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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城市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沉淀于社会的职工，主要是倒闭的城市集体所有制企业自谋职业的职工，国有破产或濒临破产企业的无再就业能力的职工，以及上述两类人员的家属；二是竞争能力较差，在劳动力市场上被淘汰的人，主要是被开除、辞退、解聘或辞职，以及难以被录用的待业青年等；三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由富裕阶层沦为贫困者，如经营破产的个体户；四是劳教、劳改后回城人员，犯罪人员的亲属，以及因赌博、吸毒而致使家庭衣食无着的人；五是偶发因素所造成的贫困者，如车祸、地震灾害以及疾病等导致残疾从而失去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的人；六是对物价上涨缺乏抗御能力的低收入者，他们长期以来收入低、负担重、无积蓄，物价上涨极易使这些原本处于贫困边缘的职工，因难以承受通货膨胀的重压而沦入贫困状态；七是流入城市打工、当保姆，但又务工不着或被辞退失去收入来源，生活极端困难的农民，他们是目前和将来最大的城市贫困人群，但至今未被纳入保障网络之中，也未成为任何一项反贫困计划的对象。
第五辑康晓光 （2）
在他看来，如果忽视城市贫困人口的庞大队伍，那么反贫困计划肯定是不彻底的。
面对反贫困行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他提出实行反贫困制度创新。要做到制度创新必须在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是贫困地区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因为贫困地区往往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地区，而且这种差距并不比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来得小。因此，加大改革力度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战略之一。社会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的组织；大力发展非国有加工业企业，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活动程序，削减冗员，改变政府部门作为地区“就业机器”的状况。
第二个方面就是反贫困行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国的反贫困行动或扶贫工作最大问题是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低，扶贫效益不大，不仅需要扩大和改革现有的扶贫组织机构，还要对现有扶贫工作的管理制度做大量的改进和设计工作，同时要提高各级扶贫机构工作人员素质。
康晓光在马山县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村，走访了几万户贫困家庭，所获资料十分珍贵。他把他的调查和思考凝聚成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后来成为中国反贫困工作的指导用书。该著作还获得1995年“桂花工程奖”和桂版优秀图书一等奖。他在反贫困第一线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96年，他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5年底，康晓光离开了广西马山回到中科院，但他的反贫困工作还在继续。人们看到他后来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涉入中国最现实的问题，都与中国改革进程息息相关。有人说他是在“啃中国最难啃的骨头”。是的，他就像西西弗斯一样，尽管困难重重，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不停地把巨石搬上山。加缪《西西弗斯神话》最后部分这样写道：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希望工程”的奠基者
显然，康晓光比西西弗斯幸运多了，他每一次努力都看到了希望，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成功的一次接近。
1998年，康晓光在《瞭望》杂志上公布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国的反贫困行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8年的4200万，20年间减少了2亿多人。同一时期，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却有增无减，处于市场化转型之中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增加。他说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及其带来的全面经济增长。
我国反贫困工作中，政府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但各类民间组织以不同的方式在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国际民间组织处，专门负责利用国外民间组织的资金开展扶贫工作，有56家组织和机构提供了 2。4亿人民币的资金，用于扶贫开发和救灾援助。成立于1989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已累计为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和物资6亿多元人民币，有50多万贫困人口直接受益；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开始实施“希望工程”，为资助失学儿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尤为引人注目。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团中央、中华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共同创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康晓光被聘为基金会的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为促进“希望工程”的健康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6年康晓光花了两年时间，撰写了《创造希望》和《“希望工程”调查》两部宏篇巨作，于1998年公开出版。他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募捐、资助、项目开发、组织发育、社会参与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全面揭示了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功能主义社会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新成果，提出了解释青基会发展的“需求—响应”模式，最后将青基会的发展放到中国现代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分析，探讨了青基会的发展对于我国未来“第三部门”成长的启示。
“第三部门”是西方学者发明的一个学术名词，指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甚为迅速，如在美国的各部门中，大概20％的劳动力和15％的经济总量存在于“第三部门”，而且越来越大，形成一个潜力非常巨大的新潮流。康晓光认为，我国“第三部门”的发育十分缓慢，与市场经济很不协调。他在《创造希望》中说：“市场经济、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要素，其中市场经济是自治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极为迅速，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自治社会的发育还刚刚起步，这表现在民间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少，缺乏独立性，而且所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更为重要的是，自治社会恰恰又是中国最为缺少的。”
