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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机场的分别，女儿永远不懂。
“我会尽快回来的。”我抚摸着女儿冰冷的手指。女儿已经比我高了，一米七三，朋友都讲一定是美国的食物把女儿催得牛高马大。这话不无道理，美国的牛啊猪啊鸡啊都吃化学饲料，要想让小牛赎小猪仔小鸡仔在三个月内进入市场，食物一定渗有激素，这些激素通过肉类进入孩子的身体，孩子也会长得很快。女儿学校的中餐每一顿不是烤鸡就是烤猪排，再辅以牛奶冰淇淋巧克力，体重能不超过正常重量？这也是美国的一大现象，一边大吃一边大喊减肥。这段时间女儿抽条了，三个月里丢了二十磅，看起来像一个少女了，我也不用因她欢天喜地地吃东西导致体重增加而大喊大吵了。
“Hurry Home（赶快回家），Mom！”女儿来到海关检票处。我们不得不分手了。我紧握女儿的手指，“妈会尽快赶回家的。”
“OK。Keep your promise（守诺言）！”女儿高兴地扬扬手，与在一旁默默用手势告诉我回家再睡一会儿的丈夫一起消失在海关检票口。
我转过身，眼前的一切忽然变得模糊起来，红红的欢庆元旦的大灯笼也失去了光辉明亮，仿佛替我和女儿、丈夫佳节期的分手黯然神伤。泪水盈满我的眼眶。
我回到家。没有了丈夫和女儿的家哪是家呀！从床上到桌上到地上，从相片到书包到箱子，从老师奶奶亲戚朋友送给女儿的礼物；到扔了一地的日本VCD动画片的空壳子，都仿佛朝我大喊女儿走了这一事实！家仿佛经历了一场七级地震，我无法收拾，我无法把女儿留下的空间，这情感的空间，这实际上的空间，用任何想象、任何记忆来填满。我原来打算休息一天再去新加坡，因为我这张疲惫的脸和这疲惫的身子，难以对付外国洋行的高级职员们，更不要说替他们出谋划策在新的一个世纪，在亚洲地区，获取更大的投资回报。我的心完全因女儿的离去而离开自己的胸腔，随她而去了，担心着她父女俩从中国飞往美国的旅程。这样的担心我知道也许是多余的，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担心。我习惯担心他们，我不可能一次出差离开他们两周以上，我想他们。有一次，因公事不能按时回家，我坐在五星级的酒店里嚎啕大哭。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在亚洲替公司开一个分公司、将生意做得更大的原因。
尽管现在已不是九年前我刚工作的那些日子，我的女儿也不再是三岁，我也无需用睡袋将她裹起来，买通门卫，在星期天的晚上将她带进公司，让她看我工作，和我多呆一会儿，但我心底深处比以前还觉得对不起女儿。为了让母亲实现自己的梦想，让我实现我的人生价值，小小年纪的她也付出了大的代价——那是情感的代价！
女儿和我飞行于中美之间如吃一日三餐，应该是习以为常。从她三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就使我不断地往来于美国香港、美国新加坡、美国东京。记得一次我把女儿带回老家成都过暑假，女儿坚决不让我走，当时我也生病了，我于是答应她妈咪不走了。可是美国老板的两个电话，使发着高烧的我又坚定了走的决心，使刚刚破涕为笑的女儿又大哭起来。我只好硬着心对女儿讲，打一份工尽一份责，如果妈咪不去工作了你能有今天的好时光？你要一个呆在家里生气的妈妈还是一个愉快的工作的妈妈？女儿一边哭一边帮我收拾行装。虽然哭声消失，但那强压哭声的模糊抽噎和红红的双眼却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手提包里，她塞进一个自己最心爱的布娃娃。
我和女儿在新加坡、香港、台北都留下了足迹，一大一小。记得我第一次带她出差时，她六岁，我把她交给我住的五星级香港文华大酒店托小孩中心，那里的阿姨给她一大堆纸，她在上面画满了女儿和妈妈。还有一次，我在酒店餐厅和一顾客讨论该银行在香港地区试销以亚洲货币为底的美国长债券时，眼睛却不断地瞄着坐在餐厅一个安静角落的女儿。我告诉她一定不能来影响妈咪。她真乖，一声不吭面对一壶茶和一盘小点心整整等了我两个半小时！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2
