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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必须经过韬光养晦。在他看来过分强调或者消极领会韬光养晦政策都容易导致无所作为。他还认为，我们不能完全按照美国的喜好来设计我们的外交政策，因为如果美国霸权主义欲望膨胀，中国不丧权辱国，无论实行什么外交政策美国也不会欢迎。
第五辑宫少鹏 （4）
外交是一场需要通观全局的博弈
在公众眼里，宫少鹏是中东问题专家。其实自1986年以来，宫少鹏研究领域相当宽泛，除中东问题外，朝鲜半岛、东北亚、南亚等地区的热点问题他多有涉猎。外交学院的同事称他是“最善于捕捉全球热点政治的外交通”。但对宫少鹏来说，如此庞杂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研究服务。
事实上，宫少鹏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一直成为中国外交战略方针的重要信息源。他撰写的《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恐怖主义、全球化与中东——一个来自博弈论的解析》《信息不确定条件下的外交调研——从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的调研说起》，以及与朱立群、周启朋共同主编的《冷战后国际关系》等著作中的信息分析，受到外交部的高度重视，其基本观点多次被外交部门吸收。
宫少鹏得到外交部门采纳的第一个建议是一件“小事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交战线上有一个提法：外交的任务是为我国四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当时他刚到外交学院不久，但对国际关系已深有领悟的他总觉得这种提法不够妥贴。他认为，外交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是互动型的，即便你想“创造”人家不给你“创造”怎么办？主观意志没有绝对性，用“创造”一词显得不恰当。再说，二战时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后曾喊出“创造一代人的和平”，成为一个历史的教训。因此他在一次外交研讨会上向有关部门提出应重新推敲这句话。有关部门很快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创造”改为“营造”，更贴近了外交的特点和原则。
静静地琢磨问题是宫少鹏在陕西插队时养成的习惯。插队时他才17岁，从北京上了闷罐车一路上都能听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宣传，到了陕西他又听到“农村最大的危险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口号。当时他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十分落后，宗族观念非常强，哪里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影子。小小年纪的宫少鹏对社会开始产生了怀疑。两年后他入伍了，看到部队的宣传与现实生活又不一样，他学会了反思。为此他吃了苦头。那是在林彪叛逃后，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林彪打倒的人都是好人。宫少鹏根据这样的逻辑推断认为，如果林彪打倒的是好人，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打倒的人也应该是好人。在那个年代说出这样的话是可想而知的。宫少鹏为此遭到了批判。
即便遭遇挫折，宫少鹏爱研究问题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在部队两年，他饱读毛泽东有关战争与战略的书，对战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现在。有一次宫少鹏到国外参观学习，在与国外同行交流问题时，大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引得同行拍案称奇。他们没想到一个中国的外交教授谈起战略来如数家珍。
2000年，宫少鹏到韩国参加第七届海军联会。以往出席者在会议发言时总习惯拿出写好的讲稿，把中国的有关政策照本宣科完事，可宫少鹏这次的发言却着实出人意料，言之有物，生动而实际。当时国际上“中国威胁论”还很猖獗，尤其是西方国家都认为中国发展海军是扩张的图谋。宫少鹏利用这个机会向世界诠释中国发展海军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保卫国防的需要。他说，试想，中国改革开放20年，如果我们沿海城市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卫，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哪里有安全感？与会的很多外国海军司令都被他的有理有力的发言所打动。
在中国的外交研究圈中，宫少鹏是最开宗明义主张弹性外交的学者。在他看来，外交学其实也是一种战略学，虽说外交是有原则的，但现实生活不可能是原则的教条。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灵活地发挥外交智慧是战略的需要。为此他一直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交往中的战略问题，适时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称这是为中国外交“敲边鼓”。
20世纪80年代前，中国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是一种原则性的谴责，但当恐怖主义逐渐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的时候，宫少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恐怖主义作为全球的公害，中国对它的谴责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提高到实质性的谴责，因为它会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恐怖主义对中国并无实质性威胁，中国没有必要提高声调来得罪他人，引火烧身。宫少鹏说，你怕得罪人，那就得罪自己人，中国同胞在世界各地求学、工作的不计其数，保卫他们的人身安全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再说中国国内的分裂分子与国外恐怖势力勾结越来越明目张胆。所以，反恐，中国是不能置身事外的。宫少鹏的建议得到了绝大数人的赞成。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加大了反恐的力度，现在成为全球反恐队伍中的重要力量。
宫少鹏平和儒雅，行事低调，业余除了痴迷文学和古典音乐外，几乎没有更特别的爱好。他不打牌，但笔者听到不少人称他“牌手”。原来长期关注他的人总结出他外交战略研究中的一招：出牌。
“主动出击，化被动为主动”可以说是宫少鹏外交战略研究的一张常用牌。这正好印证了他常说的一句话：外交就是博弈，你如果觉得被动你会更被动。
2002年11月，朝核问题浮出水面，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外交界也处于不安之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遭遇的“麻烦之水”。因为自“9·11”事件后，一度紧张的中美关系得到了缓和，中国的国际处境大为好转；而朝鲜是世人皆知的中国的传统盟友，朝核问题在此时爆发无疑让奉行韬光养晦政策的中国政府左右为难。
