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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贫ǖ某隹谀勘辏恰⑾执G等韩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关系，积累了丰富经验。
因此，与爱尔兰和中国不同，韩国并没有邀请全世界最先进的公司企业到国内投资设厂，以此引进现代工业基础。恰恰相反，在大部分工业领域，卢泰愚和全斗焕都禁止外国直接投资，甚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外国企业在韩国仍然无法取得土地、房屋的所有权。他们的政策是，国营银行吸收了韩国国民高额私人储蓄，然后向日益壮大的企业财团发放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外国技术。受经济快速增长吸引，西方及日本银行也向韩国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在国内与国外贷款的共同支持下，韩国成为全世界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即使在贫穷落后的20世纪60年代，韩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差不多都能达到GDP的18％——大致相当于过去50年来美国企业的总体投资比例。到上世纪70年代，韩国企业投资率跃升到GDP的27％，此后一直继续增长，80年代接近30％，90年代更是高达36％。
自1970年以来，韩国企业合计投资所占GDP比例高于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相比——每年约比墨西哥和巴西高10个百分点，比欧盟国家高8个百分点，比中国和泰国高2个百分点。1995~2004年，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韩国的总体投资率仍然与中国不相上下。
因此，无论是相距遥远还是近在眼前，一旦有新的机会出现——例如，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持，或者参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东建设热潮——韩国企业都有充裕的投资资本可供使用，从而能够很好到利用这些机会，这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可谓独一无二。几十年来，韩国企业投资比例遥遥领先，大部分资金流向企业出团，由此产生了非常之多的全球性成功企业——今天全球企业500强中，14家韩国公司榜上有名，这个数字高于西班牙、瑞典、意大利、印度等国入围企业数量，两倍于新加坡、泰国及台湾上榜企业数量之和。
韩国实现非凡进步，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应该归结于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及人民年均教育投入所占GDP比例达到10％，高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及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一连几任独裁总统所具有的远见卓识无疑发挥了最大作用，不过，相当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韩国父母，他们担负了一半教育支出。今天在韩国，约有40％的高中生、80％的大学生在私立学校上学，这个比例居全球之冠。
最终结果就是，韩国成为世界上劳动力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有28％的韩国男工受过大学教育，比例高于法国、德国及英国（韩国女工当中大学毕业生比例同样高于德国，但是落后于法国和英国）。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高。2005年，韩国高中生大学入学率超过80％，这个比例高居世界之首。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4）
全球化背景下，教育投入的回报率大幅提高，因为正如全球化迫使韩国企业退出如今已经被中国等低工资国家主导的低附加值产业领域一样，韩国一流企业也可以把受过特别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吸引到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产品市场。三星公司今天之所以能够战胜索尼、东芝、菲利普；现代汽车在上世纪90年代末遭遇挫折之后，如今规模为什么还会超过沃尔沃、雷诺、马自达，盈利水平能够高于福特、大众、菲亚特，韩国国民异常良好的教育水平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韩国因而成为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小的发展中国家。据经济学家测算，今天韩国的财富平均程度位居全球第11位——远远领先于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仅次于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日本、德国、奥地利、卢森堡、荷兰与波黑。尽管独裁统治旷日持久，军事政变时有发生，金融危机来势汹汹，但是国家一直保持稳定，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得益于韩国老百姓经济水平的稳步提高。也许这是北京领导层不可错过的重要一课。
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一个国家应该如何因应？在这个问题上，韩国同样也为法国、德国、及日本提供了重要范例。过去二三十年来，韩国两次面临严重经济问题。每次出现问题，韩国政府与商界精英都是艰难地咽下苦果，然后选择启动痛苦的改革进程。20世纪80年代，石油震荡波及全球，一代国民遭遇最坏经济收成，朴正熙身遭暗杀之后，大规模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军事统治全面恢复，韩国经济增长随之画上句号。韩国政府把问题归咎于规模大、势力强的企业财团。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一直享受着国家贷款、政府补贴、税务减免的优惠政策，这些企业财团的规模已经十分庞大，单是前10家企业的产值就能占到全国GDP的一半。这些企业因为还得执行政府下达的出口指令，同时也变得效率低下，债台高筑。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在光州大屠杀事件中初露峥嵘的全斗焕将军实施了一系列广泛彻底、明智合理的经济改革。他不仅把一些大型企业财团分拆成许多小企业，而且开始逐步停止向这些企业发放多种直接补贴，通过削减出口补贴，废止限制国内消费的法律法规，迫使韩国企业更加致力于开拓国内市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全斗焕颁布法令，要求地方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国家级大型银行35％的贷款，必须发放给中小企业。10年之内，中小企业就占据了韩国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提供了2/3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鉴于IT技术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显著优势，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将军做出了另一项命运攸关的政策转变，就是对外商直接投资重新实施严格限制——这项政策的实施比印度和中国早了不少——同时鼓励韩国企业开发自己的先进技术。