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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强所占比例是12％，仅仅21年时间，这一比例就增加到原来的3倍多。即使在制造业领域，专业人士与管理人员数量也是急剧上升。1984~2005年，通用电气公司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岗位数量翻了一番还多，比例由25％提升到50％以上，而其员工总数却不断减少。通用电气之类公司，雇员结构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就是因为全球观念经济开始发挥效力——同一时期，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通用电气人均纯收入由13 000美元飙升到54 000美元。
到2010、2015或2020年，哪家公司会执全球市场之牛耳，我们无法预知。但是，未来10~15年，各个行业盈利水平的相对高下，重要程度的行业差异，我们却可以合理推测。在当今全球经济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所有各大企业当中，石油巨头的前景最为悲观。过去半个多世纪，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一直都是各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者。现在，全球10强企业中，石油及天然气公司占了6家，全球50强中，他们占了11家。但是，未来10~15年，由于气候变化，这个行业将会面对不断强化的政府管制；由于气候变化及油价高企，他们还要面对替代能源的激烈竞争；随着能源争夺逐步成为大多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各国之间将会出现持续紧张，石油企业也就会面临新的政治约束。
未来10~15年，可能的赢家包括医药企业、生物技术企业及新兴基因技术企业。遍布全球的老龄人口不断增长，医药需求自然大幅增加；随着许多国家医疗保险体系出现财政危机，低成本医疗替代产品需求就会上升；在生物技术领域，随着许多不发达国家国民收入持续增长，将会产生大量转基因食品需求。芝加哥生殖遗传研究所主任瑜瑞·沃林斯基（Yuri Velinky）预测，10年之内，利用父母晶胚干细胞就可以治愈儿童白血病。诺曼·博罗格（Norman Borlaug）是拉美地区农作物基因改良的领军人物，他预期改良基因的小麦会大幅增产，从而很快缓解印度的粮食紧张。未来10年，能够很好地应对能源及环境限制的全球汽车生产厂商也会实现繁荣发展。中国、印度、孟加拉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国民收入快速增长，道路建设进展迅速，汽车需求不断增加。单是一个中国，到2020年，汽车保有量预计就会从现在的2 500万辆飙升到1。4亿辆。未来10年，全球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公司也是前景看好。由于计算机及互联网接入价格的不断降低，而其应用又持续扩展，在所有发达国家，这些技术的覆盖范围，已经从最早采用此类服务的大型公司、富裕群体，普及到小型企业与寻常百姓。未来10年，同样的过程肯定也会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重复。廉价手机不断涌现，MIT媒体实验室最近推出了源码开放、仅售100美元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产品都为发展中国家信息及电信服务的普及吹响了号角。
由于信息技术与电信业务已经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在所有行业领域，各国国内市场与全球网络的一体化进程必然进一步加快。至少，在那些能够抓住机会很好地利用这些技术的国家和地区，产出回报会持续、强劲增长，这就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利润率会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在国内产业与全球产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除了那些规模最大的行业巨头，所有其他企业也都必须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这也增加了产业工人必须掌握专门技能的工作压力。像思科（Cisco）公司一样，许多特大跨国企业正在慢慢退出产品的直接生产，而把重心转向设计、管理、调整、运行其他公司组成的全球网络，由这些公司负责产品与服务的开发、生产、营销、配送，从汽车、服装生产到信息、金融服务无不如此，正是通过使用这些产品与服务，普通大众才知道这些公司的存在。
一个特大企业要保持盈利，自然有其规模极限。全球市场规模之大、复杂程度之高超乎想象。单是丰田、沃尔玛这样的一个公司，企业全球网络就涉及诸多开发商、制造商、供货商、分销商，产品与服务的消费群体遍布全球几十个不同国家。在这些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层层组织架构，中上层管理者必须努力保持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下属之间的沟通协调。根据最近一项调查，各大企业一半以上的执行官指出，他们每周要花两天时间应付那些毫无收益的电子邮件、语音邮件及各类会议。即使借助高度达发达的信息与电信服务，无穷无尽的繁杂琐事也会让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的战略规划陷入泥潭。
事实上，一些特大企业已经致力于精简自身经营活动，以提高盈利水平，办法就是剥离各种副业，以及无关紧要的分支机构。例如，花旗集团就把人寿保险业务卖给了Met Life公司，而把运输融资业务卖给了通用电气公司，如此以来，花旗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经营盈利能力更强的银行业务。短期之内，戴尔模式可能成为很多公司尤其是制造企业的学习榜样。戴尔公司已经成为全世界利润率最高的计算机制造商（按雇员人均盈利计算），诀窍就是努力干好一件事——要求承包商实施严苛的标准化工艺流程，提供客户定制的专门产品，自觉抵制向高端产品扩展的巨大诱惑，也无意发展企业咨询等业务。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工人：企业外包幽灵萦…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大企业的战略重点，逐步由劳力与资本转向观念与政治，这对那些靠劳动谋生的产业工人造成的影响极其巨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及日本，失业率很低，大部分产业工人的收入相当可观，这种现象准确无误地表明，在那个年代，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在同一时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收入停滞不前，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根本就不缺劳动力。两种情形，道理一样。由于国与国之间工人迁移需要耗费资源、作出牺牲，因而那时发展中国家的劳力过剩并不能缓解发达国家的劳力紧张。当代全球化则跨越了这些地理障碍。中国、捷克、墨西哥等国工人，只要来到本国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就可以轻松加入欧美及日本雇主的劳动力储备大军，因为这些地方就有欧美及日本公司设立的海外企业。由于工资快速增长的强大吸引力，再加上快捷高效的现代交通网络，国内人口得以大举迁移，在墨西哥、巴西、印度、中国、印尼、孟加拉、埃及、阿根廷、韩国、俄罗斯等国，已经形成了许许多多人口规模达到1 000万、1 500万甚至2 000万的特大城市。大洋彼岸，其他大陆上，发达国家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正对他们倍加关注，时刻担心未来10年本国企业的外包浪潮会让他们丢掉饭碗。西方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雇用工人，尽管这不太可能触动发达国家大多数产业工人的直接利益，但是他们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
