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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成员一般比较年轻，消费潜力十分巨大。再过10年，中国市场对美国和欧洲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市场对欧洲和中国的重要程度。
现行发展规划并不足以保证中国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年均增长9％的长期纪录。中国通过动员国内劳工、引进海外投资，实现了经济的惊人增长，完成了巨大跨越。但是，即使在制造业领域，这一战略也没能帮助中国企业找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自有办法，而且由于现代司法与经济机制缺位，其他大部分经济部门依然落后。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即使抛开全球经济衰退带来的无可避免的冲击，也不考虑严重政治动荡导致的可能打击，这种办法几乎注定造成经济增长趋缓。
中国领导人把经济快速增长作为维护政权合法性、争取普遍拥护的根本，而经济增长一旦停滞，这个根本就会动摇。中国发展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和国企工人失去生计——最关键的是，每年都有数百万年轻人达到工作年龄。最近有专家对这些数字加以研究，结果发现，未来10年，“中国需要创造3亿个就业机会，以吸纳或重新安置农村失地农民与国企下岗职工，并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机会。”经济强劲增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而中国现行发展规划无法保证强劲增长无限期持续下去。
因此，未来10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很可能还是政治问题。文革期间，群众政治运动残酷无情。20年后，数百人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每周都会在中国出现。当然，中国发生政治分裂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未来10年中国发生政治剧变的可能完全存在。至于政治剧变是会催生更加自由的政治体制，与自由经济制度相伴共生，还是更有可能导致威权政治加剧，延缓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几乎可以肯定，2020年之前，结果就会呈现在世界面前。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1）
美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另一个国家，其地位与中国一样稳固。最根本的就是，当今美国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彻底、最深入的先进经济体。然而，这一地位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形成的社会态度与行为习惯的基本结束。从20世纪初叶直到最后20年，美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十分鲜明。欧洲各国经济规模太小，无法生产各自需要的所有产品，再加上他们相互毗邻，相互之间贸易往来容易实现，而且成本较低。而美国因为远隔大洋，与大部分市场都相距遥远，因此只能在疆域范围内发展庞大的国内市场。将近一个世纪时间内，美国基本依靠自己的自然资源与技术、人力条件生产出了企业与国民所需所要的各种产品，规模一直稳居全球各大经济体之首。例如，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其GDP的10％。同一时期，法国与意大利的外贸总额占其GDP的比例为28％，而英国更是高达42％。
美国国际贸易参与程度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原因之一就是美国更为富足，国内消费能力更高。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高于欧洲主要国家平均水平40~50％，因此美国内需旺盛，足以保证大部分人获得就业机会。而大部分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富裕，他们收入较低，还要缴纳高额税收，为慷慨大方的政府福利提供财政支持，因而内需太弱，无法实现人人工作的就业目标。因此，那时欧洲各国政府就跟现在一样，不得不依靠拓展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增加出口份额，来保障就业岗位。欧洲各国外贸依赖度高于美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为了促进少数几个“战略”领域的出口能力，实施了广泛的政府管制，从而造成经济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而生产力水平较低。
欧洲，以及后来的日本（及中国），都发现美国是他们实施出口战略的积极合作伙伴。从冷战初期开始，美国历届政府都把经济准入当作地缘政治的法宝，就像19世纪中期的英国一样，对那些与自己结盟反对苏联的国家，提供单边削减关税的贸易优惠。这种门户开放贸易政策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虽然在主导政策的政治人物心目当中未必如此。贸易保护主义一直被欧洲与日本奉行了几十年，与躲在保护主义的高墙背后不同，美国消费者享受到了品类齐全的廉价进口商品，美国企业因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欧日企业无法企及的高端产品。
如今，美国的外贸依存度仍然只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2006年，美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28％，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56％的一半。
即便如此，美国也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与德、法、英、日等国相比，未来10~15年，美国的这一地位还会更加突出。这个判断与认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就是所谓的“胆小鼠辈”（Chicken Little）的观点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美国的外贸需求根本不行，而且正在走向衰退。这一观点根本就是大错特错，这种意见甚至在美国官员当中也有市场，他们的这种反应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前景。我们不妨看看当今世界经济领域一个最显著、最重要的鲜明对比：2004年，超过44％的美国出口商品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有力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与相互融合，而这些国家对美出口超过美国进口总额的50％。相形之下，欧盟15国虽然占了世界经济剩余部分的大头，但是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15％，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只占进口总额的20％。相反，欧盟接近3/4的出口份额进入其他欧盟国家，也有超过2/3的进口来自欧盟内部。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2）
美国进出口总额占其GDP的比重低于欧盟，原因不仅在于偶然因素，而且在于美国企业拥有庞大的海外分支网络，可以直接在海外市场生产销售。虽然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给美国（及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风险，但是这个结果源自美国旺盛的消费需求，而不是不去分析经济数据的评论家们担忧不已的所谓美国竞争力减退造成的。
