动摧毁让我们赖以崛起的秩序。那么，如何理解今天讨论最多的“多
极”与“单极”世界秩序呢？从中国自己的经济角度讲，究竟应该追求哪种秩序？
我们可以从过去几百年的世界历史中找到答案。一般认为， 1492 年到1800 年左右是全球
化的“预备期”，19 世纪是全球化的第一期。随着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期全球化
就告一段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 年结束后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称这一段
为全球化最黑暗的年代。第二期全球化开始于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特别是在苏联于1991 年解
体之后全球化算是进入新的全面高潮。
自1700 年左右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时的世界基本是由英国主导的单极国际秩
序。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不能忘记在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100 年里英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也不应该原谅它们的罪行。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或许也可以看看那时的跨国经济关系，比如，
在那时的单极秩序下，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如何？国际贸易状况如何？数据表明，当时贫
困国家的发展机会要比今天好。比如，1913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的50％流向当时
的发展中国家，46％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全球FDI 只有15％流向发展中国家，80％流向发达
国家。这说明在大英帝国当道时期，发展中国家拥有比现在更大的发展空间。由此我们就产生
疑问：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消灭殖民地之后各国是平等了，但这是更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各国的
发展呢？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大英帝国时期的贫困国家反而得到相对更多的外资呢？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19 世纪殖民地国家的公司不仅能像英国本土公司一样在英国融
资，而且它们需支付的融资成本也与英国公司没多大差别，这就使资本流向在贫困国家和发达
国家间相对均衡。因为殖民地一般都采用其宗主国的法律体系与经济制度，再加上英国海军、
法国军队对它们的投资者在海外产权的保护，使投资者对海外投资感到安全。换言之，正因为
炮舰、暴力是19 世纪欧洲国家解决海外产权、合约纠纷的最惯用手段，使欧洲投资者更能对贫
困国家投资形成稳定的预期，使他们对投资海外反而很放心。这也就造成了19 世纪末英国固定
资产投资的一半以上是流向海外殖民地。过度的海外投资甚至成为英国19 世纪后半叶发展放慢
的原因，也是其帝国破灭的主因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施压英国、法国等放弃殖民地。到20 世纪50 年代，世界各
国基本都已独立，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平等权利，可是这又造成了产权方面的问题。由
于联大开会一国一票，而大多数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这使发达国家在海外产权处理上被迫做
出让步，这等于是要求国际投资者放弃部分权益。如今，海外产权、合约纠纷都要按各主权国
的法律由其司法系统解决。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不愿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因为将大量资
金投到法治不完善、合同履行不正规、产权保护不放心的国家去，风险极大。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4）
在结束了当年以暴力维持的英国单极秩序后，世界各国确实更平等了，这是进步。但这样
一来，今天的国际投资者在判断投资地点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地的法治如何、产权保护如何、
信用体系是否可靠、媒体是否自由等，而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又有很大优势，发展中国家又偏
偏在这些方面不足。这就导致80％的FDI 都流向发达国家，使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得不到外资。
当发展中国家的法治基础不牢、投资环境一般时，它们怎么能有优势与美国竞争获得投资呢？
对此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难道国家权利越平等，发展中国家反而会越来越穷？我这里不是
为英国、法国的殖民政策作辩护，也不是要重回殖民时代，但是国际投资者的担心、发展中国
家得不到资金，这都是今天联合国时代的现实问题。
当然，对于中国，人力成本的优势对外资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可暂时抵消由于司法不独立、
产权保护不完善所带给国际投资者的成本，但这种弥补只适合中国和印度，因为我们的人口比
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多得多，外国投资者还是感觉有利可图，但与此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就被边
缘化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