四个月前的8月份，我替巴林欧洲洋行（INGBaring）做一项私人银行部门人才管理人力资源的项目。因为项目十分紧急，洋行要在一个星期以内决定是否在新加坡开办私人理财业务，我必须立刻飞往新加坡，原定好和女儿去中国长城的计划必须放弃。女儿在美国读七年级，中国的初二，他们刚学完中国的古文明。尽管是小美国人，但黄皮肤黑眼睛应该知道中国更是自己的国土。没有去过长城的女儿兴致勃勃地要去长城，要写一个长城的故事，把中国的长城告诉美国的同学。现在去不了了，和女儿的小计划相比，INGBaring的计划更重要，而且那是我的老客户给我的，我必须完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市场刚刚反弹，全世界各大银行正开始向亚太地区投资，急需那些生于当地、受教于英美、有良好个人素质和银行投资管理技能的专业人才。我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是发现和推荐这些人才的主要人物，这些年，由我引荐的上千名人才均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大中国区银行系统成为佼佼者、决策者、主管，有的还高升为投资银行董事局董事。决策银行的全球投资行为，我当然必须去新加坡。最终，女儿和我一块去了。那一次，我没有把她托给酒店的服务人员，她已长大，成了我的“助手”。当我穿梭在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各大银行的办公室时，女儿在酒店用流利的英文替我接电话。
上帝，我这一次可真的不愿去新加坡，去面对那开满热带艳丽花朵的城市，因为那座城市使我有着关于她的太多记忆，将使我看不见花的美，天的蓝，海的平静。触景生情！
终于三天下来，1月5日这天，我在新加坡的事情做完了。人经常分离也就学会了对付分离的办法，那就是工作。一刻不停地工作，使自己闲不下来，既不能回忆往事，也不能展演明天，只有今天。忙碌的今天终于过完了，我可以回家了。
但是，没有飞回美国的飞机！
我原本计划在新加坡只呆两天，由于工作之故多呆了一天，机票不得不改，于是我现在困在新加坡五星级文华大酒店的客房。我已经和四家航空公司联系过：美国联合航空公司飞往美国各大城市的飞机爆满，要在1月13日才有座位；西北航空公司情况也一样；新加坡航空公司要15日以后才有座位；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周飞一次，从现在到中国春节的票全都售完。我也给香港的航空代理Westminster的大卫去电话。大卫以前总是有办法找到机票的。他告我过两小时回话。两小时过去了，大卫准时打来电话：香港飞往北美和欧洲的所有航班，全都没有座位。
“怎么回事？”
“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富有，又加上今年的圣诞新年与中国春节连在一块，往来的旅客突然增加，有结婚的，有度蜜月的，有谈商事的，有探亲访友的，没办法。到海边去散散心吧！别人求之不得，你干吗要急着回家？”
“大卫，你替我看看有没有从北京或上海飞往北美或欧洲的航班？我可以转道。”以前我也这样做过，花钱多，但没办法。
“没有。看过了。”
我放下电话，望着窗外夕阳西下的新加坡海湾和沿海岸的高楼大厦以及过周末的车海人流，心上酸酸的。女儿这个周末没有妈妈。赶快回家。可我回不了家啊！这是大都市新经济新生活的代价，这是情感的代价！这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
我给美国的丈夫和女儿去电话，丈夫立即告诉我借这机会好好休息，“家永远在这儿等你。”丈夫的声音总是这样使我安心。以前，我回家晚时，丈夫总是替我将家里走廊的灯留着，彻夜通明。一年前买了目前这个带花园的别墅大屋后，我出差的那些日子，他又总是将大门的两盏灯亮着。
我立即搬出位于金融中心的文华大酒店，搬到新建的海滨浴场圣淘沙的香格里拉饭店，在美丽的南海，休假两天。