毫无疑问，全球化劳动力储备突然变得十分庞大。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计算，由于全球化的到来，全世界互通有无的劳动力规模翻了一番：2000年，中国、印度、前苏联国家及东欧国家工人数量合计约为15亿，这个数字与所有发达国家、拉美国家、北非国家及东南亚国家的工人数量之和大体相当。尽管结论有些言过其实，不过弗里曼教授的计算结果还是准确的。中国、印度等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初，这些国家的亿万农民依然与世界贸易、外商投资、业务外包彼此隔绝。然而，仅仅用了10年时间，全球化就有效扩展了全球劳动力的储备规模，直接或间接参与生产、对外提供出口商品及服务、与他国同行激烈竞争的工人数量增加了5~7亿，增幅至少达到1/3，甚至可能高达50％。
根据某些政治人物和万事通专家的说法，未来10~20年，欧美及日本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将会因为企业外迁而丧失工作机会，这些岗位将要转移到中国、印度、中欧国家及孟加拉等国。2004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民主党竞选人约翰·克里把美国外迁企业称为“卖国公司”。2005年中期，一位平和理性的作者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如果你只是能够准确描述某项工作，或者可以写出操作规则，那么不大可能在美国生存下去。因为编个计算机程序，或者培训一个外国人，都能轻松胜任这样的工作。”理论上说，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外迁或业务外包，也会对不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工作岗位及国内员工产生影响。但是，实际结果与潜在影响远比理论复杂，其影响结果也十分有限。
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不断细分，外包自然就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业务方式。而且，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庞大，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外包模式一定会大规模发展。不过，刚开始时，花旗集团、三菱公司以及千千万万家小型企业，先是把薪资管理、法律事务、呼叫中心、IT服务等过去一直由本企业自己组织的工作转交给其他公司负责，此时，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外包业务还是发生在国内。一项针对美国东北地区4 000家中小企业的调查表明，把很多类型业务外包给别的美国公司的企业比例达到83％。一半以上的企业委托别的公司管理员工的养老及医疗保险事务，员工培训业务外包出去的企业约有30％，呼叫中心和IT服务实现外包的企业接近20％。在IT服务方面，像CIBER这种外包公司，在成本较低的地区建立服务中心，为美国东西海岸许多公司提供远程IT服务。外包业务并不限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东部软件系统公司（Eastern Software Systems）不仅为国内企业提供IT服务，也为印度中型公司提供例行维护服务。据估计，面向国内企业的外包占到全部外包业务总量的87％，与全球化的关系很小。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工人：企业外包幽灵萦…
另外三种外包形式涉及外国工人，成为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种外包形式由来已久，跨国企业直接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作为全球网络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负责生产零部件，或者负责生产制成品，或者负责提供某项服务。到目前为止，与欧洲及日本企业相比，美国企业更多地采用这种外包形式，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及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劳工法律更加严格，企业很难解雇本土员工。此外，美国公司外包业务当中，服务外包占了相当比重：美国进口的所有服务业务中，40％的服务贸易发生在本土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在信息密集型行业领域，由于涉及更多先进技术，这一比例更高——金融业大约是60％，企业经营及专业技术领域的这个比例更是达到看70％。
然而，这种外包涉及的工作岗位数量很少。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是13 000个，2005年是52 000个。这种外包形式经过几十年的逐步发展，到2004年，美国跨国公司全球范围内在册员工总数为3 000万，其中，海外员工有830万，所占比例为28％。不过，外国跨国公司也在美国雇用了510万本地工人，因此，美国公司输出到海外的工作岗位比其他国家输入到美国的岗位数量多了320万。比如，近几年来，许多欧洲一流医药公司都把研发部门迁到美国，以便更好地适应这个全球最大，并且基本没有价格管制的唯一主要医药市场。320万的差额相当于美国全部工作岗位总和的2％。并且，这个数字还是最近几年才增长起来的。2004年，美国企业海外分支机构雇员数量增幅是100 000。在此之前，2003年海外雇员数量减少了60 000。如果说2004年美国企业增加的100 000个海外工作岗位当中，每一个都以一个国内岗位流失为代价，那么当年因此流失的岗位总数还不到美国本年度所有岗位总和的千分之一。
如今，美国因为业务外包流失的岗位数量比过去要多。1979~1993年，在所谓的去工业化时期，美国制造业流失的工作岗位数量为230万，相当一部分转移到墨西哥、台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随着全球化飞速推进，美国制造业丧失的岗位数量越来越多，单是2001~2003年，就达到270万个。不过，在那几年，美国海外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量根本就没有增加。数以百万计的欧美及日本制造业工人丢了饭碗，要么因为自己的岗位被先进技术取代，要么就是转向本国其他行业。
问题到此还没有结束，因为全球化催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型外包模式。欧美公司（日本企业在这方面实践很少）首次开始外包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