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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管理体制有太多冲突。所以，这事后来被认为是胡思乱想，就没再进行下去。另一件与此相似的事，就是他想把喜马拉雅山炸炸一个口，然后让印度洋的暖风吹过来，使山这边也变成江南。这个想法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科学家提出来的，这些科学家坚持认为这件事在科学上是可行的，商业上也是可行的。但经牟其中一讲，大家就认为他在那儿胡思乱想。老牟的第三个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就是朔天运河；他想从平朔到天津挖一条运河，运河开通后把山西的煤直接通过水路运到天津港。
总之，这些东西我一直觉得在商业上是非常有想象力的，而且逻辑上都是成立的，只是跟我们的体制环境不匹配，所以，今天看来大多失败了或者被认为是狂想。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但由于他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这种命运使他成为“过去的一代”。也许，再等上十年、二十年，他就会有机会成功了。任志强当年曾被错关了一年，要是再往前、毛主席那时候，可能就给枪毙了，哪会有今天的风光和业绩！所以商业上的成功还要和制度环境相适应。作为一个民营企业，我们的任何商业计划都有一个跟体制环境的配合问题，如果不能配合，你的结局就是牟其中第二。
钱是无限的
牟其中的南德公司是特别混杂的企业，那个时候还没有《公司法》，南德的组织结构非常奇怪。南德有一些江湖的习气，来来往往的人都跟行走江湖的一样。老牟被判过一次死刑，坐过两次牢，算是大难不死。这一传奇经历吸引了很多江湖上的人来找他，很多人素不相识，纯粹慕名而来，来了以后，就跟过去江湖上一样，一拱手一抱拳，就可以在这儿吃喝。南德的食堂一直开着，饭菜做得非常可口，吃饭也不需要交钱，于是来来往往的人就都在这儿吃。我最胖的时候就是在南德那段日子，吃得实在是非常好。另一方面，南德又像个家族，因为牟其中的老婆、小姨子、儿子、侄子等所有的家里人都在公司里；此外，好多他的乡亲、也就是万县老乡也在公司，关键岗位全都是万县人。整个公司业务全是他老婆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是老婆跟大家定。老牟的状态又像袍哥，凡是四川来的，他都一律招呼，而且走到哪儿都是前呼后拥的。最后，南德又像政府，它的机构设置又是办公厅、一二处，又是东北办、西北办、东南办，完全像国家建制。我是总办的，当时还兼过西北办主任；王功权那时候是东南办主任，汪兆京是二处处长。这么一个公司组织，它既沿袭了家族、江湖做法，又模仿了政府和机关，所以相应的游戏规则也是很混乱的。
南德做事情的时候，完全没有什么章法。南德集团下边做了一大堆公司，这些个公司是怎么管的呢？我在总办当办公室主任时，一个重要的职责是管公章。这公章怎么个管法？当然要老牟同意才能盖章了。但是公章实在太多了，找起来麻烦，于是就用一个网兜，在网眼上系上绳，把章子都系在那些个绳上；这样，一提网兜，所有公章就都出来了，有好几十个呢。每个公章子把把上都贴块小胶布，上边写着一号、二号、三号，另外还有一个配套的练习本，上面写着每个号码相对应的公司名称，真有点像密码本的功能。需要盖章的时候，我会得到通知说用几号章，于是就把网兜拎出来，找出相应的公章盖上。这是一种管理办法。老牟还有一种管法，就是成立很多小组（项目组），类似现在的风险投资，大概10万块钱、俩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组。一时间，来了很多说故事的人，卖药的、政治上失意的、江湖郎中、献宝的、倒技术的全部都来了。老牟的想法是，每一个项目组划拨三个人、10万块钱（那个时候10万块钱是挺大一个数目呢），你们就折腾吧，万一有一个做成了，我的投入就全找补回来了。这很有点儿像当今的风险投资。老牟就是喜欢这么撞大运。比如我们西北办，任务就是在黄陵地区组织扶贫开发区，管理地域是13个县，包括整个延安地区。成立了管委会之后，又成立公司。我在这样一个架构下，也不知道钱最后怎么挣，当地人也都犯懵。有一次延安的书记专程到北京来，说是有一个甲醇项目需要两千万，想请老牟投资。老牟听了以后，丝毫打不起精神，那位书记还以为这个项目不够好。老牟说这个项目挺好，但是你需要的钱太少，才需要两千万，我干不了，你能不能想大一点儿？老牟说：“你这样，你就放开了想，第一钱是无限的，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第二人是无限的，想找谁就找谁。你就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想出项目来再找我。”他这几句话，把延安的书记给弄懵了：这可怎么想？缺钱时从来想的都是少要一点儿，免得给人添麻烦，他现在却让我放开了想，说钱是无限的——这让我还真不会想了。后来除了想明白要把驻京办事处设在南德这件事之外，延安就没有人能想清楚怎么跟老牟谈钱的事。