未来10年，如果缺席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表现良好。除了不断拓展全球贸易网络，美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领域的参与程度也在持续提高。从1995到2003年，约有28％的美国直接海外投资投向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接近德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英国的四倍。在发达经济体中，只有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比例与美国相当。
几年之内，中国就将成为对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具有关键意义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差异更加明显。2003年（最新国际统计数据），中国吸收了美国全球直接海外投资的3％，超过美国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总和的11％。当然，数额仍然不是十分巨大，但是已经超过任何欧洲国家在中国直接投资的10~20倍，而且美国投资额还在快速提高。即使按照全球直接投资比例衡量，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份额也是德、法、英等国企业的2~4倍。未来10年，随着中国及其他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日趋成熟，在这些国家市场上立足最稳、地盘最大的西方公司将会占据最有利的位置，开拓快速成长的市场，获得最大回报。
考虑到40年前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微弱地位，美国现在对全球化的全盘接受实在是极不寻常的成就。显然，美国各大企业已经成功适应了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例如，20世纪70年代，能源价格出人意料地急剧飙升，美国生产力水平随之下降，许多经理人目光转向亚洲与拉美地区，开辟新市场，寻求降低其他成本的有效途径。到了###十年代，许多此类市场快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更多的美国企业纷至沓来，不仅在这些国家生产成本低廉的产品，而且就在这些市场上进行销售。欧洲主要经济体及各大企业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过程，而且一开始他们就具有更为丰富的国际贸易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市场也更加熟悉，然而，他们在这些快速增长、持续发展的市场上一直保持了很低的参与程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可以有许许多多种解释。美国人可以更自如地应对全球化，因为美国的人口结构与文化传统更加多元，而且，至少在最近这些年，面对日益增长的种族多样性，美国人通常的处理方式比欧洲人更加冷静。除了迅速、彻底地适应全球化，美国企业的选择余地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美国的管制措施与贸易保护相对较弱，由此导致国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适应新形势，美国企业面临的障碍肯定少得多，因为他们无需对付法、德等国种类繁多的管制政策与法律法规，正是这些政策措施，严格限制了企业按照自己意愿实行重组、解聘员工的灵活性。或许，美国企业只是简单地沿着美国军事及地缘政治力量的路线发展前进。不管应该怎样才能准确地解释这个现象，反正美国经济一直都在按照某种方式发展变化，这种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创造了真正优势，而且优势还在进一步增强。这是美国之幸，因为没有什么政府计划的实施，也没有哪个政治人物的许诺，可以阻止，甚至显著减缓全球化进程。
第三章 全球化的两极：中国与美国 美国（3）
要想准确说出谁会从这些优势之中获益，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根据近几年盈利纪录判断，美国全球性企业显然是这些优势的获益者。企业高额盈利同样惠及广大股东，股东范围涵盖近半美国人，这是因为养老项目及私人退休账户持有超过40％的美国公司股票。 这些年，美国工人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大幅提升——高于欧洲及日本大多数工人——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很多人来说，生产力水平提升并没有转化为工资收入的显著增加。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大量廉价商品，大部分美国人工资收入的购买力有所增加，这个多少算是一点安慰。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廉价商品大量进口，在沃尔玛等折扣率很高的商场购物，一个普通消费者每年可以节省好几百美元。而且，当前工资问题并非来自全球化本身，而是主要来自因为全球化更形剧烈的竞争压力与快速增长的医疗与能源成本之间的冲突，其实，资本回报率还在不断提高——这些问题在欧洲和日本一样尖锐，他们倒是还没有适应全球化的要求。
其他衡量指标也一样表明，与其他大的先进经济体相比，美国经济具有领先优势。保证有工作意愿的人充分就业，就是检验经济发展健康程度与活力强弱的传统标准，即使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遇到一些新问题，就业率仍然是美国的优势之一。过去10年，美国工人求职不得的平均比例是5％，比英国低了大约1/5，比德国低了2/5，仅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半。只有日本一直保持低于美国的失业率。美国人一旦失业，他们通常都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过去10年，能在6个月内找到新工作的美国失业工人大约有80％，相形之下，瑞典的这个比例是65％，英国是60％，日本与爱尔兰是50％，而德国和法国更是只有1/3。美国在职工人每年工作时间也多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除外）——分别比英国、意大利与爱尔兰、德国与法国多了10％、15％、25％。工作时间短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是，工作时间长短差别也正是欧洲工资收入较少、人均产出较低的原因之一。
当今时代，对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言，开发、运用先进信息技术的能力，几乎与保证就业的能力一样重要。而这也是美国极具竞争力的一个领域。过去10年，计算机与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商务活动及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除了美国，其他都是一些小国（或地区）——瑞典、芬兰、丹麦、新加坡、香港、韩国、百慕大群岛及澳大利亚——他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实现这个目标。尽管美国幅员十分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门类数以千计、行业经营千差万别，而且也没有制定促进信息技术发展、传播的国家政策，但是，到2004年，每百名美国居民平均拥有的微机数量超过76台，使用互联网的国民比例达到63％。此外没有哪一个规模庞大、门类众多的经济体能够接近美国的这些指标。日本百人微机拥有量接近美国，但是网民比例只有50％；英国的网民普及率跟美国差不多，但微机拥有量差距很大。在这两个方面，德国、法国、意大利都落后于英国和日本，与美国自然更是相去甚远。
在信息技术领域，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