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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黄金逃命第二部在华尔街你最常听到人们问你的问题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那天你在哪里？”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那天，我手上持有的是多头部位，结果也证明我的部位是错误的。可是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新来过一遍的话，我还是会作多，而且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
那时正是蓬勃发展的八年代。就算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于一九八二年从墨西哥灰头土脸地撤退，市场还是一路持续多头走势。在一九八二到一九八七这五年当中，道琼工业指数从七九点上涨到二六点，总共飙涨了二三％。光是在一九八七年的前九个月当中，道琼工业指数就上涨了六五点，等于三三％的涨幅。华尔街就好像西班牙的潘普隆纳（Pamplona）在庆典中的情景一样，每个人都跟着牛群跑。我在那年中赚了八百万美元，在那样的多头市场中赚钱是如此容易，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多头市场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
我手上的持股相当多，而且数量一直持续加大。我对市场非常有信心，所以在哥伦布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我带着奥黛莉，以及职业网球选手安德烈和他的老婆盖比到天堂岛去度假。在哥伦布纪念日当天市场还是照常交易的，但是Amex里那些犹太和义大利裔的操盘手则不上班。只有北欧裔、英裔和爱尔兰裔的操盘手在哥伦布纪念日还在维持市场的运作。但八年以来，我都是一如往常地交易，并不在这天休息。所以当奥黛莉、安德烈和盖比坐在海洋俱乐部的吧台上喝着鸡尾酒时，我却正拿着电话继续进行交易。“再帮我买一万股的田纳科（Tenneco）。……什么？你说市场传闻田纳科就要被别的公司购并？那再帮我买进二万股。帮我买就对了！……等一下，奥黛莉，赌场什么时候开始营业？”
在这个哥伦布纪念日中市场状况相当敏感。在周四（十月八日）道琼指数下跌了三五点，并且在周五（九日）接着下跌了三四点，在紧接的周一（十二日）下跌了一点，周二（十三日）上涨了三六点，周三（十四日）重挫了九五点。周四（十五日）下跌了五八点，而接着就到了黑色星期五（十六日）。后来华尔街日报是用以下的说法来描述周五破历史纪录的跌幅：“道琼工业指数以破纪录的一八·六五点跌幅重挫，成交量也放大为史无前例的三亿三千八百万股。这是道琼指数连续第三天的重挫。但部分技术分析师表示，周五的跌幅配合上盘中的巨量，可能显示未来盘势将有机会出现较佳的表现。”
这就是大部分的市场专家对周五那种戏剧性跌幅大致上的共同看法，大家都认为周五的走势是多头向下修正的末跌段。贝尔·史腾的杰克·所罗门（Jack Solomon）宣称“市场的大幅下跌总是以死亡性的杀盘作结束”。奇德（Kidder）的丹尼斯·加瑞特（Dennis Jarrett）的意见则是“市场已经到了‘投降点’”。大部分的分析师都同意，星期五盘中的走势是一种典型的“空头顶峰”。至于我自己呢？我也认为市场已经见底了，虽然在我自己设立的交易法则中显示，在周五出现的跌势通常都会延伸到下个周一，但我还是在周五收盘前开始建立多头部位。毕竟，下档还能有多少空间？市场还能跌到哪里去嘛！就在周五收盘前我打电话给黛比。“帮我用市价买五十口史坦普期指。”她帮我买进了，成交价在二八三·五。这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部位，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样的市场状况下五十口已经够了。可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当中，发生了两件事情使我真的紧张起来。
周五晚间，我如同往常一样快要累垮了，简直累到没有力气出门，所以奥黛莉就帮我煮了丰盛的晚餐，我躺在沙发上边吃晚餐边看电视上由路易斯·洛基瑟（Louis Rukeyser）主持的“华尔街周报”当洛基瑟向当天的来宾马提·崔格（Marty Zweig，著名的基金经理人以及市场预测专家）询问对于周五这一八点的重挫有什么看法时，马提说：“市场目前正在很危急的状况中，我认为在短期内将再往下跌至少五百点。”
