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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中的“我”，更是对自己的精神病症进行了犀利解剖。这些小说对病态人物、病态人性和病态心理的分析可谓丝丝入扣，惊心动魄，但徐 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总是把对人性意识和精神冲突的剖析融于具有故事性和浪漫色彩的文本中。在他的小说中，精神分析仍为故事情节和情绪所决定与左右，并时常成为浪漫主义主题演进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这就很大程度上把精神分析浪漫化了。其二，意识流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的高度融合。徐 是一位深得意识流精髓的作家。《炉火》、《逃亡》、《彼岸》等小说中意识流的运用已经具有了结构性功能，它已不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或技巧的问题，而是成了决定小说风格和面貌的根本性因素。徐 小说中的叙述者常常处于独白状态，这种“自言自语”某种意义上正是意识流的外化。《炉火》写画家叶卧佛从精神病院回家后因寻找一幅画而引起的意识流动。一幅画勾起一个动人的故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时空跳跃幅度很大，而人物的意识流也最终把主人公投入大火之中。这篇小说最能代表徐 运用意识流手法的成就。但是徐 的意识流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意识流，而是一种融入了唯美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意识流。徐 总是以第一人称视点来叙事，通常采用“独白”的形式，倾诉、忏悔、反省莫不如泣如诉，感人心脾。这种意识流极有利于凸现小说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和强烈的主观色彩。他小说中之所以能始终矗立一个伤感而多情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并赋予小说以情绪化、心理化的色质，应该说作家对意识流的抒情化功不可没。而且，徐 的意识流总是能还原为一个浪漫而美丽的故事，即使《炉火》、《逃亡》这样纯粹的意识流小说也都植根在一个带着梅里美式美感与神秘的浪漫故事之上。这也许正体现了徐 唯美主义的艺术态度，他对美好人性和爱情的讴歌甚至借助于最善暴露心理丑恶的意识流手法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意识流艺术旨趣的唯美主义改铸。其三，荒诞派思维与魔幻色彩的浪漫主义渲染。现代主义强调对生活的非理性的直觉的把握，“所表达的外界是紊乱歪曲的人生，所表达的是压抑错综的感觉” ① 。徐 也极重视刻画人物的感觉、幻觉与直觉。《盲恋》写一个盲人对音乐的感受力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江湖行》对海伦弹琴的描写，与白居易的《琵琶行》有异曲同工之妙；《气氛艺术的天才》写人的特异嗅觉功能更是具有神奇魔力……可以看出，徐 对各种感觉、幻觉的描写已更多地融入了荒诞派的思维和魔幻色彩，这可以说是对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契合，不但丰富了浪漫主义的艺术技巧，而且也使现代主义的荒诞性与魔幻性注入浪漫主义血液后获得了新的生命活力。应该说，徐 小说创作中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运用是广泛而深入的，但徐 的艺术目的似乎更多地是为了用现代主义来充实和丰富浪漫主义的艺术体系。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情绪被包容在浪漫主义情绪之中，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浪漫化地加以改造是一件十分必然的事情。事实上，徐 对现代主义的浪漫型运用，不仅丰富和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品位，使浪漫主义的滥情倾向得以有效地被克服，从而具有了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厚度，而且也为现代主义的推广和运用，为现代主义走向读者做了有益的尝试。其次，现代主义的通俗化。徐 对现代主义艺术的融化和创造性转化除了表现在对现代主义的浪漫型运用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现代主义小说形式的通俗化转换。对于徐 来说，深刻的现代主义主题、浓烈的浪漫主义情绪、通俗化的小说形式是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的，徐 艺术世界的全部魅力和奥秘也正可以从这种联系中去寻找。关于徐 在现代主义通俗化方面的追求，我们也可从下述几个层面加以分析：
其一，现代主义主题与传奇浪漫故事的遇合。徐 的小说总是表现对于世界对于存在的深刻的现代主义追问，但这些追问总是依傍着传奇性的浪漫故事而发生的。他从不作玄奥的哲学抽象和玄想，而总是把形而上的思索融化在故事情节中，从故事的变幻曲折中透视、折射出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情绪。可以说离开了充满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就没有了徐 的小说，也没有了他的现代主义风格。徐 小说故事的传奇性集中体现为这几个方面：一是故事背景的异域格调和边缘色彩。他小说背景总的说来有异域他乡、都市“特区”和旅途世界三种类型。异域他乡以特有的“新奇”和“诗味”，传达出一种浪漫情调和神秘色彩；都市“特区”、夜总会等消费性的边缘生活也正是一种浪漫心态的表现；“旅途世界”中，“人在旅途”的流浪既是主人公被迫的命运，又是他主动的选择，这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努力。因为孤独的心灵，需要变动的生活去充实、刺激。一方面，这三种背景无疑是传奇、浪漫故事发生的温床；另一方面，这三种背景又为主人公宣泄表达孤独、绝望、漂泊等现代主义情绪提供了机会。二是人物的传奇性。徐 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超脱现实生活轨道的“奇人”，有和尚、尼姑、巫女、精神病患者，还有舞女、白痴、交际花等，这些人既以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给小说一种浪漫神秘的气氛，同时在他们特殊的人生体验和遭遇中又深切地传达出一种现代主义式的生存感受。三是情节的传奇性。徐 的小说总是充满曲折生动的故事，有人就曾评价说：“他的小说充满浪漫色彩，情节富有戏剧性，他从故事的角度，写生命的哲理和宇宙的玄奇……” ① 徐 确实有编造故事的才能，他在中外传统小说故事格局的基础上，以增强故事传奇色彩的艺术手法，使小说中的故事具有很强的新鲜感、奇异感、陌生感，从而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痴心井》、《百灵树》、《盲恋》等小说虽然演绎的是现代主义的哲学主题，但也同样充满了故事悬念的设置和解扣，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传奇性。然而，徐 小说的传奇性又与作为通俗小说杰出表征的传奇性有本质的不同。徐 的传奇故事不是为传奇而传奇，为故事而故事，在传奇之外更多的却是人生思索和生命的感悟，以及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现代主义生存意念。传奇的哲学化，使得徐 的小说既有了一般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同时又更有一般通俗小说所缺乏的深刻的思想蕴涵。在这个意义上，徐 的传奇故事只是传达现代主义主题的思想框架，但他又与所要传达的现代主义情绪无法分离，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了。
