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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任何时候都不失谦虚，这对一个凡人来说乃至难之事。我本人有时也会因一颗高傲不逊的心而扬起头颅。
在精密陶瓷这个基本上未被开拓的领域中，京瓷公司开发了很多新技术、新产品，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同样，KDDI公司也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发展。周围的人们对我交口称赞、奉承有加，在会议等场合中，我经常会被推举坐上座，受邀作嘉宾，作演讲也是常有的事。
于是，尽管有心自律，但这个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努力，取得如此成绩，受如此礼遇，是理所当然的。心中难免骄傲自满并沾沾自喜起来。
就在自己洋洋得意之时，忽然会觉得自己有点飘飘然，于是“不行不行”，立即又自省自律起来。即使皈依佛门之后，我仍是如此反复。
想一想，我所拥有的能力、我的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必然性表明它们就是我的私有物。别人拥有它们，也没有任何奇怪或不般配之处。而且，迄今为止，我所能做到的事，别人也能做到。
这一切，都是上天的偶尔赐予，我只不过是付出了一点努力而已。我认为，任何人的任何才能，都只能是上天的恩赐，不，只能是借物。
所以，无论是何等优秀的才能，产生出的全部成果既属于我又不仅仅属于我。才能和功绩都不是我私有的、独占的，它应该属于人类和社会。亦即，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公”作为第一原则，用于“私”作为第二原则。我以为谦虚这个美德的本质就在于此。
但是，在谦虚精神日渐淡化的同时，社会上的很多人把个人的才能私有化。特别是，居于他人之上，更应该成为他人模范的领导们这种更突出。在有传统、有业绩的大型企业中，组织规范和伦理的要求好像完全松懈了一样，丑闻事件层出不穷。另外，那些代表国民处理国家公共事务，被老百姓用血汗钱供养起来的官僚们却在利用自己的特权干损公肥私的事。
大企业的头头、干部、官僚都有超过常人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断发生丑闻事件和渎职事件呢？这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才能作为私有物了，此外没有其他原因。他们认为自己具备的才能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把它视作私有之物，不是为公共利益发挥作用，而是为私利私欲极尽能事。
领导的“德”要高才“才”
前面已经多次讲过，我思考的“人生方程式”是由思维方式、热情和能力三个因素相乘而得。
发生丑闻事情的精英全都具有超常的能力。他们有热情、有使命感，一定也作出了超常的努力。但是，因为在重要的“思维方式”上存在问题，所以拥有的超常能力和热情没能朝正确方向发挥。因此，不仅会犯错误，贻害社会，甚至自己给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
这里说的思维方式，是指生活态度，也就是指哲学、思想、伦理观等，也指涵盖了所有这些因素的“人格”。谦虚的美德也可以算作其中之一。人格如果歪曲、邪恶，即使有再大的能力和再高的热情，或者说越有能力和热情，带来的结果“负值”就越大。
而且，就现在的日本社会而言，我认为与领导个人资质相比，领导的挑选方法本身存在着问题。因为很多组织的领导不是以人格而是以才华和能力为标准选拔出来的。也可以这样说，与人格相比，现在的人才配置更重视能力、更重视只能用考试结果表示的学业。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的人能够就任政府部门的要职或进入精英序列等。
这一切也许是战后日本经济以增长至上主义为主的社会背景使然吧。与其重视人格这种模糊的因素，还不如重视才华这种容易直接带来成果的要素来选拔我们自己的领导，这种用人标准一时间成为主导趋势。
在选举中，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把选票投给能给地方带来利益的“拍胸脯政治家”、换言之就是人们希望把那些有才而缺德的人作为自己的领头人。这种倾向或社会风潮我们很难改变。
