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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及日本都无法回避全球化的隐性成本，而是必须设法跨越。这些国家不得不想法缓解本国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之前我们已经看到，降低养老成本是如何艰难，尤其今后5~10年，西方国家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在实际操作还是在政治议题层面，企业消解医疗与能源成本上升的压力也是同样困难。对于世界各国大约20％的高收入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在全球化市场中，凭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拥有某些讨价还价的资本。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对大约20％的底层工人来说，这个问题同样无关紧要，体力劳动原本就与全球化压力没有多少关系，至少在美国，体力劳动者经常根本就不享受任何形式的医疗保险和养老待遇。但是，如果欧美及日本政府与企业不能筹划解决这个问题，今后二三十年，这些国家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就将面临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不断下降的困境。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1）
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将会成为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需要的关键性稀缺资源，不过，在全球化的当前阶段，重点关注的仍然还是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的其他时期，同样也会讨论资金与金融问题，但是方式并不一样。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巨额资本在全球自由流通，再加上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加剧造成的价格挤压效应，共同压低了全球资本利率，在发达国家，为房地产与股票市场从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波动创造了条件。最终，当代全球化的发展彻底颠覆了全球资本的传统流向，数千亿美元由发展中国家涌入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因为具备这些特点，当今全球资本的市场运作就成为当代全球化的开路先锋。
对大多数人民、大多数国家，以及对当今世界这个整体而言，资金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价值大小。货币存量快速增长，世界各地资金充斥。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全球资本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世界GDP增长，也比世界贸易与全球储蓄增长更快。据估计，今天全球资本规模超过150万亿美元，是全世界GDP总和的三倍多，也比15年前全球资本的三倍还多。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200万亿，并且几乎可以肯定，到2020年会再翻一番，超过400万亿的规模。而且，美元、日元、欧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流通速度增长比资本数量增长还要快，仅仅在过去10年间，流通速度就提高到之前的三倍，2006年一年流通量超过5万亿。
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这一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金融资产的权利主张体现在未来，资本快速增长就是一个信号，表明世界上掌握大部分资本的富裕企业与富人群体对未来经济发展总体看好——肯定比上世纪80年代要好，那时全球金融资产增长速度要慢得多，资本总和仅比世界GDP总额高出10％。不过，这种乐观预期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拉美地区GDP之和占全球总额的4％，而且金融资产只占全球总和的2％，因为在这个地区，拉美国民与海外投资人基本都没有很强的投资意愿。大部分拉美国家依然游离于全球化轨道之外。
全球资本规模及国际资本流量达到历史性高点，最终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空前繁荣，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经历了长期的停滞不前，过去15年来，西方公司的投资、技术与专业技能大举进入中国、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企业与国民因而积累了大量了储蓄与财富。而且，在现代化金融市场上，大部分国民财富都转换成公司债券、银行存款、企业股票及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经济学家把这个过程叫做“证券化”，如此一来，大部分新增财产最后都进入了当地或本国的资本储备池。
世界各国本地金融资产最终进入全球资本体系，信息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特殊角色，因为当今大部分金融资产都是以二进制字节形式存在，通过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创建、存储、传输。目前，没有哪个行业比银行与金融业的全球化程度更高——比如，花旗集团在90个国家开展业务，伦敦银行业巨头汇丰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已覆盖76个国家。利用信息技术，他们不仅可以连接、管理全球各地的经营活动，而且可以把实物资产变成无形证券，而不再是黄金、纸质凭证等有形载体，这些无形电子证券可以在几个纳秒之内，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根本不用花费运输成本。因此，尽管这些金融机构在智利、印尼，甚至中国的营业网点并不多，但是圣地亚哥、雅加达的企业、居民为了获取利润回报，可以轻易地把自己创造、积攒的财富投向中国上海或美国圣何塞的企业，也可以借给美国政府使用。最后，这个复杂的全过程以全球化带来的新增财富进入几十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基础体系而告终，这又导致信贷与资金的新增长。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2）
中国、印度及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过，全世界绝大部分金融资产依然掌握在西方金融机构手上。在这个领域，欧美及日本的主导优势比他们在GDP方面的优势还要明显，这些国家金融机构掌控的金融资产达到全球总和的80％以上。金融资产的所在地与其所有者并不相同。美国GDP占世界总和的29％，拥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达到37％，约为44万亿美元。不过，有12％的美国公司股票、25％的美国企业债券、44％的美国政府国债并不在美国人手上。到2007年7月，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为4 080亿美元，日本是6 110亿美元。两国合计，中国与日本政府持有美国联邦与各州及地方政府的外部债权总和的20％以上。这是一扇窗户，全球投资人普遍看好美国经济繁荣前景，从中可见一斑。
美元在全球资本市场货币流通的主导地位，可以强化这种乐观判断，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美国经济普遍性的卓越表现。2004年，全球范围内，有45％的公司股票交易、43％的企业债券交易，都是通过美元结算——由于美元是买卖美国股票与债券的流通货币，上述比例数值就可以告诉我们，哪个国家的债券与股票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大量买卖。这类数据也能说明，全球投资人如何不看好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前景：2004年，只有15％的普通股票交易通过欧元结算，而日元结算的比例更是只有9％，尽管欧洲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一个日本的经济规模也接近美国的一半。在全球投资人看来，英国的经济前景稍好一些，2004年约有8％的全球股票交易通过英镑结算。