马提和我住在同一幢大楼里，所以星期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他。他下楼到我的公寓，然后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当时债券价格也已经在很短的期间出现重挫，而马提告诉我他所有的货币市场指标也都呈现严重的负面数据，他再一次以相当肯定的态度表示，市场将会再下跌至少五百点。当然，他说这个结果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我们两个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内发生。
另外一件令我感到害怕的事，则是美国财政部长贝克（Baker）在周末指责德国当局任由马克利率走高的谈话。贝克一直以来都想借由控制美元的汇价来得到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目的，也认为波昂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已经违反了他在当年二月和德国达成的协议。贝克这项强硬的谈话等于是向市场放出美国即将调高利率的空气，令市场相当不安。所以当我听到贝克的谈话后，就知道麻烦大了。
星期一当天我一直非常非常地小心。在崔格发表对市场的看法以及贝克对德国开骂后，我认为当天的市场从一开盘就不会让人好过。我通常对任何部位都会设一个“认输点”，一个心理上的停损点，但现在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承认我犯的错误并停损。在心里设下一个停损价位是一回事，而真正执行它，在市场把你的多头部位砍掉，并且实现一大笔的损失就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华尔街，切实执行停损就好像分辨纯种狗和杂种狗有什么不同一样地困难。
当开盘的钟声响起后，市场马上进入疯狂的状态。道琼工作指数好像垂死般在开盘十五分钟内立刻下挫子一五点。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恐惧的情绪中，因为我手上那四十口史坦普指数期货、一卡车的选择权和两卡车的股票在转眼间都已经跌破了我心里所设的停损点。我的部位已经亏损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动手执行停损，也无法做任何因应动作。陆战队的教育告诉我在战场的火线下千万不能停滞不前，不管你是前退或撤退，总之不要呆坐在原地等着挨炮弹。不过他们所教的只适用于一般的战斗上，而我现在却好像被核子弹轰炸了一样。
我的眼睛从一个荧幕换到另一个荧幕。老天爷！所有的线图和技术指标都直直向下指。道琼工业指数呢？在半个小时内下跌了二百点。史坦普指数呢？一开盘就重挫了十九点，而且还正在争速下滑中。“小刀”（NYFE）指数呢？简直已经崩盘了。那斯达克（Nasdag）指数呢？就像满目疮痍的战场一样。芝加哥交易所的选择权呢？全倒！我开始对自己喃喃自语：“这是在搞什么鬼？这不是真的！下一个支撑在哪里？反弹吧！宝贝，你一定得反弹呐！
终于，在十点半左右，市场暂时停止下滑，甚至出现了小幅的反弹。我开始到处打电话，打探市场状况，试着为我的部位找到一个方向。“今天的成交量是多少？”“买进和卖出家数是多少？”“有多少买家？他们只是在轧平部位还是建立新仓？”“狗屎！你能相信莫克竟然跌了十二美元到一七二美元一股吗？再看看迪吉多，下跌了二十美元到一五二美元一股。这些都是多好的价位啊！一定有很多人会进场抢进。”在下个钟头里道琼工业指数回稳，并且从低点向上回涨了一百点，我开始采取行动了。
我拿起电话打到芝加哥，“黛比，把我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卖掉。市价卖掉。现在就做！”我卖在二六七·五，当场实现了三十一万五千美元的亏损，但这是我这一生中最棒的几次交易之一。我一向以擅于掌握市场的进出时点而自豪，而我万万没想到这次会是我这一生中时点掌握得最棒的一笔交易。我在只比当天市场最高价低一·五点的价位卖出了那四十口史坦普期指。就从我卖出的价位开始，市场再度陷入快速跌势当中，而这一次我开始努力作空，卖出我所有的部位。到了当天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除了我在哥伦布纪念日度假喝鸡尾酒时所买进的那几个选择权外，所有部位几乎都清干净了。我不是不想清掉那些选择权，而是因为它们在那时已经停止交易，根本没有任何买盘了。
