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是一群非常不错的年轻人，尽管我们遭到过一两次留校察看，但我还是能够一边玩得非常疯狂一边仍然做完作业。我喜欢这儿的气氛。
马萨诸塞大学的教授们，特别是化学工程系的主任厄尼·林德塞（Ernie Lindsey），一直将我作为宠儿来培养。厄尼比较喜欢我并在整个学业中指导我，就好像我是他的儿子一样。和母亲一样，他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曾经获得几份化学工程的暑期工作，一个是在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附近的太阳石油公司（Sun Oil），一个是在俄亥俄的哥伦比亚南方公司（Columbia Southern），即现在的PPG工业公司。1957年，我是大学里两名获得化学工程学位的最优秀学生之一。如果我选择去麻省理工学院，我可能只会成为一名中等生。以我为荣的父母给我买了一辆崭新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作为毕业礼物。
在我读大四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对我表示了接收的意愿。我有很多很好可以选择的工作，但是我的教授们都告诫我应该去研究院继续深造。我拒绝了公司的邀请，并决定到尚佩恩的伊利诺伊大学继续学习，因为我获得了那儿的奖学金，而且这所学校在化学工程研究方面一直排在前五位。我想对我的专业来说，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
我来到新学校还不到两个星期，就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女生，并约她出去玩。我们这次星期六晚上的约会太尽兴了，最后来到树林中的校园停车场旁边。我那辆大众车的车窗上蒙上了一层水雾，这时一道强光突然射了进来。那是学校的保安警察。接着，尴尬的我们就被抓了起来。我吓呆了，担心随后可能产生的一些后果。
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保守的年代，社会风气跟现在有很大的差别。而我正好又在更保守的中西部。警察把我们带到了校园派出所，并把我们关在那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才让我们回家。
我的生活出现了危机。我想我可能会失去一切：我的奖学金、获得硕士学位的机会、我的事业。而且最为重要的是，我想到了母亲，如果她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的命运将在星期一见过教务长后见分晓，他将最后决定如何执行纪律。
星期日的上午，我积聚了全部的勇气给哈里·德雷克莫（Harry Drickamer）博士打电话，他是化学工程系主任。而我对他的了解仅限于他那粗暴的名声。虽然我很害怕，但我知道他是我惟一的希望。
“德雷克莫博士，”我说道，“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校园警察因为我瞎胡闹抓住了我。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我需要帮助。”
我将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当时我的裤子差不多都快湿了。
“该死的，”他回答道，“在我所有的研究生里，你是第一个做出这种事情来的。这件事交给我处理好了，不过你从现在开始最好系好自己的裤子！”
德雷克莫所做的一切将我从尴尬处境中解救出来。我仍旧需要面对与教务长的艰难交涉，但是我没有被驱逐出校。然而，这次恐怖事件之后，我和哈里走得更近了。我们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同样把我当做儿子一样看待。我们为橄榄球比赛打赌，我们在新闻上发生争议。在楼道里，哈里总会无情地嘲笑我，不是因为红袜队的事揶揄我，就拿我日渐稀少的头发开玩笑。
哈里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在我整个研究生学习中指导了我。我需要这种帮助。在伊利诺伊，我不如布鲁克林理工、哥伦比亚大学或明尼苏达大学的同学准备充分。所以在我的第一学年里，我同样也是挣扎着通过的，我必须为我的成绩而奋斗。我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明星。
1958年，我完成了在伊利诺伊的第一学年，本来可以硕士毕业了，但当时整个国家经济不景气。没有20份工作等着我，只得到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塔尔萨附近的俄克拉荷马石油精炼厂，一个是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的乙基公司（Ethyl）。在去乙基公司面试的飞机上，我和我伊利诺伊大学的伙伴在一起，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空中小姐过来对我说：“韦尔奇先生，想喝点什么吗？”然后她转过去对我的同事说：“加尔特纳（Gaertner）博士，想喝点什么吗？”
第一部分 早年岁月建立自信（6）
我觉得加尔特纳“博士”比韦尔奇“先生”听起来悦耳多了，而我需要做的只是在学校再待上几年罢了。所以我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决定留在校园里继续攻读我的博士学位。这样做有好处，因为市场不景气，而且我非常喜欢我在伊利诺伊的教授们，特别是德雷克莫和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吉姆·威斯特沃特（Jim Westwater）博士。
在研究院，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生活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早上8点来，
晚上11点回家。有时候我仿佛觉得人们是以你灯亮的时间来判断你的。我的论文主要是写蒸汽供应系统中的凝结问题，所以我会花数小时气化水并观察气化水在一个铜盘上凝结。
日复一日，我用高速照相机拍摄表面上凝结的水滴的几何图案，我从这些实验中推导出了热传导方程。可笑的是，写一篇毕业论文让一个人完全沉迷于其中，还以为自己是在做诺贝尔奖工作哩。
在吉姆·威斯特沃特的强有力支持下，我只用了3年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几乎比所有的人都要快，因为一般说来，一个典型的研究生需要四五年时间才能获得博士学位。我根本不是攻读学位的天才人物。为了学位所要求的两门外语的达标，有一年暑假我连续3个月都在学习法语和德语。我走进考试的教室，把脑袋里的东西往外倒。我往脑子里灌输的所有东西都从脑袋的另一边倒了出来。我倒是顺利通过了考试，但是如果一周后你再问我一个法语或德语单词，我肯定答不出来。我的“知识”在我交上考卷后，立即就被清空了。
