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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法国从政府到民间都慢慢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吴建民到任的1年半内，他就接受新闻媒体采访近50次，出席和参加午餐会、报告会、辩论会等活动对外讲话20多 场。
有一次《巴黎竞赛画报》邀请吴大使和当时的社会党政府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共进午餐，讨论人权问题。库什内是“无疆界医生”的创始人，所谓的“人权斗士”，在法国威信很高。他因滑雪摔伤了腿，是拄着拐杖来的。他们的讨论围绕中国的人权状况、民主和西藏问题展开，谈了两个多小时。
库什内一来就说中国人权状况不好。不过他承认没有去过中国，有关中国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吴建民说，仅根据书本知识来做结论，可能是“瘸腿”的。接着，吴建民援引历史、现实的例子以及大量数据来反驳库什内的论点，最后库什内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权状况有进步。
吴大使告诉库什内，今天西方有些人像教师爷一样给中国上人权课，中国人很反感。他告诉库什内，在中国国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过去当中国人挨饿时，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没有人跟我们讲人权，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经济发展了，他们来给我们上人权课了，他们究竟是为了维护人权，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短短几句话，使库什内顿时哑口无言。
这个谈话内容后来发表在《巴黎竞赛·中国特刊》上，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杂志销出了10万份，从此库什内也和吴建民成了朋友。
2001年申奥，北京和巴黎是竞争对手。7月13日中午，巴黎大区议会主席举行冷餐会，请各界人士收看国际奥委会投票实况直播，吴建民大使也接到邀请。当吴建民出现在招待会会场时，法国人很惊讶。有人说：“你为什么敢来？要是中国输了呢？”吴建民以轻 松的语调说：“如果巴黎赢了，我祝贺你们；如果北京赢了，你们祝贺我。”当天晚上他共接受了14次采访。法国人似乎很乐意接受这样一个平和而有头脑的中国外交官。
法国民众对中国的友好态度将会使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所以，如果说希拉克在1997年时对发展中国关系还可能面临着法国民众的压力，那么当他2000年踏上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扬州土地的时候，已没有什么压力了。
也正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气氛中，吴建民才会有信心巧妙地设计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的行程从各自的家乡开始。
吴建民灵活的外交技巧和务实的作风在2003年胡锦涛主席访问埃维昂时再次得到证实。尽管那次吴建民与胡锦涛主席的接触时间不长，但还是让胡主席更相信了自己对吴建民的认定。
已经到任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并没有“养老”的意思，那不是他的风格。自他上任的第一天起，他就着手总结中国历年的外交经验，研究对外政策。最近他在媒体上谈及中国在2003年的外交特色时，表达对中国日益注重的“主动式外交”的兴趣。他认为，中国外交近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过去的“反应式外交”转变为更多的“主动式外交”。如温家宝总理在国内SARS疫情高度危急的时刻紧急出访泰国，出席中国—东盟国家首脑防治SARS特别高峰会议，在危难时刻扭转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使同样遭受SARS打击的东盟国家再次感到中国是本地区高度负责任的国家。另外，中国在化解朝核危机中的表现以及及时发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都表明主动外交的成功。在吴建民看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显示“中国新一届政府和领导人善于化挑战为机遇”。
人们注意到，吴建民的职务变动更凸显了他的外交智囊角色。
第二辑甄小英 （1）
奏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
甄小英，1945年生。1970年7月，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三公司工作。1971年7月起在太原从事党务工作。1979年3月至2000年1月，在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研部副主任，担任党建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执政党建设研究方向）。1994年11月至1996年6月被借调到光明日报驻巴基斯坦记者站工作。被选为第六届全国妇联执委，曾担任中央党校妇女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2001年2月至今，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分管教学科研。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甄小英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
在2003年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第12期上，一篇题为《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文章引起了海外观察家和传媒的特别关注和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在国内有“党建研究专家”之称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甄小英和她的学生，中央党校博士李清华。
由于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强调“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因而海外观察家几乎不约而同地猜测，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启动的政治改革方案发出的信号。
甄小英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任何超乎人民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更没有任何超乎人民权利之上的特殊权力。
文章在回顾了历史上的教训后指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积极健康，人民民主就会得到发 扬；什么时候党内民主生活受到破坏，整个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会发生严重曲折。
在甄小英教授看来，推进新世纪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紧紧抓住党内民主这个关键，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党内各项民主制度建设为重点，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突破口，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外约束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面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使其更好地发挥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带动作用。
文章还着重提出，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一、健全切实保障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进一步拓宽党内民主渠道，使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二、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三、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正确处理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四、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候选人产生办法和差额选举办法，切实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五、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等。
文章最后以总结性的语调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然导致对民主的践踏。
《以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一文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是甄小英始料不及的。自6月16日起，甄小英教授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各大媒体的记者纷纷把电话打到甄小英的办公室，要求采访，有的还专门从海外来到北京找到甄小英，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的关于“党内政治改革”的独家信息。甄小英因教学和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推掉更多的采访。有幸采访了甄小英的中国香港《南华早报》、日本《京都新闻》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在采访后获得了一个共同的印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改革是在踏踏实实地做，一步一个脚印。而中国香港《亚洲周刊》的一位记者称，中国政治改革形势日新月异，作为中共党建智库中的一名悍将的甄小英显然是不可忽略的。
文革期间顶撞权贵，发表《康生质疑X问》
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甄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