通过各国金融资产增长来源这个窗口，可以观察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动力。美国是全球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增持普通企业股票实现，主要推动力就是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时买进，等待股价大涨，在股市上赚取高额回报。在日本，股市经过多年下跌与停滞之后，刚刚恢复元气，金融资产增长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公债推动。在欧洲，各国政府还在苦苦寻求刺激私营经济发展的良方，努力保持难以为继的福利制度继续运行，金融资产增长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特许经营以及政府公债。在中国，股票与债券市场很不发达，金融资产的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银行账户的私人储蓄上，在一个缺乏广泛覆盖的医疗保险与公共养老制度的社会，私人储蓄就成为人们就医看病、退休养老的主要保障。
到2020年，美国依然可以保持金融行业的主导地位，尽管优势没有现在这么明显。最近，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对参议员的一个委员会表示，今天以至在他所能预见的未来，“购买美国财政公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美国政府公债今后很可能继续成为全世界最安全的金融资产，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公司股票及债券也会继续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人。财经作者有时会把这种现象归因于美国的“政治稳定”，这基本上是美国保守的经济文化的一个委婉说法。无论美国政治左倾还是右倾，美国企业几乎总是要比其他发达国家企业更加自由。过去75年来，欧洲国家许多行业实行国有化（很多企业最近又实行私有化），而在美国就没有出现类似情形，与中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就我们的记忆所及而言，与欧洲人和亚洲人相比，美国人一直以来都更加尊重企业，即使企业提供的医疗与养老保险之类公共产品不尽人意，他们依然信任企业。而且，长期以来，欧洲与日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倾向于以财富保持为中心，而美国则更加强调财富创造。企业文化倾向不同，必定导致现实差异，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往往更高，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美国企业家面对的法律法规约束要少得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新兴企业通过不断创新（包括就业机会），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迅速成为投资人所需的金融资产。未来10年，对全球投资人来说，最重要的很可能就是，美国依然会继续保持低于日本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企业税率，因为美国社会保障（医疗保险除外）公共负担的成本增长比日本和欧洲都要慢。
第二章 首当其冲的全球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市场的全球化（3）
短期之内，全球资本市场的最大变化，将是中国金融市场与金融资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而日本则会相对下降。目前，中国金融资产总量为5万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3，也不及欧洲的1/7，美国的1/9。但是，除了美国，中国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增长最快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的居民储蓄。如今，中国国有银行基本上仍然只是一个中转机构，负责把储户存款发放给地方政府和那些时常破产的国有企业。简单说来，中国银行与欧美银行没有多少相同之处，欧美银行以合理的客观标准为基础，为私营企业与消费者创建贷款信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中国仍然缺乏构建现代金融市场所需的绝大多数独立的公营及私营机构与规章制度，而这正是把一个国家不断增长的财富转变为纸质（数字）凭证，实现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易的基础。年轻的中国股市上，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所谓的“红筹股”）能够上市，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资本市场标准，能够提供透明的财务报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政治优势。经营股票交易的中国证券公司，也不能像西方证券公司那样受到规则约束，自然也就无法建立市场信心。对全球资本市场而言，也许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依然缺乏自由兑换的货币流通。
几乎可以肯定，未来10年，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发生变化，尽管那会是一个渐进而痛苦的过程。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家西方银行开设分行，当然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不过，最近中国已经允许花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及美洲银行持股中国国有银行，这些西方银行将为中国带来现代银行实务模式。允许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中国也会面临挑战：没有了国有银行的贷款支持，大部分现存国有企业很快就会破产，由此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类似地，在人民币升值方面，中国也已经迈出了一小步。这个方面的挑战在于，货币流通真正实现自由兑换与通过廉价出口保持经济增长这一基本战略之间如何协调一致。外国投资人一旦获悉可以把在中国赚钱的利润拿回本国，一定会蜂拥而至这个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外资涌入就会拉动人民币升值，进而抬高中国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商品价格。结果就是成千上万家中国企业破产倒闭，这又会导致大批工人失业。面对出口疲软，中国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像其他主要国家那样，发展消费推动型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恢复覆盖广泛的医疗保险与退休养老制度，因为只有有了这些保障，大部分中国人才不会宁愿存钱而不消费。
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小心翼翼而又冷酷无情的死刑执行过程。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中国政府才能建立一个现代金融体系——10年也只是欧美完成这一过程所用时间的零头。如果中国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到2020年，中国金融资产规模将达到世界第二，也将成为全球第二重要的金融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