尽管我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是我可以集中精力去完成工作。有很多更聪明的学生完成他们的论文有困难，他们得不出一个结论，而我则完全是因为急躁的性格帮了我。
我一直觉得化学工程是商业职业所需要的最好的背景之一，因为课堂作业和必需的论文都教给你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许多问题都是没有限定答案的，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思维过程。一道典型的考试题可能会像这个样子：一个滑冰者重150磅，在冰面上溜8字花样，冰层厚一英寸。温度每10分钟升高一度，一直升到40度，同时风速是每小时20英里。那么这个滑冰者什么时候会掉进冰里？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这对于大多数商业问题来说也是一样的。这个过程帮助你更为接近事物阴暗的一面，很少会有非白即黑的解答。而且在更多的情况下，商业中对嗅觉、感觉和触觉的要求和数字一样重要，有时甚至重于数字。如果我们一定要等待完美答案的话，则会错过整个世界。
等到1960年我离开伊利诺伊时，我已经可以肯定什么是自己喜欢的，什么是自己想要做的，还有同等重要的就是，什么东西是自己不擅长的。虽然我的专业技术还算可以，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是最出色的科学家。和我的很多同学相比较，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我属于那种喜欢人胜过喜欢书、喜欢运动胜过喜欢科技发展的人。我认为对于一份既涉及技术又涉及商业的工作，这些能力和兴趣将是非常适用的。
我的这种体会有一点像昔日的一种感觉，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运动员，但远非是非常出色的。我想做的一些事情使得我和绝大多数博士有所不同。他们一般都会步入大学的课堂去授课，或者到实验室去做实验。我曾经不很认真地考虑过教书，甚至接受了锡拉丘兹大学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面试，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放弃这种选择。
除了学位、长久的友谊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伊利诺伊还给了我另外一样东西：一位了不起的妻子。我第一次看见卡罗琳·奥斯本（Carolyn Osburn）是在学校的天主教堂里，那时是四旬斋（复活节前40天），我和她都在那里做弥撒。不过直到一个共同的朋友在市中心的酒吧里介绍了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认识。
卡罗琳身材修长，漂亮、练达、聪慧。她以优异的成绩从玛丽埃塔学院毕业，并且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每年1 500美元的奖学金，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59年1月在篮球赛上第一次约会以后，我们就形影不离了。5个月后，我们订了婚，并于11月21日，也就是我过了24岁生日后的两天，在她的故乡伊利诺伊的阿灵顿结了婚。
我们蜜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驾着我的大众车穿越乡村、进入加拿大，去接受几份工作的面试。非常幸运，我得到了好几个工作机会，但其中只有两个比较合适：一个是在得克萨斯州贝汤的埃克森公司（Exxon）研发实验室工作，一个是在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的GE新化学开发部门工作。
GE邀请我去匹兹菲尔德，在那里我遇到了丹·福克斯博士（Dan Fox），他是负责公司新化学构想的科学家。这份工作非常吸引我。开发小组的规模比较小，主要是从事新塑料的研制工作。我觉得能够回到马萨诸塞很好。福克斯就像我以前的教授一样，给我的印象是睿智而且值得信赖。在福克斯身上，我看到了一名教练和楷模的风采，他能使每一个和他共事的人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在GE，福克斯已经是一个英雄人物了，因为他为公司发明了历新（Lexan）塑料。GE在1957年就开始销售历新了。这种产品是玻璃和金属的替代品，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从电热咖啡壶到超音速飞机机翼上的轻型涂料，几乎无所不包。
和其他发明者一样，福克斯早已准备好着手下一个项目了，他希望能够率先研制出一种叫做PPO（Polyphenylene oxide，聚苯撑氧）的热塑产品。他告诉我PPO将会是下一代的伟大产品。他向我描述了这种产品无可匹敌的耐高温特性，还说这种产品甚至可以替代热水铜管和不锈钢医疗器械。他告诉我说，我将是第一个负责把塑料从实验室里拿出去投入生产的员工。于是在一周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我1960年10月17日上班的第一天，我马上就感到失望了。
第一部分 早年岁月脱颖而出
1961年，我已经以工程师的身份在GE工作了一年，年薪是10 500美元。这时，我的第一位老板给我涨了1 000美元。我觉得这还不错，直到我后来发现我们一个办公室中的四个人薪水居然完全一样。我认为我应该得到比“标准”加薪更多的东西。
我去和老板谈了谈，但是讨论没有任何结果。
沮丧之际，我萌生了换工作的想法。我开始浏览《化学周刊》（Chemical Week）杂志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招聘信息”栏目，希望能够早日离开这里。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大组织最底层的“旋涡”之中。我想出去。不久，我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是一家设在芝加哥的国际矿物及化学公司（International Minerals & Chemicals），离我岳母的住所不远。看来这是一次抽身的机会。
这次早已预先确定好的标准的工资浮动使我看到了这家公司的吝啬，这是致使我感到愤怒、想离开的一部分原因。当初GE招聘我的时候，这家公司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铺满了红色的地毯，给人以无限的希望。他们说我正是他们开发新型塑料产品PPO的合适人选。
当我和卡罗琳来到马萨诸塞州匹兹菲尔德时，我幻想至少还有一点这种诱惑人的待遇条件继续存在。我们来到GE时，口袋里只有一点零钱。我们开着那辆褪色的黑色大众，跋涉950英里从伊利诺伊来到GE。当我于1960年10月加入GE的时候，正好赶上当地的工会罢工。为了躲开罢工纠察线，我在一个当地仓库里以“流水线开发专家”的名义报到工作。
马上，我的新老板伯特·科普兰（Burt Coplan）宣告了这段蜜月期的结束。科普兰是一个40出头、身材瘦削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