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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李希光来到美国《华盛顿邮报》做访问记者。虽然来美国时间不长，但他看到了美国及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正常的现象。
这年的夏天，李希光来华盛顿工作刚1个月，《华盛顿邮报》系统的亚洲事务负责人阿丽丝女士邀他到希尔顿饭店吃午饭。
阿丽丝如此热情款待李希光的原因是想听听他1个月来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新闻制度的看法。
“你敢接受采访吗？”阿丽丝女士问。
“我很高兴通过各种机会同美国新闻界同行交流。但问题不是我敢不敢接受美国同行的采访，而是你们敢不敢刊登我的专访和我的谈话。”李希光说。
“我们倡导的就是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没有什么我们不敢刊登的东西。”阿丽丝女士态度很坚决。
采访开始了。李希光对着录音机侃侃而谈。他首先肯定了他的美国同行在新闻采访和报道中的敬业精神和创新精神。
阿丽丝似乎有些不满足，她说她想听听一个中国记者对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看法。
“妖魔化。”李希光几乎脱口而出。
阿丽丝脸上露上惊奇和兴奋的神情。她认真听完了李希光的讲演式的谈话，表示马上就把这篇专访整理出来发表，并让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待摄影记者来为他拍照。
然而李希光第二天在办公室等了一天，也没有见到摄影记者来找他，阿丽丝的那篇采访自然也没了下文。直到李希光回国前夕，在他的欢送宴会上阿丽丝女士才告诉他，美国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你在采访中讲的多半是批评美国新闻界的话，而且你讲的那些事实又是那样容易打动读者，如果他们发表了你的采访，不等于让他们自己下不来台吗？如果他们能够用事实轻而易举地把你的妖魔化理论驳倒，他们也许会发表你的专访，然后紧接着发表驳斥你的文章，把你当成活靶子批判。”
这让李希光非常气愤。更让他气愤的是，1995年10月的一天，他和另外9位获“阿尔福莱德新闻奖”的外国记者被邀请听一堂有关维护新闻自由和保护记者权益的课。在会议室里，委员会主任威廉姆·奥姆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印有世界地图的该委员会的手册。李希光捧着这个手册，在地图上找中国，却发现地图上中国版图的西藏部分被绘图者野蛮地挖去，剩下的是一幅残缺不全、无法辨认的中国地图。
几天后，李希光去看望在宾州大学任教的老同学刘康，谈到这件事时仍难以释怀。刘康对美国媒体的妖魔化做法深有同感。交谈中，两人都表达了对处于低谷期的中美关系的忧虑，同时也切身体会到美国新闻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他们决定把美国主流传媒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作为一个选题好好研究。
刘康在美国任教10多年了，当时他正在做有关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研究，从文化的层面观察、分析中美关系近期的紧张。李希光的到来增强了他对中美关系研究的信心。
李希光在宾州大学除了与刘康进行交谈，还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讲他考察丝绸之路和尼雅古国的经历，第二次讲他在《华盛顿邮报》亲身所见所闻的美国媒体颠倒黑白、无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国的事实。李希光的讲演生动活泼，又直率真诚，受到了宾州大学师生的热烈欢迎。从这两次讲演中，刘康和李希光都看到，美国大学师生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感到民众对美国媒体对中国妖魔化宣传的不满。
这种主流民意与主流媒体的反差刺激了李希光和刘康的陈说欲望。于是他们多次在一起进行深入长谈。刘康就他在美国大学留学和任教多年的亲身体会，谈了他对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的看法；李希光则以一个资深记者的独特眼光，分析了美国舆论与政治的核心，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具体运作形式等等。李希光用笔记本电脑记录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
1996年，李希光回到国内，很快把他们在宾州的谈话内容整理出来，并以《如何看待美国主流媒体的对华报道——一位旅美记者与留美学者的对话》等题目，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很快引起学界的关注。后来《中华英才》杂志也刊登了相关报道，并被《报刊文摘》转载，在百姓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荡。
而就在李希光们对美国及西方媒体进行揭露和分析的同时，美国及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行动有增无减——
1995年底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关于中国的年终稿，配发了一幅中国人练太极拳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是：“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露出了穷凶极恶的好战本性。”
1996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星期日环球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要不要怕中国？》的文章。文章断言说：“中国将在下个世纪成为一个绝不会让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熟悉和友好的超级大国。”文章题头还配了一幅漫画，画面是一双巨大的筷子挟着几面美国国旗，好像中国将要瓜分美国。
1996年4月26日，中国、俄罗斯及其它中亚国家的五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牌，俄国牌》，大骂江泽民主席和叶利钦的会晤：“上星期在北京，时光似乎倒流了。”评论还用极为恶毒的词语说：“人们几乎可以听到一个新的轴心正在形 成。”
1996年7月19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NBC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中国代表队入场时别有用心地评说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他还在奥运会比赛期间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故意损害中国和中国运动员的国际形象，这件事引起中国留美学生的强烈抗议。
由于中美之间摩擦不断，中国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高涨，一些关于中美关系的时评图书走上书架。
这年夏天，刘康回到北京。他与李希光见面后开始策划《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写作。
