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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而美国和英国持有的发展中国家股票比例分别达到23％和20％。这些国家对华投资规模对比尤其鲜明，日本和美国一直都是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而德国在华投资额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五分之一，至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更是远远落后。欧洲大陆的这个尴尬纪录实实在在地反映了他们经济观点的不和谐，因为新兴市场的表现常常优于欧洲本土市场。
对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哪些地区作为贸易和投资对象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是企业甚至这个国家学会融入另一个国家经济生活的主要方式。到2020年，美国和日本通过大量对华投资和经贸往来，对中国将会进一步加深了解，增强联系，进而建立起一个遍布中国的由供应商、分销商和管理层构成的庞大网络。在中国这个飞速增长而又瞬息万变的市场中，美国和日本企业为保持强劲竞争力，必须小心翼翼地积极应对，他们只有不断推出新产品、提供新服务甚至采用经营新模式才能生存下去。美日公司融入中国这类新兴市场的程度如此之深，不仅提高了在华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这些公司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生产效率和盈利水平也一样随之提高，这将最终改变美国和日本的国内经济形态。如果欧洲大国依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保守姿态和贸易、投资格局，那么到2020年，他们将不得不疲于应付日益萎缩的国内市场。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全球经济新气象（6）
届时，发达国家企业不能仅仅满足于提供简单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必须集中精力实现以下目标：激励国外工人努力工作，制造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产品网络，搞好财务、营销和配送管理；在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个性化。对日本和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如何促进创新是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增长放缓，税务负担加重，再加上老龄人口增多，劳动力萎缩，将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自由竞争的不信任，而自由竞争恰恰是推动创新的强大动力。爱尔兰、瑞典和芬兰等少数欧洲国家的局部前景要好一些，因为他们已经展现出发展世界一流新技术的非凡能力。
人们往往认为英国比法国和德国更倾向于放松管制、支持创新，两任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托尼·布莱尔也都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很好，但是，很多东西也只是说说而已。我在1999年对此有过切身经历：那一次，布莱尔政府的办公厅主任邀请我（时任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就美国如何利用新技术大幅提高生产力这一问题，向首相经济顾问们介绍经验。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译者注）一个阳光明媚的会议室里，我向他们阐述了竞争，尤其是来自新兴公司的竞争，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强调正是竞争导致了IT尖端技术的飞速发展，并继续推动其他行业不断改变自身经营方式，以便更好地利用IT新技术。布莱尔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提出了很多追根究底的问题，不过，讨论结束时，他们承认，大多数英国人非常不欢迎这样的竞争。两年后，布莱尔的幕僚又向我寻求跳出英国生产力缓慢增长怪圈的妙方，我告诉他们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消除糟糕透顶的官僚主义和市场管制形成的创业障碍。结果，我再次听到英国高官们抱怨政府和国民对全球化所需要的赤裸裸竞争抱有根深蒂固的讨厌情绪。
相形之下，美国的发展前景总体说来依然看好。利用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科技研发网络，美国企业应该能够继续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创造、开发出更先进的技术和服务。事实上，美国企业脑力方面的投资已经接近工厂、设备和土地等硬件设施的投资。同样重要的是，美国人已经学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承受市场环境不对等造成的工作岗位不稳定，而大多欧洲人和日本人做得还很不够。这种差异必将推动美国企业持续提高生产力，继续领先其他发达国家。反过来，这一优势也会使美国继续保持对外资的强大吸引力。到2020年，美国依然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先进的经济体，并将继续对世界各国发挥最强大的影响力。
但是，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千千万万公司雇员来说，全球化将会继续危及他们的工作岗位，这是谁都无法阻挡的。以美国为例，1997~2003六年间，就有500多万人加入失业大军。2003年，美国这类结构性失业人员主要集中在芝加哥以及加州的弗雷斯诺（Fresno）和萨利纳斯（Salinas）等城市，波及从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到计算机生产和管理服务等多个行业。在美国，由于国内市场相对自由，新技术持续发展，新企业不断涌现，因而可以为千千万万失业工人提供更多择业机会。但是，下岗工人即使找到新工作，薪酬往往也会大幅降低，对本人及其家庭而言，工作变动终究是一个残酷现实。那些上了年纪的失业工人尤其痛苦，退休金大幅缩水，晚景堪忧，尊严尽失。个人前途已经实实在在地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面对失业大军，政府不可能有什么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像以前那样帮助他们找到跟原来差不多的工作，更不能指望通过“重新培训”找到比原来更好的工作。如果哪个政治人物宣称，政府通过某项新法案或什么新计划，就能莫名其妙地保证面临失业的工人正常生活，免受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程颠覆之苦，那么，广大失业者完全有理由报以愤怒。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全球经济新气象（7）
中国是另一个抓住全球化机遇而能善加利用的主要经济体，其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廉价熟练劳动力将会继续吸引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向中国转移。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程度而言，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媲美的大国。到2020年，中国完全能够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发展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两大经济体之一。不过，在中国我们一样会看到亿万家庭因为全球化进程而付出巨大代价、背上沉重负担，广大农民被迫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大批工人无奈放弃养家糊口的国企铁饭碗。按照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并没有失业补偿金帮助失业人员度过难关，而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也是十分有限。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如果印度也打算以中国这样的速度和广度实现现代化，那也不得不把数以亿计的农民从当今世界上效率最低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中印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农民除了卷起铺盖进城打工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在城市一般都能找到工作，至少是青壮年都有活干），而印度农民因为拥有基本的政治自由，不仅可以宣泄愤怒和痛苦，还能减缓甚至阻止整个现代化进程。
