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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械鹿陌擦ˋllianz）、法国的安盛（Axa）；电器制造巨擘有德国的西门子；零售业巨人有法国的家乐福；金融服务王牌有英国的汇丰持股（HSBC Holdings）。
在这些业绩辉煌的公司背后，上述国家的绝大多数企业面临严峻挑战，他们很难采用并适应创新成果，而创新恰恰是全球化对所有企业的现实要求。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了创新，哪个国家投入的相关资源最多。自从1990年以来，日本研发投入所占GDP比例高于美国，而美国又高于欧洲三国，差距主要来自国防领域的研发投入。
关于美国生产力收益的研究结果为追踪研发投入的实际去向提供了最佳线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部分对此有所思考的美国经济学家及社会学家已经形成共识。首先，这与信息技术的传播密切相关。出人意料的是，从信息技术中获益大小并不取决于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投入多少，而是取决于如何使用这些技术。
这就是欧洲与日本要为管制政策与政府补贴付出沉重代价的关键所在。对基础农业与核心产业的所有补贴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合理回报，然而，分区管制与价格控制只会阻碍形成新的竞争。因此，尽管法、德、英三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入一点也不比美国（及瑞典）公司少，然而各种补贴与管制保护使得他们面临的市场压力大大减弱，而在美国，正是市场压力迫使各企业不断改变经营方式，从而保证技术投资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跟美国同行一样，欧洲与日本企业经理人同样明白应该实施何种变革——如果他们不明白，随时都有大批国际咨询顾问准备向他们建言献策。但是，对绝大部分人而言，企业为适应新技术而进行的变革总是困难重重、令人不快的——部门、岗位、产品、流程，要么裁撤，要么重组；掌握新技能的人才不断引进；不会使用新工具的员工被迫走人。因此，在补贴与管制的卵翼之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从事着自己熟悉的工作，这时他们自然不愿意承受实施艰难变革带来的麻烦与痛苦。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日本经济衰退之路（3）
如果说这还不够，不妨看看德、法两国企业。有些时候，为了适应市场要求，他们也想实施变革，但是马上就会发现变革计划违反法律：在这两个国家，除了那些规模最小的雇主，任何企业都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解雇员工，为了更好地利用新技术而实施的企业重组根本就不是合法理由。银行打算新上一套账目控制系统，零售企业计划安装自动话务系统，他们当然可以按计划实施，但是，企业不能让原来人工操作这些业务的员工走人，很多情况下，甚至连给他们重新安排工作都不行。根据OECD最近所做的分析结论，除了汽车与机械行业，德国经济几乎就没有从新兴信息技术当中获得什么好处。
在日本和许多欧洲国家，由于存在各种管制与补贴，再加上薪资税率很高，创办新企业十分困难，因而抑制了生产力发展。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因为在既有知名企业主导市场的情况下，新企业要想引人注意，自然更倾向于采用新技术，更愿意适应新的商业模式。新企业经营成功之时，就会给既有企业带来压力，迫使他们要么效法新企业，要么另外开辟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因为传统书店受到管制保护与政府补贴，网上书店亚马逊（Amazon）难以占领市场，尽管我们无法确切预知发展结果，但是可以肯定，巴诺（Barnes and Noble）（美国最大连锁书店——译者注）迄今仍然只是一家传统书店而已。
在适应新的生产技术与商业模式的要求方面，法国、德国、英国与日本工人面临更多更难。一个尚未获得普遍公认的原因就是，日本与欧洲工人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美国工人。日本与欧洲三大国年度教育投入所占GDP比例低于美国15~25％——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更高，主要表现为供给孩子念完大学。不过，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欧洲人与日本人的上学年限低于美国人——研究结果充分表明，对于新的生产技术与工作方式，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灵活性更高、适应力更强。
据OECD与世界银行报告，德国与日本现有25岁以上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不到10年，英国人的这个数字是9年多一点，而法国人只有8年多。这些国家国民受教育程度都严重落后于美国，美国25岁以上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为12年，比德国与日本高出20％，比英国高出1/3，更是惊人地高于法国50％。在这个方面，接近美国水平的国家只有瑞典和韩国。而且，这种差距还扩展到高等教育领域，而高校毕业生大概算是生产力水平最高的新技术应用群体。法、德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比例为23~24％，英国是28％——对比鲜明的是，有38％的美国成年人大学毕业。在这个指标上，只有日本以37％的比例，与美国接近。
根据上述报告，可以明确看出，在数学、科学与阅读的标准化测试中，美国学生得分低于其他许多国家学生。事实上，与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学生相比，美国四年级、八年级学生的各科成绩都不错。除英国之外，美国高中生的阅读能力得分高于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学生。然而，结果也表明，美国学生的数学与科学水平落后于许多国家学生，那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表现明显。在15、16岁的学生组，七国集团当中，有三个国家学生的数学成绩、四个国家学生的科学成绩超过美国学生。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美国15、16岁少年当中在校学生的比例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这就把其他国家许多成绩较差的孩子排除在样本之外。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相距遥远、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竞争压力急剧加大，对大多数人而言，教育程度越高，竞争能力就越强，生产力水平也就越高。跟任何人一样，欧洲人与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但是，正如补贴和管制使得许许多多欧洲及日本企业与世隔绝一样，在这些国家为工人精心设计的正式、非正式的保护政策遮蔽之下，工人们很难感受到未来道路越走越窄的残酷现实压力。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与日本的前途（1）
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一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先进经济体当时都面临着严峻挑战。每个人的所作所为多半是由那个时代规定的。为应对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他们选择提高利率，勇敢面对随之而来的经济严重下滑。为应对恼人的油价冲击，他们降低汽车油耗，调高燃油税率，以此改进能源利用效率。为应对生产力水平的意外下滑，他们削减营业税，促进投资增长。为此，广大选民怨声载道，政治领袖纷纷落马。但是，通过这些努力，主要国家基本控制了本国经济发展进程，成功实现自我调适，而没有造成社会运行的严重混乱。