日本人曾经也具有“大处着想”的思维方式。我们敬爱的西乡隆盛先生曾经说过“给德高者以高位，给功多者以褒奖。”这个意思是，功绩卓著者给予金钱奖励，而人格高尚者则让他位居高位。这虽然是一百多年前的老话，但一点也不陈旧，依然是今天非常通用的普遍的思维方式。
在道德崩溃、伦理丧失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铭记这些话的意义。居人之上者人格比才华更重要。越是具备超群才华的人越不应该沉湎于才华。也就是说，需要某种东西，来控制超常的才能不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就是道德，是人格。谈起“德”，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复古。但是，人格的陶冶应该没有新旧。中国明代思想家吕新吾在其著述《呻吟语》中明确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即：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等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等资质。”
这三个资质，换言之就是“人格、勇气、能力”。吕新吾希望居人之上者兼备以上三个资质。这三个资质如果按顺序排列，就是人格第一，勇气第二，能力第三。
自省与人格磨砺
战后的日本大多起用第三等聪明才辩型的人物作为领导。能力强、擅长雄辩、知识丰富的实用型人物得到得重用，而有人格威望的第一等人物虽不至受到轻视，但也靠边站了。
这样，无领导之德的人物除才能之外缺乏内在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标准、缺乏人格厚度与深度这样的人物被安排在领导职位上，从而导致近年来政界丑闻频繁发生，甚至更广一点说，现在社会上的道德颓废，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发生丑闻事件组织的领导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但在等记者问时，很难令人感受到他们人格方面的厚重。只是发表一通“做得不对”，“争取不再发生”等敷衍塞责的托辞。因为只是通读他人准备好的文稿，听起来我感觉全是教条主义，作为负责人的真挚和诚实一点也没有传达出来。
即使他们感到惊慌失措、蒙蔽事实、逃避责任，但是，很少见到他们认真对待整个事件，承担自我责任，该说明的作出说明，该改正的进行改正。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哲学，甚至缺乏对事物的善恶、正邪严加区别的标准。
如果这就是号称社会领袖的人的作为，那么现在的孩子们不尊敬、不信任大人，就不难理解了。
居于人上的领导们需要的不是才能和雄辩，而是以明确的哲学为基础的“深沉厚重”的人格。谦虚、内省之心、克己之心、尊崇正义的勇气，或者不断磨砺自己的慈悲之心——一言蔽之，就是他必须是抱持“正确的生活方式”的人。
这就是中国古代所提倡的远离“虚伪”、“自私”、“放纵”和“奢侈”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不能虚伪、不能有私心、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有奢侈之心。课以自己高洁的生活方式，这是人上人的义务，亦即崇高的义务。
说到努力树立正确的做人准则，也许有人会笑好像小学道德课中讲的一样。但是，不正是因为我们大人没有遵守小学所受的教育才导致现在社会价值观动摇，人心荒废吗？
现在，有多少家长能对孩子堂堂正正地进行道德教育呢？又有多少人富有远见、人格厚重，能对他人明确示范、伦理说教呢？想到这些，我不由得感到非常羞愧。
其实，具备正确的人生态度一点也不难。就是孩童时代父母教导我们的、最基本的道德——不撒谎、正直、不骗人、不贪婪——这些朴素的行为规范，现在更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并严格遵守。
磨砺心智所需要的“六个精进”
当然，需要磨砺、提高心智的不仅仅是领导。任何人都需要将心智朝好的方向提高，不仅要做一个有能力的人，还要做一个有人格的人；不仅要作一个聪明的人，还要做一个正确的人。可以说这就是人生的目的、人生本来的意义。所谓人生，就是提高我们人性的过程。