尽管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现代化成就光彩夺目，尽管中国20年来全面增长的经济纪录令人称奇，尽管许多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经济走势热情赞扬，但是，未来10年中国的经济优势绝不能说安然无忧。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比亚洲其他地区、拉美地区以及撒哈拉以南部分非洲地区人民更加贫穷，因为缺乏基本的制度安排，中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现代经济体系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中国的财政金融制度粗放落后，没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抵押贷款和法人证券市场；物权法、合同法、破产法等法律条文随意性很强；除了沿海城市，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不是破败不堪就是行将崩溃；能源生产技术及运输方式也良莠不齐；大批劳工无法享受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全球最强的制造能力，这种能力大多也是国外直接转移过来的。到2020年，中国是要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世界经济强国，抑或仍然只是一个专为西方跨国公司提供生产场地的穷国，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严肃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10年或15年内完成其他现代化国家良性发展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变革，同时以不牺牲经济快速增长为前提，因为中国领导人确信，经济增长是保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所在。
共产主义之后的地缘政治新格局
苏联解体引起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调整，这是影响今后15年全球发展的第三种历史性力量。这一事件正在改变世界格局，其影响的广泛程度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苏联解体启动了中国彻底抛弃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为中国经济腾飞和军力提升创造了条件。苏联解体，中国崛起，这也使得世界事务的焦点转向亚洲，而欧洲在全球安全领域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
冷战时代，军备竞赛紧锣密鼓，整个世界一直笼罩在由冷战变热战的危险之中。然而，当代地缘政治的短期走势将会受到两个新条件的约束。罗马帝国之后，1 500多年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无与匹敌的唯一军事、经济超级大国——美国。以世界最大的经济、市场规模为依托，以相当于其他各国总和的军费支出为后盾，即使亲密盟友出面反对，美国依然可以发动伊拉克战争，而丝毫无损于其军事、经济优势。即使伊战以失败告终，今后面临同样情况，美国仍然有能力再次出兵，而其军事、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一样不会被撼动。
第一章 全球大蓝图 全球经济新气象（8）
由于没有对手，唯一超级大国就形成了自己的垄断优势，因而改变了世界政治冲突的传统模式，至少在那些至关重要的国际事务上，这种改变已经有所显现。由于全球性贸易、资金、信息网络的紧密联系，千百年来人们第一次发现，国际冲突不再发生在世界强国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休戚相关的主流国家与少数游离于主流之外的边缘国家之间。苏联解体之后，大约15年来发生的历次海外战争就是这种变化的最好说明，几乎所有的海外军事行动都是美国发动的，而卷入冲突的当事国差不多都是尚未步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它们分布在加勒比海岸（海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索马里和塞拉利昂）、巴尔干半岛（科索沃和南斯拉夫）、中东地区（伊拉克和科威特）、中亚地区（阿富汗）以及西南亚地区。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那就是同样自外于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国家之间因为领土纠纷而爆发的战争，主要就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邻国之间的边境战争。不过，在这些战争冲突中，美国都不是直接卷入的。
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另一显著标志是，旨在帮助已经进入全球化轨道的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国际机构渐次兴起，这些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洲联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已转变职能，致力于帮助各国应对商品、服务、资金及创意思想的全球性流动带来的冲击。不过，日益壮大的反全球化声浪却也正是由这些组织本身引发的，或许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名称、宣言和年会为反对者提供了很好的抗议靶子吧。就像最近对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攻击一样，这些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巴西、阿根廷、印度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打算让最先进的盗版和仿造行为合法化，从而可以任意抄袭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大量生产（甚至出口）仿造产品。在世界各地，WTO也是饱受质疑，但批评声音主要来自两类人群。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保守分子，他们把随全球化而来的西方产品和企业组织视为对其固有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极大破坏，甚至时常担心危及本国政权。在欧洲和美国，WTO也招致猛烈抨击，1999年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召开的世贸组织年会就差点因为反对者抗议而流产。这些抗议者多数是社会主义福利化运动突然失败的弃儿，面对新环境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机会，因而极力抱怨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不公平。
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发展变化的另一显著标志就是，###恐怖主义抬头。以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军事大国为主要目标，国际恐怖主义已经从局限于各国境内活动，发展到跨越国界活动阶段，跨国恐怖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全面排斥全球化，他们把以暴力手段反对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正当使命。这些恐怖分子在发展中大国很难找到长期反对WTO和WIPO的同盟军，但是他们在###国家极力宣称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宗教原因以博得同情，而一些国家通常默许这些活动，有时甚至提供必要支持。
一个大的疑问依然存在：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冲突是否已经因为全球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