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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气”。听到这种评论，秦晓鹰只是一笑，反问：“美国人什么时候懂中国的事儿了？”
这次会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
当时，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为了了解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在“八九风波”后的政治选择，便指派一名记者采访当时中国政治上活跃的知识分子。
这个美国记者着重采访了3个人，一个是何新，一个是林炎志，另一个就是秦晓鹰。
何新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当然，他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
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是革命家林枫的儿子。他的父亲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又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办主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从白区到抗日斗争前线，从地方到中央，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林炎志是恢复高考后首批考取到清华大学的“新三届”高材生。“文革”时期，还不到20岁的他因为为受冲击的父亲鸣冤而被造反派投入监狱4年半。但他身上流淌着老革命的血液，颇具反叛精神。在“八九风波”中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风波。
美国记者在采访了何新和林炎志后，似乎仍然意犹未尽，便把目光投射在秦晓鹰身上。
秦晓鹰197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毕业后，进入了以前被称为“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了世界历史研究所中最年轻的一个笔杆子。在那个思想的冰层还没有化解的年份里，他以超常的冷静和上山下乡打熬出来的顽强毅力，潜心苦学，开始了一个青年学者最初的独立思考。
1979年，改革开放初现端倪，秦晓鹰的一篇题为《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理论文章就在学界引起震动，并受到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重视，被胡耀邦点名要求在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内部刊物上发表。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篇吹响时代号角的先驱性文章。因为按传统的看法，包括联共党史都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让，是一种被迫做出的临时性妥协。但秦晓鹰认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绝对的退让，而是一种十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后来这种策略上的“退让”变成了列宁的理论思索，逐步形成了建设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指导性理论。因此，具有普遍意义。秦晓鹰通过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从哪里起步等一系列事关国家与民族兴衰的大问题，做出了前瞻性的强烈的暗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成为我国新时期改革者形成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最初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原动力。
秦晓鹰在当时的另一个身份也引起美国记者的兴趣。他是那套曾于1984年开始风靡全国的系列大型丛书《走向未来》的编委。这套丛书偏重介绍新兴的边缘学科，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介绍给社会，使青年读者从整个人类文明的曲折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丛书共推出100种，在中国掀起了持续不绝的文化热和对新兴学科的强烈追求，成为新启蒙运动的发端。据当时外电评论，这套丛书的编委大多由思想激进的“新启蒙”知识分子组成，而秦晓鹰便是这些知识分子中活跃的一员，用他的话说，这是新时期以来的“百科全书派”的标志性行动。
应该说，秦晓鹰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中国理论界的一匹“黑马”，他以眼光独到的大量理论文章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1985年他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先在对外宣传局，又到宣传教育局，接着又到《党建》任总编室主任。有趣的是，他在业余时间还兼着一份很有“含金量”的杂志《中华英烈》的副总编，在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还是一名特约研究员。多方面的涉猎，使其走向一直受到国内外的关注。
美国记者找到秦晓鹰后马上被他的“威猛之相”所惊住：典型的东方四方脸，脑门儿很宽，鼻梁挺挺，有棱有角的嘴角挂着一丝捉摸不定的微笑，一双炯炯发光的大眼睛，有些咄咄逼人。
记者开门见山问秦晓鹰：“秦，你还支持邓小平吗？”
秦晓鹰的声音是浑厚的：“我支持！”
“为什么？”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道路是经过中国‘文革’十年的痛苦换来的，容易吗？”秦晓鹰说，“中国的特点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
记者停了停，又问：“那西方国家对你们中国的制裁是有效还是无效，或者说对还是不对呢？”
秦晓鹰说：“这是你们的政策，没什么对不对，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记者耸耸肩膀，两手朝两边一摊，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秦晓鹰接着说：“但是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封锁就能封锁出害怕 和屈服来，我告诉你，你们的封锁将会在中国造就一批民族英雄，就像当年美国的面粉造就了朱自清一样。”
记者说：“你很激动，秦！”
秦晓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说：“因为这不是学术或文化的讨论，这已经成为政治。学术无疆界，学者有祖国。我只能站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一边，不能站在西方政治家的一边。因为我是中国知识分子！明白吗？”
美国记者和秦晓鹰的初次见面就在这样一种不太融洽的气氛中结束了。当采访结束秦晓鹰起身告别时，美国记者伸出手握住秦晓鹰十分有力的大手，说：“秦先生，我对你很有兴趣，我们还会见面！”
果然，不久，这位美国记者在回国前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请秦晓鹰，向他告别。当他们走出饭店时，意外碰见了秦晓鹰以前的同事，女作家戴晴。
戴晴的父亲曾是大革命时期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杀害。据说，从此她成为叶剑英的养女。戴晴1979年因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小说处女作《盼》而走红，成为中国当时知名的作家。