其二，语言的哲理化和通俗化的结合。徐 之所以被人称为“通俗的现代派”，不仅在于他善于以生动、传奇的故事演绎现代主义的主题情绪，而且更在于他能以清新、优美、通俗的文学语言阐述对形而上和现代主义情绪的思考。徐 的诗歌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杰出的代表。进入徐 诗歌的语言世界，我们首先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他诗歌的主题意识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派情绪，表现了对现代派艺术和人生哲学的认同，而他的诗歌语言形态却表现出对现代派语言方式的拒绝和抛弃。他不但不求现代派诗歌的晦涩、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反而提倡一种清新、自然、朴素的风格。他的诗歌不但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而且更具有一种通俗化色彩。他的小说语言就更是如此。徐 的小说文体呈现出新鲜清丽的优美风格。他的“文笔极秀丽，有一种清新之趣”，而且“笔清如水，诗意洋溢” ① 。他的小说语言明显地烙上了诗歌语言方式的烙印，词语清新朴实、活泼明快，同时又善于抒发生存的哲理，但这种哲理不是以现代派式的深奥艰涩呈现，而是以诗性的哲语、美丽的色彩画面渲染传达出来。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具有强烈的哲学化倾向，在《彼岸》、《时与光》等小说中几乎通篇贯穿着对宇宙、时间、生存、意义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但文字上读来却流畅明快，毫无沉重滞涩之感，这是因为徐 已经把现代主义的思想情绪用通俗化的语言之网进行了美学过滤。这使读者在通俗性文本的阅读中迅速地获得的是现代主义的哲学体悟，徐 使现代主义通俗化的良苦用心大概也正在于此。
结 语
徐 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成就与风格的作家，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对于徐 的解释视角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但即使如此地以“第三只眼”看徐 ，徐 也仍然呈现出了他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我个人认为，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下述几个层面：
其一，对比于五六十年代大陆文学创作的单一模式和“空白”景象，徐 等移民作家在香港的创作无疑是同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修补和充实。我们要感谢徐 这样的作家在那个贫乏的文学时代以他们不同的“声音”为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其二，徐 香港时期的创作完成了他个人创作的新发展与高潮，这与同时代大陆作家的“创作断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研究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生命力无疑极其有益。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历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下滑行”的文学轨迹，这其实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否定中国作家文学水平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持续向前发展提高而是在某个创作高峰之后迅速呈现“下降”趋向，这只能表明这个作家还不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而徐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他的经验值得珍视。
其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完整线索看，徐 等移民作家较好地在当代文学阶段延续了国统区和五四文学精神传统，而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则基本上割断了与五四文学的血缘联系只是片面地延展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如果我们要完整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线索，要完整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徐 这样的移民作家的参照价值是无以替代的。其四，徐 在香港时期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被称为“香港第一作家”，还一度有人提名让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艺术探索上的功力当然是相当深厚的。但徐 同时又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畅销作家”，徐 把现代主义浪漫化、大众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条艺术经验。他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其五，在纷繁混乱的二十世纪，我们的作家为历史、现实、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学代价。徐 的成功为中国作家如何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1期）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1）
———论陈染
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平台花园之上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兴发展阶段。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新生代新潮小说作家的涌现，陈染、鲁羊、韩东、朱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