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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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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例如,假设某君一年收入1,00元,家庭开支900元,即储蓄100元,假如他把这100元用于购买股票、债券或存款生息,这表示为全部储蓄转化为投资,记为S=I。但假如他只购买70元债券和20元股票,另10元用不生息的货币贮藏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则S>I。   
    (这里的I即是通常意义的投资谋利之意)。但是,假如我们把投资定义为一个人资产(财富)的净增量,又因为货币(M)也是一种资产形式,可记为10S90(I)+10M。总之,储蓄与投资是恒等还是相D等,两者的差别在于投资这个名词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一组用等号连接起来的方程式的均衡等式,是否科学的问题,取决于它是否正确地描述和表达了国民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国家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是科学的,因为它满足了实证科学所必需具备的三个条件,即科学地总结了过去;因而并且能够            95   
    现代西方经济学。   
    97。   
    解释现状和第三,预见未来。   
    根据上述讨论,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MPS,不言而喻是科学的。并且我们还可以说,在产品经济条件下,按照我们传统的“综合平衡”   
    理论的四大平衡,MPS加上反映财政、货币和银行信贷的数量指标,也是足够充分有效地完成它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服务所承担的任务的。   
    那末,我们过去为什么批判SNA,说它“夸大”了国民收入的数值,从而包含着“水份”?   
    据我所知,大概是说SNA与MPS是以不同的价值理论为其理论基础。   
    具体说,SNA是以庸俗的生产成本(费用)价值论(亦称三要素价值论)以及相应的“三位一体”的分配论为其理论基础;而MPS则是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相应的剩余价值论为其理论基础。这里必须指出,任何价值论和分配论本身还有它们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哲学观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其理论基础。   
    (对此,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本书上册微观经济学有关部分的论述)。   
    如所周知,就哲学观来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以及唯物辩证法的观察事物的方法与资产阶级各种理论的哲学基础,则是根本对立,没有丝毫可以调和、融合余地的。   
    但这个问题,就不属于上面所说的实证科学的问题,而是像伦理道德科学一样,属于规范科学范畴了。   
    那末,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关系又如何呢?答。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实证与规范之辩证的统一。而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又是,首先必需符合规范的原则或准则,但又必须满足实证科学的要求。或者换一种不太确切的比喻性说法,前者            96   
    。   
    08。现代西方经济学   
    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但充分条件又反转来成为必要的前提条件。因为,假如由特定范畴推导出来的一个理论以及由逻辑地内在一致的即互不矛盾的众多理论组成的一种知识体系,假如不能从理论上解释可感知的现象,并据以预测未来,显然是非科学的。   
    但是,从逻辑推理本身的要求,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思想体系,又要求规范的原则或准则是符合实证科学要求的。就是说,规范性的命题,要能够为实践所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因为马克思根据他对人类社会整个历史特别对资本主义的已有的历史和现状的科学分析,曾经预言,资本主义迟早必将为社会主义所替代,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这一科学预言,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算起,到1917年首先由俄国十月革命所证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更多的事实所验证。虽然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曲折,但根据大约不到半个世纪以后将有着15亿多人口的我国的经验,即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邓小平同志设计的“改革开放”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越的工作,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这三大领域配套进行的改革,在短短十多年间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令人惊叹的成就,再过若干年,一个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难道不是确定无疑吗?   
    离题稍远,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   
    上述一般的原则,更加明显地表现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SNA与MPS的对比问题。   
    就是说,这里讨论的问题,不仅涉            97   
    现代西方经济学。   
    18。   
    及实证科学问题,并且也涉及规范科学问题(请注意,归根到底,价值理论本身也是一个规范科学问题)。   
    二、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与提供(非物质的)   
    劳务的劳动   
    众所周知,MPS与SNA之唯一的本质的区别,在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最终产品”或称“国民收入”指标中,并不包括非物质生产部门即服务行业所提供的“劳务”   
    (它的特点是,生产与消费是在同一过程中同时完成的)的价值。为了简明具体地加以对比,让我们假设,有一个国家共有11个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居民,其中10个人每人一年间生产100公斤大米(或值100美元)   
    (或者我们假定,产品有两种或更多种,只要假定每种产品数量之间的比例固定不变,就可以把多种异质的产品变成“一束”产品,以之作为计量单位,通过“一束”产品的数量变化,就可比较不同时期所有产品数量的变化)。   
    其余一个人是歌唱家,每年生产的音乐劳务的交换价值为10公斤大米或100美元。则按照SNA,我们有:最终产品的生产(供给)=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   
    1,00公斤大米+价值100公斤大米的音乐劳务=10个物质产品生产者消费的(900公斤大米+价值100公斤大米的音乐劳务)   