宫少鹏关注朝鲜半岛局势是从10年前开始的。当时美国卫星发回的资料显示，朝鲜正在准备进行核试验，尽管朝鲜一再否认，但还是接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6次检查，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发生争议。199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作出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强制性的“特别检查”决议，同时，美韩恢复举行曾于1992年暂停的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当即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宣布退出它于1985年底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半岛局势紧张起来。1994年2月下旬，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达成协议：朝同意其7个核设施接受检查，美韩同意停止1994年度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同意与朝举行第3次高级会谈。同年10月，美朝在日内瓦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同意冻结现有的核计划，同意将来接受对其所有核设施的检查；美国将负责在2003年底前，为朝鲜建造一座2000兆瓦或两座1000兆瓦的轻水反应堆。反应堆建成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但宫少鹏注意到，近两年来，朝美间在履行《框架协议》问题上争论日渐激烈，使人预感到美朝之间将有一番重大较量。果然当美国总统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2002年10月初访问平壤后，朝核危机终于凸显出来。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朝核问题白热化。
朝鲜宣布退出核条约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1月11日早晨，宫少鹏顶着刺骨的寒风早早来到外交学院的办公室。他想写一篇有关朝核问题与中国外交战略的文章，以抵御盛行一时的“麻烦之水”的消极论调。
宫少鹏认识到，朝核问题对中国的外交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也是一次机遇。在他看来，朝核问题是中国眼皮底下的一张牌，如果中国能利用这张牌，主动外交出击，化解半岛危机，那么世界人民就会把你看成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中国把它当成一个包 袱，觉得被动，那会更被动，不但不能树立大国威信，还给人以口实。
宫少鹏伤心地看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对中国的意见置若罔闻，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发言力。而在朝核问题上，该是中国外交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要解决朝鲜问题，美国怎么也绕不开中国，它可以没有俄罗斯，可以没有日本甚至韩国，但不能没有中国。
在一次外交工作研讨会上，宫少鹏把自己对朝核问题的思考和盘托出，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后来他在多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观点，影响覆盖到民间。
2003年3月8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伊始便派资深外交家钱其琛访问朝鲜。4月23日，在中国的提议下，中国、朝鲜、美国三方在北京参加两轮会谈，各方全面阐述了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都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愿望和设想，从而使朝鲜半岛暂时避开了战争的威胁。
为了推动朝核问题早日和平解决，中国又进行连串动作，加大了介入和外交斡旋的力度。7月12日，中国副外长戴秉国带着胡锦涛主席的亲笔信飞往平壤，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等多位朝鲜高官会面，与朝方就朝核问题展开外交斡旋。14日戴秉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美，先后与美国副总统切尼、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以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一群高官会面，在与切尼会谈时，还转交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给布什总统的信。8月27日，在中国的协调下，中国、美国、朝鲜、日本、韩国、俄罗斯，就朝核问题在北京举行首轮六方会谈，第二轮会谈也进入关键操作阶段。
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中国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所发挥的作用令世人敬佩，中国活跃的外交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问题上越来越关键的影响力。
“外交就是博弈”——这就是“牌手”宫少鹏的战略观。
第五辑宫少鹏 （5）
附录
“报人”外交家
宫少鹏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并不在于抹煞其他同志的功劳。事实上，许多建部时期进入外交界的老同志经过组织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很快也变成了精通外交业务的“秀才”，同样为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也不是说新闻工作者可以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外交干部。新中国外交界“报人群体”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外交官的素质也非“报人”素质所能全部涵盖的。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系统培养外交人员的机构，外交队伍的新老交替也已基本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外交界“报人集团”已圆满地为自己的历史存在划上一个光辉的句号。
我们称道“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其意更不是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从未出现过偏差和失误。在毛泽东主席晚年，“左”倾思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他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思想，干了不少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情，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混乱。一些“报人”外交家在这一期间执行了某些“左”倾政策，犯了错误，其主要责任当然不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我们今天研究“报人”外交家为新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是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掘他们身上的优良传统，为四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做出我们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向“报人”外交家们学习什么呢？
我们要学习他们全心全意献身中国外交事业的敬业精神。建国之初，百废待业，懂外语的记者在对外宣传和国际新闻领域里得到广泛的发展机遇。因此，一些过去在新闻界工作的干部在接到调令赴外交界任职时，确有不愿放弃新闻事业而投身新领域的思想顾虑。特别是，新中国的外交是“说理”外交，工作的“主战场”在办公桌上，这就使得许多才华横溢的外交干部要埋头“后台”工作，与“声誉”“名望”绝缘。另外，像章汉夫、乔冠华、龚澎这样的“秀才”，一生未有机会到海外长驻，人们想像中的优越生活条件和优厚待遇（其实是不存在的）也是他们无从领略的。如果没有可贵的献身精神，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