那么，所谓提高心智，到底是指什么呢？我认为那绝对不是指到达省悟的境界或者至高至善的境界那样困难的事，而是指当自己死亡时，心灵会比出生时变得哪怕更美一点。也就是指死亡时的灵魂比出生时灵魂销有进步，心智略有磨炼的状态。换言之是指抑制自私、冲动的自我，心态更加平和与包容，利他之心开始萌生。让与生俱来的我们的身心变得更加美好一些，就是我们人类活着的目的。
的确，在漫漫的宇宙历史长河中，人生也许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我以为，就是在这一瞬间，将生命即将终结时的价值高于生命开始时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再进一步说，在为此所付出的努力过程中，就有人的尊严，生的本质。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每个人都会体尝各种艰辛、悲痛、烦恼、挣扎、也会体验到生存的喜悦、欢乐和幸福。
把这些体验、过程作为磨砂砥砺自我心灵，使谢幕时的灵魂比人生开幕时的灵魂更高尚一点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有了足够的价值。
那么，怎样才能砥砺心智、提升灵魂呢？其中有很多办法和途径。可以说就象攀登山峰的角度有360度一样，途径几乎无限多。
作为砥砺心灵的指针，我根据自身经验总结出以下“六个精进”，告诉给周围的人。这六个精进分别是：
（1）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比任何人更多钻研，而且一心一意保持下去。如果有闲工夫抱怨不满，还不如努力前进、提高，即使只是一厘米。
（2）戒骄戒躁
“谦受益”是中国的古语，谦虚之心能召来幸福、净化灵魂。
（3）每天自我反省
每日检查自己的行动和心里状态，是否只考虑了自己的利益，是否卑怯的举止等，自省自戒，努力改正。
（4）感谢生命
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培养对任何细小的事情都心怀感激的心性。
（5）行善积德
“积善之家有余庆”，提倡行善、积德，特别注意要有同情心，行善积德有好报。
（6）摒弃掉感性所带来的烦恼
不要总是忿忿不平、杞人忧天、自寻烦恼。相反地，为了不致事后后悔，更应全身心地投入。
我经常把这“六个精进”说给自己听，并有意地实践。将这些看似平凡、理所当然的东西，一点点坚持实践下去，直到融入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把名家名训装裱镜框之中，高悬于家壁之上，而是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
将感恩之心铭刻于童心当中
现在，这个时代“物质丰富，精神空虚”现象日益显着。其中，上面“六个精进”中提到的“感激”之心，已变得淡薄。我认为正因为是物质充足的时期，所以需要重新审视“知足之心”与“感恩之心”。
在我还年轻、社会物质生活也很贫困的时候，我认为人生在世最重要并为此不断付出努力的就是做到“诚实”。
对人生和工作尽可能诚实。不偷工减料，认真、勤奋地工作、生活。这对于生活在贫困时代的日本人来说不是特别稀罕，而是融入当时日本人血肉的一个特征，也是一种美德。
不久日本经济迎来了高度成长期，社会变得富裕、稳定，京瓷公司也走上正轨，规模也越加壮大，此时在我心中逐渐占据较大位置的是感激。对于努力和诚实所带来的恩惠，我自然就心怀感激之情。我的人生道德标准就是在这些经历和实践中逐渐巩固定位的。
回首过去，这种感激之心就像地下水一样滋养着我道德的河床。这跟我幼儿园时期的一段经历有很深的关系。
我的老家在鹿儿岛，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曾经带我一起去参拜“隐藏的念佛”。所谓隐藏的念佛，是指德川时代一向宗（净土真宗）被萨摩藩镇压，但信仰虔诚的人们仍然暗中继续保留和遵从着一种宗教习惯，在我年幼时，该习惯还在保留着。
和其他几对父子一起，我跟着父亲，借灯笼的微明攀登在昏暗的山路上。一路上，大家默默无言，沉浸在恐怖的神秘氛围之中，幼小的我也费力地紧跟在父亲身后。
登山的终点是一户人家，进去后，壁龛中一个气派的佛龛，佛龛前穿着袈裟的和尚正在诵经。由于只点着几支小蜡烛，室内非常阴暗，我们各自坐下，融入昏暗中。
孩子们正座坐在和尚身后，静静地聆听他们低声诵读经文。读经结束后，我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