有几家企业财团已经成为成功的创新者——最著名的就是三星公司，1983年，三星首先开发出了64比特DRAM芯片，几年之后，三星又率先推行一项战略计划，IBM公司稍后采纳这一战略，在半导体芯片、电子设备及其他高级产品方面，为其客户提高广泛的IT服务。现在，在新的政策扶持下，现代公司已经开始研制氢动力、电池动力、乙醇动力驱动的概念车，这都比其西方竞争对手提前不少。2000年，韩国研发投入为GDP的2。4％，除了8个国家之外，高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研发投入比例。今天，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在使用韩国的先进技术，诸如精密激光焊接技术、高速运动手机用户广播接收技术、汽车燃料替代技术、足够笔记本电脑运行一个月的燃料电池技术及烧伤患者皮肤培养与移植技术，都是来自韩国。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5）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数百万韩国人的生计来源与经济保障随之倾覆。从对这次危机的应对处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韩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的强大能力。危机爆发时，一年之内韩国GDP锐减7％，外汇市场上货币贬值过半，30家最大的企业财团当中，有15家宣告破产，10家国有银行也难逃倒闭厄运，失业率也从不足3％一举提高了2倍，高达近近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迅速提供570亿美元援助资金，韩国流通货币与金融体系随之趋于稳定，外国投资者这才重新返回。不过，美国的艾伦·格林斯潘与罗伯特·鲁宾为这一援助设置了严格的条件：放弃产业规划，终止各大企业、各大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幕后勾结，采用美国模式，开放对外贸易，取消市场管制，实现金融透明。说来也巧，美国应对全球化的发展道路与韩国企业财团遭受的广泛批评恰好引了起金大中的强烈共鸣，这个长期以来的###刚刚当选韩国总统，他抓住IMF附加援助条件的有利时机，顺势宣布了自己的“主要企业结构调整方案”，旨在打破企业财团大规模的抱团传统，迫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与西方公司展开竞争。
两年之内，半数主要企业财团应声消失——这项成就一定会让努力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中国领导人羡慕不已——韩国经济随后出现强劲反弹，1999与2000年经济增长分别达到9。5％和8。5％。由于货币贬值，数百家韩国企业低价贱卖，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到2005年，首尔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上已经有40％的上市公司及14家国有银行中的8家银行为外商所有，或为外资控股。
按照金氏格林斯潘的规划方案，度过难关的企业财团不得不脱胎换骨。三星就把10个大的业务部门卖给外国公司，其中包括建筑设备业务（售予沃尔沃）和汽车业务（售予雷诺）。瘦身之后，三星电子随即焕发生机，产品研发投入不断加大。改造成效非常良好：今天，三星已经成为DRAM存储芯片、闪存设备、光存储设备及液晶显示器的世界第一大生产商，三星航天部门正在研发空间站，三星建筑部门正在迪拜建设世界最高建筑，1300名研发人员创造的专利技术使得三星成为美国10大专利授予对象之一。现代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韩国第一大财团，如今也采取了类似的战略规划，卖掉外围业务部门，将其余所有业务重组为5个企业集团，经营范围遍及全球市场。不过，大宇集团却利用企业恐慌情绪，接收了14家公司，作为已有的275家分支机构的额外补充，因而导致企业债务急剧增加。大宇的疯狂收行动以失败告终：1999年后期，大宇集团宣告破产，创始人金宇中会长负罪潜逃国外。大宇集团今天现有业务就剩下消费类电子产品，在专卖店以“Trutech”品牌出售。
以普遍的衡量标准判断，近期之内，韩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不过，这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自2000年以来，韩国年均经济增长超过4。5％，生产力每年提高4。3％，大大好于爱尔兰和美国，相当于德国、法国、日本及英国的2~3倍。随着企业财团相继衰落，金大中改革政策不断推进，韩国劳动力市场也沿着美国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用工灵活性得以提高，大批韩国人工作安全程度大大降低。尽管现在有45％的在职人员属于没有长期合同或者不是全职工作的“非正式”员工，不过韩国的失业率还是一直保持在4％以下。但是，未来10~15年，韩国人势必也要与流入国内的外国人争夺最好的工作岗位，这些外国人可能来自美国、日本、欧洲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韩国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全体国民平均水平的4倍，因此他们遭受外来人才竞争冲击尤其严重。毫不奇怪的是，现在也有数以千计的韩国人移居欧美，其中就包括计算机和电子领域及研发方面的人才流失。
第四章 经济日趋衰退的欧洲与日本 韩国：自力更生的典范（6）
韩国需要把受过最好教育的劳动者留在国内，并尽可能吸引外国人到韩国工作，因为韩国也将面临足以减缓进步速度的人口压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人口变迁也遵循了从生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发展模式，不过，因为国情特殊，韩国的生育低谷更加严重。首先，由于高等教育投入巨大，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千千万万就业机会吸引韩国妇女外出工作，女性生育压力因而大大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基础上，朴正熙政府于1962年采取了免费避孕政策，全斗焕政府还从1983年开始，取消了已有三个孩子的孕妇的孕期保险待遇。结果就是生育率的实质降低，每名韩国妇女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超过4。5个，一路下滑到80年代的2。8个，90年代的1。6个，直至今天的不足1。2个。
人口变化的结果势必使得韩国经济发展道路日趋狭窄。据联合国预测，2010~2015年，处于工作年龄的韩国人口将会达到顶峰，数量大约在3 300万左右，此后将会以每年1％的速度逐步减少。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到2020年，韩国工作人口将会下降到3 150万，到2030年，更是少到不足2 800万。与此同时，韩国老年人口数量势必急剧攀升，将由2005年的大约660万飞升到2020年的1 140万，增幅超过70％——而且，还会持续增长，到2030年将要超过1 500万。人口变迁也会给韩国老年人带来严重问题。1988年，韩国才实施国家养老制度，养老待遇通常只有各大企业财团的员工才能享受。在这方面，韩国与中国十分相似。由于农村公社和许多国营企业纷纷解体，中国的基本社会保障网络分崩离析。而在韩国，由于政府政策与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多数企业财团破产倒闭，养老（及医疗保险）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即便如此，由于劳动人口不断萎缩，老龄人口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