第二天一早，我便坐在窗前，望着那无边无际的南海，那散布在海中的诸岛和远洋轮，那初生的红日给碧蓝的大海涂上一片金光。这个季节最多的是婚宴；而新加坡人又喜欢在高档的五星级饭店里举行大型结婚仪式，白色的纱裙总是那样的激动人心，我眼前就有一对美艳的新娘和英俊的新郎，新娘天鹅般的脖子依在身着昂贵西服的新郎那坚实的胸前，一朵兰花使白色西装显得更加高贵、典雅。旁边跟着化妆师、摄影师、婚礼歌唱演员，以及鲜花、蛋糕，还有一辆巨大的奔驰跑车。音乐在大厅回响，飘荡到朝阳下的草坪和沙滩上，在玫瑰花丛中萦绕，最后洒落在南海诸岛。这一切使我想到我的丈夫，我的心里总会感到一丝酸楚和一丝幸福，酸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举行过婚礼，幸福的是我们一直比翼齐飞。
在华尔街工作的代价3
我一个学文学满脑子浪漫的女孩子，能经受工作的折腾和不断的分离，而不失去自己，不迷失方向，很大程度是因为我的丈夫。在很多地方，他待人厚道，对我宽容，他的爱与宽容总是使我忘记工作中的麻烦，使我的心充满希望、欢乐和爱，而早在十多年前我们新婚分离时，他就教会了我耐心和执著。
我想到1984年天津与北京的冬天，想到那年我和丈夫刚结婚他就离我去了美国，留下我独自在天津、北京。1984年的冬天十分漫长，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我还能看见落尽树叶的树干直指铅灰色的天空，大地一片冰冻。所以当1985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鸟鸣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的心顿时充满无尽的欢喜，从我在北京大学单身宿舍楼红二楼的镂花窗格看出去，两只小麻雀在宽阔的窗格上跳跃，小脑袋对着初升的太阳，小嘴不时地舔着梳理着柔嫩的羽毛。我情不自禁地用手摸着它们留在我床旁小书桌上的影子，那翘起的尾巴正好挡住丈夫刚从美国寄来的、我无比爱惜的、夹在小镜框里的彩照。相片上的他身着“万里长城”的T恤衫，双手叉腰站在华盛顿大学那象征学校大门的两座十八世纪哥特式巍峨、端庄的建筑前面，学校的校旗与密苏里州的州旗在蓝天下飘扬，前方是一大片翠绿的草坪。相片背后的话语带给我那么多的欢乐和情思：
“让那甜蜜的回忆带给你慰藉和宁静，让那热切的希望使你的生活充满鸟语花香，由回忆而幸福，由希望而充满信心和勇气——相见美国。”
爱情真能将一个不善言辞的男生变成一个多情的诗人，从高中开始，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他仿佛要等到大学毕业后，才能知道他爱的人原来是我，于是仿佛天下所有的文字都不够他使用。相片背后的落名处丈夫写下“你的小船”。他把自己称做小船（boat），把我叫作港湾（harbour），小船离去，做港湾的我多想随他而去！我新婚的丈夫是我的爱，我少年时代的崇拜，今天生活的伙伴，我，怎能没有他？
突然，一只小麻雀没站稳，从窗格上摔了下去，落在一夜间转绿的草地上，我探出头，目光正和受惊的麻雀对望，小雀黄褐色的珠子般的大眼，机灵警觉。
“哦，鸟，你是否带来我海那边新婚丈夫的信息？诗人们都赞颂那冲破雨夜的海燕和南来报春的燕子，可我却把你比作诗人思维想象的延伸，带给我喜讯的幸运鸟！”
小雀继续盯着我，似懂非懂。
“知道吗，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我举起床边那一大叠用蓝丝带拴起来的美国来信。那贴着美国国旗邮票的简易灰篮色信封，铺展开来便是丈夫从太平洋彼岸寄来的热情话语，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异国求学的激动与对留在国内新婚妻子的眷恋。他对我讲只要心心相印，又何必朝朝暮暮？然而，有多少个夜晚，多少个清晨，我听到身体激烈的鼓点，我多想自己的丈夫在我身边，合二为一，心贴着心，脸靠着脸。
小麻雀最后盯了我一眼，突然箭一般地射向撒满金色阳光的蓝天，紧跟后面的是另一只小雀，双双飞远。
我，也跟那双双飞走的鸟雀一样，四个月后飞到丈夫身边。
从此，我们就忙啊忙，忙了学习，忙工作；忙了工作，忙孩子；忙了孩子，忙亲戚。这些年来，我跑新加坡至少跑了二十趟，可从来没有和丈夫一起来过。什么时候这个忙，才有个尽头呢？
我又想到美国。我在美国研究生院的七年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