到了中午时道琼工业指数又下跌了大约一五点。我想我已经赔了大约二百万美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是至少我已经停损出场，不会再输更多钱了。这回我受到了重伤，但我当机立断地帮自己止血。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即使是撤退也可以视为一项具攻击性的行动，因为你藉由撤退而保留了来日再度反攻的实力。这正是我当时的作法，我从市场中撤退并保留了他日再进场放手一搏的实力。
提领黄金、准备逃命
但问题是，我从战场上撤退得够远了吗？我开始怀疑整个金融体系是否会就此一蹶不振。情况是不是会像一九二九年那次一样糟糕？从我心里开始漫延的经济萧条想法中浮现出我父亲的形象，他同时做两份工作，想要让家里能够收支相抵却从来没有办法做到。我开始思考可能必须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我的家庭。对我来说，保护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离开办公室直接回到家里。“奥黛莉，”我说：“整个金融市场马上市要垮了。我要去把我们的黄金领出来。”
奥黛莉开始测试我的心理状况。“巴奇，你真的认为情况已经糟到这个地步了吗？”
“市场已经重挫了一五点。我觉得情况糟得很呢！”
“那你的部位怎么样？”
“除了一些已经暂停交易的选择权契约外，我已经把所有的部位都轧平了。”我看得出来奥黛莉正回想起一九八二年那次，我们在海边度假时我逼她去把黄金提领出来的旧事。该死！那些黄金还真的是重得不得了，我真的不想再做一次同样的事。“或许我做的已经够了。”
我走进卧室，我们的儿子正在他的小床里睡觉。我看着他躺在那儿吸着他的手指，再想想我目前面临的状况，如果一切真的如我想像的那么糟糕，进而危害到我的家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呢？如果我的孩子们知道我可以在事前做好防备措施而没做时，我有什么颜面来面对他们呢？我还是决定去把黄金提领出来。
我跑到衣帽间，拉出一个破旧的皮箱，然后往电梯走去。我是一个操盘手！对于所有的事情，我信任我的直觉，而现在我的直觉告诉我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快要崩溃了。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雷根就可能像胡佛在一九二九年所做的那样，宣布银行暂停营业，而我的黄金将会被困在那些银行里面。我要去把我们在银行的保险箱都清干净。
“巴奇，你要去哪里？”
“我觉得事情不对，我要去把黄金领出来。”
“巴奇，如果你真的觉得事情不对劲的话，那就去吧！不过要一切小心啊！”
我们的公寓座落于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的转角上，而东纽约储蓄银行（East New York Savings Bank）则是位于六十四街和第三街的交叉口，就在我们这幢公寓大楼的下一个路口上。我在这么一个美丽的秋天午后，冲出门，急忙地向那个街口走去，皮箱在我身旁晃来晃去。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的总裁大卫·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在他搬到纽泽西的赛铎（Saddle River）市前，也在六十五街的南边拥有一幢加宽式的房子，就位于尼克森住过的房子旁。大约十二点半左右，我走到洛克斐勒的房子旁时，看到他的屋外有六部大轿车并排、甚至三排停放着。“喔！”我自言自语：“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啦？他们一定在开什么紧急会议。”
在这种状况下我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到像副总统布希（Bush）、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乔治·舒兹（George Shultz）、米尔顿·费德曼（Milton Friedman）、马格莉特·佘契尔（Margaret Thatcher）、海慕特·柯尔（Helmut Kohl）等这些家伙都可能正齐聚在洛克斐勒的房子里商量怎么样在真正拯救全世界前，先保住他们的老本儿。我加快了脚步，赶到我的保险箱那里去。这些混球只需要从这幢位于六十五街的房子打一通电话到白宫，就足以让银行的大门关得比吉米·哈法（Jimmy Hopffa，美国工运领袖）的棺材板还紧。
当我回到所住的公寓大楼时，胸前皮夹里放了二万美元的现金，而我脸上则挂着诡异的笑容。觉得自己就像是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和威利·萨顿（Willie Sutton）的共同化身。“一切都好吗？史瓦兹先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