全球化更难对付，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这一次更不容易主宰自己的经济命运。历史机遇转瞬即逝，他们早已错过了自我适应的最佳机会，以至于未来10年日本与多数欧洲国家的可能选择相当有限。而且，要想成功适应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这些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需要进行非同寻常的巨大变革。
这种变革不大可能发生，因而欧洲各大经济体的发展前景相当黯淡。先看基本问题，如果他们继续坚持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政策——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改变只在全世界增长最慢的（欧洲自己）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做法——另外就是美国市场。由于存在诸多国内问题，欧洲国家改变投资习惯的代价十分高昂。美国每一美元的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国内产生1。14美元的收益，收益主要来自业务外包的成本节省，以及下岗工人再就业的获得的新岗位。但是，法、德两国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弱，每一欧元的海外投资分别只能给法、德两个经济体带来0。86欧元和0。74欧元的收益。况且，中国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最佳投资机会已经被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最有远见的少数欧洲企业抢走——大部分欧洲国家面对的只能是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
欧洲制造业工人的发展前景看起来更为严酷，他们的前途取决于对美国的产品出口。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德、法、英三国制造企业的产品结构与美国企业雷同，而美国同行的全球化程度更高。因此，美国竞争对手吸引了更多成本低廉的海外劳工、原料、产品，并且集中了世界各地最好的思想创意与科学技术。欧洲制造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已经有些年头。未来10年，不仅是在各国企业激烈竞争的第三方市场上，就是在无比庞大的美国市场上，甚至最终在欧洲本土市场上，欧洲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很可能还要继续下滑。
再看看全球化对先进经济体提出的各种要求——具备强健的创新能力，并且能够采纳、适应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未来10年，如果日本与欧洲三大国不能认真解决如何更好地利用信息技术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发展势必异常艰难。棘手的是，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废除大批工人保护政策，而在经济增长连年放缓的时期，工人对于这些政策的依附程度越发提高。类似地，若要帮助欧洲企业创造大量新增工作岗位——唯有这样，因企业重组而下岗的那些人才可能继续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那就意味着必须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也许还要降低薪资税率，而且肯定还得降低失业福利水平。当前，大部分欧洲工人的工资收入停滞不前，各国政府财政收入入不敷出，上述变革又不得不在这种时候实施。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欧洲与日本的前途（2）
尼古拉斯·萨科齐最近当选为法国总统，他属于保守的改革派，普遍认为他的当选是几年来带给法国经济景气的最能鼓舞人心的消息。萨科齐远非赞同英美那种自由贸易、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自由主义者。几年前，法国电力与铁路巨头阿尔斯通公司陷入困境，在领导对该公司的政府救助时，时任预算部长的萨科齐反对印度钢铁企业收购阿尔斯通。竞选总统期间，萨科齐时常呼吁“经济爱国主义”，坚持主张对重要行业的政府支持。然而，自从2007年5月上任以来，萨科齐表现出了真正突破过去主张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大力精简官僚机构的烦琐程序，大张旗鼓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激励国民延长工作时间，改革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税收改革，紧急修正制约解雇工人的保护性法律法规。
对许多法国工人来说，萨科齐的改革计划难免粗暴，但是，面对全球化的现实要求，这些改革可以改善法国经济。然而，迄今为止的前期结果说明，总统的承诺已经超出了其政治能力范围。短期之内，萨科齐就成功削减了税率最高的所得税与遗产税。萨科齐还提出了削减薪资税以刺激新增就业机会、利用抵押贷款利息抵扣税负以鼓励住宅建设的计划，这些计划涉及范围更广、重要程度更高，但是目前根本就没有启动这些计划。通过减免超时工作税收，以有效延长35小时工作周的计划也是陷入停顿。而且，与实力强大的法国工会实现联合的初期努力——宏伟计划包括：削减某些政府退休金，提高退休年龄，放缓现在每小时12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未来增长速度，降低雇主解雇工人的难度——也以失败告终。这种情形也许会有变化，不过前期结果已经说明，正如小泉纯一郎领导下的日本，法国更欢迎的只是一个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改革进程。
看起来，萨科齐提出的削减薪资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更多投资的计划大大超出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接受能力——高峰人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薪资税资助的医疗与养老支出急剧攀升，而承担税负的工作人口又开始不断缩减，这种时候，减税计划尤其难以实施。不幸的是，欧洲国家针对全球化的自我调整拖延得如此之久，以至于现在又得叠加因为人口变迁而必须进行调整的额外压力。即使德、法、意、日各国经济发展已经很好地切合了全球化的要求，在这些国家，惨淡的人口结构也会形成二战以来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的最大压力。
对于若隐若现的养老成本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已经研究了30年。在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英国就开始了养老改革。事实上，撒切尔的改革措施对养老福利的削减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高达20％的退休老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果不实行反向改革，提高政府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