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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受益于此。我们今天都在讨论石油与资源安全问
题，其实最好、最安全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增加中国的软实力。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6）
我这里讲的文化价值观的趋同，并不是说我们要太多地改变自己，而实际上我们跟世界其
他国家的人之相同程度比我们感觉的要多得多。我在美国已生活了20 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有过交往，深切地发现世界各个国家对于道德、友善、价值观等人性问题的理解是非常相近的，
人们之间共性的成分很多，这也是中国和外国沟通的基础。政府可以做的包括适当调整在国外
的公关方针，突出共同的价值。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更应该思考究竟是意识形态还是贸易发
展对于国家和人民更有利。这应该是评判一种意识形态是否合适的标准。
我们以这个评判标准来看待中国提出的“和平崛起”就更有意义。
和平崛起这个理念是非常值得提倡的。但这是一种承诺，正因为任何国家都可以作各种承
诺，最后世人信不信还得取决于该国的软实力及其此后的行动。中国必须更好地在软实力上下
功夫，让全世界相信中国的承诺是可信的。为了让更多的国家相信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和相关
国家有更进一步的认同和沟通，最大限度地增进双方的了解。了解越深，麻烦就会越少。这对
于中国海外市场的拓展也很重要。假如外国人判断中国是个异类国家，那么他们在使用中国生
产的产品时会很有顾忌，也不会被和平崛起这种承诺所打动；倘若外国人被中国的软实力所吸
引，觉得中国也是跟他们同类的负责任的大国，那么他们购买中国商品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那样即使不提和平崛起，他们也不用担心中国的崛起。
就软实力的意义，我们还可以参考现代公司的公关战略的一些做法。现在很多公司都非常
注重自身形象，都非常在意公关活动，有些广告也是纯粹为了树立企业形象，其效果良好，对
其产品的销售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并使社会对企业的形象有好的评价。那么，政府也可从企业
的广告战略中学一些推进软实力的技巧。
具体而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背景下应该在几个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比如，中国军队的
发展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并不是说中国要做更多的军事扩张，也不是要通过建立殖民地的老路
来扩大海外利益。我们应该认识到，并不是因为有了和平崛起的口号我们就要限制军队的发展。
如果围绕中国海外经济利益的保护来谈中国军队的建设问题，现在中国军队的定位以及内部结
构也应有所调整。中国军队一直以陆军为主，而陆军的作用主要是进行地面防卫，这样的军队
结构只适合于闭关自守时期的中国。但现在中国的国家定位有了改变，我们渴望更深入地融入
到国际秩序中去，可是军队结构却没有因时调整，从长远讲这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假设
现在亚非拉某个遥远国家里，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被无端关押，财产被无理地剥夺，中国的海外
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那个国家又没有可靠、可依赖的司法诉求机制，那么单单靠现有状态下
的中国军队怎么可能去保护呢？
透过美国国防部2004 年度预算的分配情况，我们发现55％的预算投入海军建设，45％投入
空军和陆军，要不是对伊拉克作战，美国陆军所占预算比例还会更低，这与美国军队的结构也
相辅相成。但是有人担心，我们如果积极地加强军队建设很有可能引起周边国家的过分恐慌，
周边国家甚至会要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武装力量到远东平衡中国的影响力。这又涉及中国软实力
建设的问题。假设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确确实实地相信中国的价值趋向、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
式在总体上与它们不存在巨大差别，那么它们会相信中国发展军事力量不会威胁到它们的利益。
认同感是消除误会的基础，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中国威胁论者”最怕的是中国还像以前那
么意识形态化或者让民族主义走过头。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两个邻国中一个为了意识形态
上的满足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去做非理智的事，而另一个则把精力放在国计民生、改进人民的
生活上，那么后者当然会感到威胁。为了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发展军事所产生的怀疑，就应该
更多地与它们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沟通，这是公关问题、是软实力的提升问题。
提升政策制定的透明度
那么，我们应该在哪些可操作的层面上与周边国家和国家集团沟通呢？
我想有几个方面。比如，我们应该让外国看到中国的政策制定是个理性、透明的过程。政
策制定过程的理性化和透明化程度越高，出现随意性的极端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小，那样即使中
国或其他国家有了强大军队，别国也不一定会怕。这里，过程透明最重要，因为一旦过程透明
了，一方面决策者会更慎重、会想到如何向社会解释，另一方面社会团体和专业人士都可参与
到讨论中，毕竟多数人在多数时候是冷静和理性的。西方人通常认为，集权政府和专制政府是
最不安全的政府形态，掌控集权的人或独裁者有时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类似萨达姆下令侵略
伊朗和科威特，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不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7）
中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在政府决策机制上已有很大改进，透明度增加了很多，这
些本身都为政府在海外的进一步公关提供了绝好的素材。
倘若中国在推进海外利益的过程中确实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双方
如何在利益上进行平衡？具体而言，企业怎样做？政府扮演什么角色？企业和政府怎样互动？
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中国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派遣律师来解决，至少要具有律师思维的官
员。企业有企业的律师，政府也要有政府的律师。律师的职业原则就是没有解决不了的冲突。
冲突双方都冷静地阐述各自的诉求，进而寻找利益的切合点。对于企业家而言，一旦在海外出
现问题，应该意识到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找律师，中国企业家要懂得聘请和使用本地的律师。
政府应该在大的外部环境方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保护框架，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外国
政府、公众、媒体、企业等不同方面对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认同，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为中国
企业在海外创造良好的经营空间，政府不要干涉企业在海外的事务。外交部也应该在一些方面
有所转变，原来的中国外交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但现在中国外交应该更多地服务于经济—外
贸。外交部官员培训方面，应该增加经贸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历史的训练，外交人员的
配置也应该强化商务法律方面的知识。如果驻外使领馆中与经济贸易有关的人员不多，那么中
国企业在海外的拓展就不会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