1987年，有关部门筹备宣传革命烈士的杂志《中华英烈》，秦晓鹰和戴晴同时担任《中华英烈》的执行编委。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中，两人在稿件取舍和一些编辑指导思想与观点上存有分歧，其间也有龃龉，后来戴晴离开了杂志社，俩人便没有了联系。
秦晓鹰与戴晴在《中华英烈》杂志社共事的这段经历，美国记者并不知道，因此当戴晴和秦晓鹰俨然老熟人般寒暄客套时，美国记者十分吃惊地问戴晴：“你们认识？”
戴晴说，秦晓鹰是最能干、最聪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但他绝对是为共产党服务的……听这话时，美国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也许，这位先生此时才发现中国还真有这样一批思想十分锐进，但又非常忠实于自己国家的传统和现存制度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看来，要改革就只有全盘接受西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此时，离东欧剧变已经不远了。
高干子弟加海明威式“硬汉”教育的产物
很长一段时间，秦晓鹰被人误认为是高干子弟中的一员。其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以及他与这个群体的过从甚密。
秦晓鹰于1948年9月23日出生在一个高级干部的家庭。他的父亲早年参加共产党，曾经历过战争炮火的洗礼，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汗马功劳。20世纪60年代初，父亲因工作需要离开祖国，到国外工作，是共产党干部队伍中的佼佼者。
尽管他的父亲为国家的解放和外交事业奉献了大半辈子，也多次赢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夸赞，但老人却一直以一名普通干部的质朴品德影响着秦晓鹰，使秦晓鹰从小就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秦晓鹰最早在北京育才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条件很好的寄宿学校，学生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供给制干部。那时，社会风气良好，寄宿学校的校风也很正派。加上育才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充满了早年革命大家庭亲密无间的气氛。秦晓鹰深受熏陶。
他先是迷上各种古今长篇小说，甚至把每月5角的零花钱都积存下来，在周末的时候到书店买书回去读。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啃起了四卷本竖排版的《毛泽东选集》，那是他父亲到国外工作前留给他的惟一财产。这巨大的精神财富弥补了他当时精神上的匮乏，也为他以后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小学到中学，秦晓鹰学习成绩一直骄人，门门功课都是5分，被学友们称为“金鹰”“才子”。
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北京101中学，在这所同样云集了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的学校里，秦晓鹰并没有像某些同学那样，躺在老子的功劳薄上，以贵胄后裔自居，而是勤奋读书。
秦晓鹰上中学时已经从他父亲身上理解了那种“石光荣”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气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学会从容面对。那是他在中学田径队的时候，一次训练中他不慎摔伤了脚踝骨，痛得昏了过去，当他醒来后，谢绝了同学们的好心相送，也不搭乘公共汽车，而是咬着牙，一步一步从30里外的郊区走回家中。当他回到家，由于脚肿得厉害连鞋都脱不下来，母亲只好用剪刀把鞋帮剪开。就在母亲去拿药水和绷带的时候，父亲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傻小子，好样的！”
后来秦晓鹰在回忆父亲对自己的鼓舞时曾这样说：“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这不仅仅是表扬，而是一种无形的遗产。在酷暑烈日曝晒下钻进玉米地里，全身被划得一道道血痕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珍贵；在被“四人帮”的爪牙扔进私设的监牢里双腿溃烂，每天寂寞钻心时，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内涵；在一年有十个月只能吃萝卜、红薯秧、榆树叶这三种食品的时候，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丰富营养；在被诬告、陷害、打击的曲折的人生路上，我懂得了这份遗产的份 量。”
秦晓鹰16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上了团支部书记，17岁时他已成为学校党支部重点培养的党员发展对象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风雨到来之前，学校那种浓浓的政治气氛还是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
在离101中学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吴家花园，被一道篱笆墙圈了起来。秦晓鹰经常看到一个面容刚毅的老人在菜地里劳作。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被指责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彭德怀元帅。当时秦晓鹰非常纳闷，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囚禁”起来。
就在他带着满脑子疑问寻找答案的时候，学校里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自我革命”的运动。政治教师告诉他，资产阶级思想人人都有，关键看你敢不敢挖出来。而资产阶级思想大概从人的5岁起就开始腐蚀你们了。这种“革命”之语，让秦晓鹰着实吃了一惊。但“不甘落后”而又备感迷惘的秦晓鹰还是开始深挖自己思想中可能有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他在一篇题为《糖精加白开水》的作文里，把过节时他与家人一起喝酒的事抖了出来。他自认为挖出了他们家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思想”。哪知他挖出的问题竟被学校通过组织渠道反映给了他父亲所在单位。父亲为此勃然大怒，年轻的秦晓鹰也第一次明白“左”与诬陷只有一步之隔。
1968年1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的家庭开始“四分五裂”：母亲被发配到江西，哥哥去了青海，弟弟去了陕西，姐姐去了安徽，姐夫李肇星则先后去了山西离石和广东的牛田洋。
就在家人纷纷离开北京后不久，秦晓鹰，这位昔日的“少年才子”提着父亲学生时代在北京读书时的一只旧皮箱，登上了去山西插队的列车。
五六年的知青生活是艰苦和枯燥的，但秦晓鹰并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保持了中学时代热爱读书和勤于思考的好习惯。在贫苦农民的炕头上，在饲养员的窝棚里，在烈日下的高粱地里，在滴水成冰的水库工地上，在送“公粮”的喜悦中，在修水利而被炸药炸死的乡亲的尸首前，在干一天活只值一角钱的记工本里，在城市青年悲凉的诗歌里，在悄悄哼唱苏联歌曲来宣泄一点初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