    +一位歌唱家消费的100公斤大米按照MPS,我们有:最终产品的生产(供给)=最终产品的消费(需求)            98   
    。   
    28。现代西方经济学   
    1,00公斤大米=10个物质产品生产者消费的900公斤大米+一位歌唱家消费的100公斤大米上例旨在说明:一切完全相同的一个国家,无论采用SNA还是MPS,都确切地反映了描述了该国现实的再生产循环流转动态序列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达到供求平衡状态情况下的均衡等式(作为按复式会计原理登录核算出来的等式两边的数据则是具有恒等的涵义)。所以我说,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两种核算体系都是科学的(反映了实践情况,而实践是检验直理的唯一标准)。至于定义性恒等式,根本不存在是否科学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批判SNA体系,说它“夸大”了国民收入的数值,包含着“水份”   
    ,是因为按照我们的“规范”   
    事物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美与丑的标准,国民收入这个指标,不应该包括歌唱家生产的音乐劳务的价值,所以我们的批判,从规范科学的角度看,也是科学的。因此,西方经济学家为了进行比较,总是相互进行换算,以便有可比性,正如我们在批判他们时,也把他们的指标打个折扣,以揭示其“水份”的多少一样。   
    这使我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论著中,把一国的劳动划分为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有何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在我的记忆中,马克思论述生产“劳动力”   
    这种商品的教师和医生的劳动这个问题时,曾经谈到(以上例为例)   
    ,假设该国在某一年,因旱灾减产,以致大米产量从1,00公斤减为880公斤。在这场合,该国的再生产和消费,理论上可设想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中之一是:按照SNA: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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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80公斤大米+价值80公斤大米的音乐劳动=10个人消费(800公斤大米+价值80公斤大米的音乐劳动)+歌唱家消费的80公斤大米按照MPS:80公斤大米=10个人消费的800公斤大米+歌唱家消费的80公斤大米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假如这10个居民权衡比较利弊得失后,宁肯把他们今年生产出来的大米(每人88公斤)   
    全部由自己消费。在这场合,由于老天爷作祟,我们这位有音乐天才的歌唱家,由于他的音乐劳务缺乏有效需求,就不得不提前去见上帝了。但我认为,这是“人”性本恶的哲学家的观点,所以这种预见极可能失误。我自己的观点是,他的其余10位同胞们,出于亚当。斯密(“经济人”的发明者)曾经提到的能够进行理性思维的“人”所特有的推己及人和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他得以依靠(比如)   
    40公斤大米的救济粮而保全他最宝贵的生命,因而能在继后的丰收年代继续为他的同胞们服务。   
    我根据马克思有关论述编造出来的这个故事或寓言的目的,是试图说明:鉴于食衣住行所需物质产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需的物质基础;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发展得以享用的文教、卫生、科研、文娱和体育等的必要的物质前提。因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安排其资源配置的计划工作中,在权衡比较投入的成本和产出的效益时,把劳动和投资资金的投入划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大部分,显然是必要的。据此,在为我国“两个文            100   
    。   
    48。现代西方经济学   
    明“建设服务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同时包含着涉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数量指标,是结合我国具体实践,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具体问题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补充,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以上属于实证分析。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实证科学,也是规范科学,是实证与规范的统一。把这个原则具体化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规范性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是接下去要着重讨论的问题。   
    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1。   
    把劳动区分为生产的与非生产的,是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医生的发明。他把农业部门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而把当时主要还是利用农业部门提供的原材料进行加工的手工业部门的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因为在他看来,农业劳动除了生产出劳动者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外,还有一个被称为“纯产品”的剩余,这种纯产品据称来自“自然的恩赐”   
    ,因为据说自然同劳动者一起生产出农产品,而自然不索取任何报酬。   
    因此,按照魁奈的定义,生产与非生产的区分标准,取决于劳动者除了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是否还提供剩余。按照马克思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只要能再生产出维持劳动者正常生活必需品的劳动也是生产的,所以马克思有时在论述某一问题的行文中相应地把提供剩余的劳动称为“真正生产劳动”。   
    2。   
    旨在论证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原因的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从物质财富的            101   
    现代西方经济学。   
    58。   
    增长即资本积累出发,把能够生产出物质产品的劳动称为生产劳动,而那些提供服务,因而只是消费物品的劳动者的劳动被认为是非生产的。所以按照斯密的思路,一个进行劳动的人的劳动,是生产还是非生产的区分标准,在于是生产物品还是消费物品。又因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者,一般是受雇于资本家的农场、工厂和商店的工人,而提供服务的人,一般是只消费但并不生产产品的家庭奴仆;再因为官吏、牧师、律师、医生、教师等也是通过提供他们的某种劳务而得以消费商品,所以这些尊贵的劳动者同家仆一起被归类在非生产劳动者之列了。   
    马克思在评论斯密有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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