在康晓光眼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疑是中国“第三部门”中引人注目的一个，它致力于保障中国最贫困阶层的最基本需求，推出了“希望工程”这一目前中国效率最高的社会再分配项目，为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成功的尝试。最重要的是，中国青基会为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起步和发展提供了杰出的先导和示范。
作为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康晓光在研究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的时候，首次提出了把“制度创新”作为研究重点。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承受着发达世界巨大的示范压力，现代化任务极为沉重；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正在进行全面深刻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的任务格外沉重；与一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传统要素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与现代文明接轨难度极大。这样，中国的制度创新不仅任重道远，而且必须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过程，相应地，研究中国的制度创新问题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五辑康晓光 （3）
2001年2月，康晓光等主编的“中国第三部门研究年鉴”——《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公开发行，他的《关于官办社团自治化的个案研究》以大量案例剖析社团自治化的必要性问题。作者特别强调了个案研究的意义。他说：“个案研究有着独特的价值。一个 好的个案，可以使研究者透过它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结构的特征，透过它的演变洞察时代的历史趋势和社会的发展脉络。”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社团》还汇集其他知名学者对中国“第三部门”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从传统民间公益组织到现代“第三部门”》、青基会会长徐永光的《中国“第三部门”的现实处境及我们的任务》、高丙中的《社会团体的兴起及其合法性问题》等通过丰富的论述及大量的案例，使人清楚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内部非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大量创新活动。这些创新活动都是社团组织担负起原先国家和政府不能担负和没有担负的职责，例如慈善等事情。
康晓光曾多次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在人才争夺战上一步落后，就可能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等方面步步落后。用全球的视角来审视，我国最需要的是人才，最缺乏的也是人才。”
基于这样的思考，康晓光对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的“希望工程”尤为投入。因为“希望工程”从更现实意义上说就是人才战略。
中国青基会自1989年3月成立的几年内，已经使贫困地区200多万已经失学、濒临失学或从未上过学的儿童得以就学；为贫困地区修建、改建、新建了近6000所希望小学；为贫困地区送去了1万套《希望书库》；表彰和培训了数千名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其中绝大多数是民办教师。
1998年是中国青基会既定的“希望工程”冲刺攻坚计划的最后一年。青基会推出 ’98“希望工程”志愿者劝募行动，招募20余万名志愿者，深入社区，贴近公众，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化筹款方式，再次掀起了捐资助学的热潮。而1997年洪水肆虐期间，灾区大批农村小学被毁，学童无校可上的危难关头，青基会与全国200多家新闻媒体合作的 ’98“希望工程”救灾劝募行动，赢得捐助上亿元，救助3。9万名灾区儿童回到了校园，向灾区紧急提供2000多顶“帐篷希望小学”，资助灾区建设希望小学500多所，为灾毁学校迅速复课做出了突出贡献。1998年，全国“希望工程”实现筹资3．54亿元，其中中国青基会近2亿元，创下了10年来的最高记录。“希望工程”实施10年来，已经累计资助了200余万名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由于政府扶贫、普九力度的加强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失学儿童的绝对数和失学儿童的比例都在逐年下降，贫困地区适龄儿童对社会的资助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8年后，“希望工程”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希望工程”由救助失学儿童转向对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并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
然而“希望工程”的建设过程也非一帆风顺，2002年3月《南方周末》用四个版面刊登该报驻京记者方进玉的调查报告《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质疑基金会负责人徐永光在“希望工程”中的违规操作。“希望工程”遭遇信任危机。
“希望工程”信任危机引发的全社会对中国“第三部门”的信誉危机，使康晓光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因为中国需要“第三部门”，无论是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都需要市民社会的支撑。中国的NGO（非政府组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所以，这场危机将给整个中国社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2002年4月康晓光以《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一文对此次危机作出回应。他坦率地说，我对事件本身的“真相”和“背景”没有多大兴趣，我真正关心的是比它们更为深刻的东西，这就是此次危机的“根源”与“后果”。他说，“希望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中国的形象工程，它所取得的成就是其他机构望尘莫及的。“丧钟为谁而鸣？”不仅仅是为一个中国青基会而鸣，而且是为每一个NGO而鸣，为每一个中国人而鸣！
康晓光在担任中国青基会常务理事兼非营利组织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同时，还被中国扶贫基金会聘为常务副秘书长。这是他反贫困路上的又一个领域。
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业务主管部门是农业部，接受民政部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2002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发起了“新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