总之，南德公司由于组织文化的混乱，公司架构也混乱，做事也完全没有章法，常常根据临时需要这儿注册一个公司、那儿注册一个公司。从今天的观点看，南德总的来说不太像一个正规的公司，投资公司不像投资公司，贸易公司不像贸易公司，生产企业不像生产企业。我觉得这跟牟其中的价值观和他的经历都有很大的关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
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每个人做事情总得有道德感，而牟其中给我最大的震撼是一个人可以没有道德感。所谓道德感就是是非好坏，这个事儿能做，那个事儿不能做。老牟不是凡人，通常认为不能做的事，他做起来毫无心理障碍，这也许就是他强大的地方。有那么有一个故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有一个人事主管叫李林选，是个女士，曾经演过电影，应该说是挺有摸样的。南德当时正开拓俄罗斯的业务，就派她去了俄罗斯；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叫田时堂的，也被派到了俄罗斯，并且是那边的负责人。有一天李林选突然回来了，她一进牟其中和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和牟一直在一个办公室面对面坐着办公），就把门关上，冲着跟牟其中嚷嚷：“牟总怎么回事，我一回来，人家都说田时堂强奸了我。没有这事呵！到底是谁造的谣？”老牟很冷静，随口丢给她一句：“是呵，是没这事，可不这么说，怎么搞臭他呢？给你发点儿钱，你回去休息吧。”我当时心里十分震撼，心想这人怎么这么没有道德呢？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上班的习惯是拿一张纸，把今天要做的事写几条给我，我作为总办主任拿这几张纸就下去布置；有一些谣言正是他亲自创作而由我帮他传播开的。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有些助纣为虐的意味啊。
这件事，让我联想起之前那份由我起草的开除田时堂的文件。写的时候，老牟正好站在边上看，他叫我把时间往前提一个多月。我那时候比较单纯，也不懂往前提一点儿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有关部门来侦查；把田时堂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被开除掉，这样他做的事就得个人承担，公司不就没责任了嘛！而且还要说这个田时堂是个坏人，他不仅强奸女人，还犯了很多错误，公司早就给他开除了，所以他做的事跟南德没关系。我是到后来才明白，栽赃他强奸女人，原来是为了保公司平安。
第二件给我印象很深的事是，有一天，我正在办公的时候，突然就听到门外有人在喊“董朝凯跑了”。董是什么人呢？是管资金的人，他跑了，那还得了？！于是我又组织人又派车到机场去抓，同时向公安报案，折腾了一阵还没逮住，让他跑掉了。很快，老牟就召集员工开批斗会，揭露说这个人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挡，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落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呆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匝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就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作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情结的人是坏人，有政治情结的人大多是有理想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猪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这位农村小伙子并不是说不真诚，也不是说他的爱不对，但是错位了，别人的心里就会恶心，就会不舒服。
我认为牟其中在政治情结上全部都是错位的，就象这个贡献了猪的小伙子。他被共产党判过两次刑，还有一次差点儿判死刑，逻辑上说有怨言是正常的，发点儿牢骚，甚至说两句过头话，这都正常；可是他天天说他爱党，比谁都爱党，这就让人觉得不踏实，而且觉得不可信。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你不懂什么是饥饿
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队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