鉴于当时中国图书市场出现了许多有关中美话题的情绪激昂的时评类图书，李希光和刘康都觉得如果再有一本中美时评类图书，应以更客观更冷静的姿态来进行写作。用刘康的话说，就是“不应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从10年前对美国的一片热烈浪漫，变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嘘声”，“不应煽起太多的激愤，温度升得太高，诱发新的中美对抗”，以免一些心怀鬼胎者“乘火打劫，火中取栗”。
确定了议题后，李希光陪着刘康来到峨嵋山，在漫长的旅途中，形成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基本框架。后来他们决定邀请曾有美国留学经历的新华社记者熊蕾、韩松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朱伟一参与写作。刘康回到美国后又邀请了3位在美国大学比较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加盟。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参与写作的8位学者完成了各自的章节。这年年底《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终于付梓印行，首版4万册一月内销售一空，成为1996年最突出的出版事件之一。
李希光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西方社会的研究，使他找到了西方“妖魔化”理论的根子，那就是哈佛大学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李希光曾对中国传媒分析说：“亨廷顿教授把这个妖魔化理论上升到极点，上升到文明的冲突。根据他的理论推理，要取得文明的胜利，只能是妖魔化对方。必须使基督教人民感觉到伊斯兰教文明或者儒家文明没有存在的价值，让对方也感觉自己像妖魔一样没有尊严，没有存在的价值。妖魔化就是为了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胜利。妖魔化是一种媒体策略，目标是消灭另外一个文明。这个策略就是通过妖魔化，在意识形态上、媒体上、文化上，使对方变成妖魔。妖魔化的结果是，被妖魔化的人民最终相信自己是妖魔，必须完全投降；而作为妖魔化别人的一方也真的相信对方是魔鬼，不投降，扔原子弹也在所不惜，就是用化学武器杀死大批平民，也不会有丝毫的不安，因为他们杀死的是妖魔。”
西方媒体的记者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在中国的热销十分恼火和恐惧，《纽约时报》等大报想方设法封锁这本书的出版消息。美联社和NBC等更把该书视为洪水猛兽，极尽一切之能事对其进行彻底抵制。但该书还是以最快的速度流传到美国等地，从而形成巨大冲击波。
《纽约时报》驻京记者邰培德对书中讲述的关于他的事情暴跳如雷，痛骂“这是一本烂书”，并在多个场合对李希光进行人身攻击。
为了消除该书对美国产生的消极影响，邰培德还在《亚洲周刊》上散布谣言：“即使《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没有中国官方的背景，作者们应该也有领会官方的意图。”当李希光提出要与邰培德在美国最有影响的电视频道公开辩论时，邰培德却装聋作哑。
就在西方媒体对该书大加封杀的时候，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却以从未有过的冷静对该书进行了认真研究，开始了对美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反思。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让我们同中国合作》，指出美国政府“在处理对中国的妖魔化方面却表现得很怯懦”。《华尔街日报》曾发表文章《另一个威胁正在逼近：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妖魔》，批评美国存在将中国妖魔化的倾向。文章称：“对中国妖魔化的活动眼下似乎正如火如荼。为了在冷战后的世界中物色一个能够替代原苏联的敌人，美国政治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试图让中国人充当这个角色。但是，现在不是冷战时期，今天的中国也不是昨天的苏联。”美国副总统戈尔批评了那种将中国看作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敌人的观点。他说：“孤立和妖魔化中国是错误的。”
1997年3月9日，《华盛顿邮报》星期天版的“图书世界”副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发表了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拜伦的3000多字的书评，指出：“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应该严肃对待。”
曾经与他人合作写作康生传记《龙的魔爪》而在西方汉学界出名的拜伦先生，于1997年夏天在《华盛顿邮报》读书版上就《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发表了一整版的书评。他在《体会言外之意》一文中写道：“显然，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不存在一致的亲美意见。这本书对美国的批评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品。”“书中的观点是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同胞感情的知识分子观点。《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通过对美国媒体和出版界的广泛分析，指出美国传媒对中国的介绍是片面的。这本书由于讲究写作风格，在美国赢得了一些高级外交政策顾问的赞赏。”
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个官员在认真通读完了这本书后，给李希光打电话说：“这本书太有吸引力啦！这绝对不是一本反美的书，只有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才会攻击这本书是反美的书。”
这句话正印证了李希光当初策划和写作这部书的宗旨。就像他在该书香港版的序言中所说的：“我诚心地希望我的美国同行不要 错把我们这本书当成一本反美之作，这本书的真正目的是给那些每天处心积虑地妖魔化中国的少数美国记者脑袋上泼一盆冷水，让他们从狂热的妖魔化中国的病态中冷静下来。”
1998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级军官研讨班的23名军官进入了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校园，他们将在这里参加为期两个星期的学习。这个交流项目是由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得到了中美两国国防部的支持。1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斯丹雷·罗思在华盛顿美国企业学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讲演中说，中美军队恢复接触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两国军官的这种互访将有助于两国军队互解妖魔化（de…demonizing）。
最能体现美国人对自身反思的行动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的中国之行。在他访华之前，这位民主党激进分子的代表感到了美国媒体的好莱坞式的报道着实太过分，令他无法改变中美关系。所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