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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以为运营摩根公司的人是靠家族谱系论资排辈的。相反，公司实行的是任人唯贤的政策。1980年代升任CEO的丹尼斯·韦瑟斯通便是一个好例子。丹尼斯从未上过大学，他从一所工艺学校毕业后就在摩根银行伦敦分行做交易员。他的成功很难说是各种裙带关系的结果，因为他确实一无所有。
在摩根董事会里任职，是了解国际金融运作内幕的绝好机会。比如，月复一月，银行都说在货币交易上持续获利，我对此迷惑不解。我知道由于外汇交易市场风风火火，预测主要货币汇率和预测硬币正反面的准确度是一样的。后来，我当面质疑管理层说：“看吧！先生们。我所知道的研究都说无法在外汇交易中持续获利。”
“说得对，”他们解释道：“但是我们并不是靠预测汇率走势赚钱的。我们是做市商，不管汇市如何变化，我们收取卖价和买价的价差。”就象今天的eBay网一样，作为中间人，他们拿走当次交易的一小部分钱，但是他们在大量的交易里都这么做。JP摩根的国际顾问团里有一个名叫苏莱曼·奥拉扬的沙特富翁。他是一个比我大几岁的企业家，早在1940年代为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开卡车起家。很快，他就转行做生意，除了别的商品，他还卖水给钻探工人并提供其它服务。从此以后，他开始多元化之旅，进军建筑业和制造业。他也是把保险业引入沙特王国的第一人。
当沙特阿拉伯把阿美石油公司国有化并控制本国石油的时候，奥拉扬已经极其富有。后来，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兴起，他转战美国，染指银行业。他不仅在JP摩根，也在大通银行、梅隆银行、信孚银行和其他四、五家大名鼎鼎的银行购买了1％股票。我和他们夫妇处得很开心，他的妻子玛丽是个美国人，他俩是在阿美石油公司工作时结识的。奥拉扬甚至比我还要象一块吸收信息的海绵——他老是问我美国经济各个方面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涉足美国银行业。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原来呆在摩根董事会里，他就可以对石油美元（译者注：石油美元是指上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由于石油价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国内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资金。由于石油在国际市场上是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也有人把产油国的全部石油收入统称为石油美元。）的流向更为放心。当年美国银行的一个主要业务就是吸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的石油利润，然后找地方——主要是拉丁美洲——把钱借出去。欧佩克不想让它的盈余资金冒种种投资风险。不幸的是，众多银行最后都这么干了。
从福特政府回到纽约后，我继续和1975年在华盛顿期间结识的芭芭拉·华特丝约会。我是在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举办的一个午茶舞会上和她相逢的。第二年春天，我帮助她通盘考虑了一个非常棘手而又备受瞩目的事业决定：要不要离开NBC的《今天》节目、加盟ABC的《新闻》栏目？她在前者工作了12年并成长为一个深受欢迎的联袂主持人，而后者可以让她成为电视晚间新闻的第一女主持人。为了吸引她，ABC开出了破记录的薪酬天价：年薪100万美元。正如各位所知，她最后选择跳槽。
我不害怕女强人，事实上，我现在和其中的一位结了婚。我所能想到的最无聊的活动就是和头脑空空的人约会——这是我当了多年单身汉吃尽苦头后才明白的事。
认识芭芭拉之前，我通常是和其他经济学家共进晚餐、在探讨专业问题中度过晚上的。芭芭拉则不同，她一直和新闻、体育、媒体以及娱乐界的名人们打交道，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从朱迪·加兰到玛米·艾森豪威尔，从理查德·尼克松到安瓦尔·萨达特。她在商业演出方面也大有来头。她的父亲卢是一家上流夜总会业主兼百老汇制片人。他在曼哈顿和迈阿密的“拉丁区”夜总会，象1950年代和1930年代的斯陶克夜总会一样大名鼎鼎，或者用当时（译者注：这里的“当时”和下文的“迪斯科时代”同指上世纪70年代末80的年代初、作者和芭芭拉约会时）的话来说，和迪斯科时代的54播音室有得一比。
在我们约会的那几年，以及此后岁月里（我们一直保持了好朋友关系），我在很多派对上都做芭芭拉的护花使者，由此，遇见了很多本来我一辈子都不会碰面的人。我常常想食物美味而交谈乏味。当然喽，他们对我可能也是如此评价。商业经济学家确实不是“派对动物”（译者注：指聚会迷，超级爱玩）。
即使如此，我确实建立起一个很棒的朋友圈子。芭芭拉在她家为我举办50岁生日派对。现在想起来，来宾们都是我的纽约朋友：亨利和南希基辛格夫妇，奥斯卡和安妮特德拉伦塔夫妇（译者注：美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费利克斯和利兹罗哈廷夫妇（译者注：美国著名金融家）；布洛克·亚士多（我当她是75岁的孩子）（译者注：社会名流，女慈善家，后来在104高龄被亲生儿子软禁与虐待）乔和雅诗兰黛夫妇（译者注：著名化妆品牌创始人）亨利和路易斯格伦沃尔德夫妇（译者注：《时代》杂志总编辑）“庞奇”和卡萝尔苏尔兹伯格夫妇（译者注：庞奇是《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奥克斯·苏尔兹伯格的外号，意思是“穷追猛打”），以及戴维·洛克菲勒。时至3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保持着友谊。
无庸置疑，芭芭拉的社交网络扩展到了好莱坞。每年，我都会因为生意上的事去洛杉矶5、6次，杰克·班尼、格劳乔·马克思、汉尼·杨曼和其他喜剧演员曾每天中午在那儿召开圆桌会议（罗纳德·里根也是山顶俱乐部的会员）。我和传奇色彩的制片人卢·沃瑟曼聊了一阵子，便有所了解传媒业是在为汤森—格林斯潘的客户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打工。我屁颠屁颠地跟着芭芭拉去参加比利佛山庄的派对，在那儿我感觉完全格格不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苏·蒙格丝在她为杰克·尼克逊举办的派对上，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她是迄今为止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经纪人，替诸如芭芭拉·史翠珊、史蒂夫·麦昆、吉因·哈克曼和迈克尔·坚这些大牌明星代言。“我知道您不记得我，”她开口道。然后，她解释说，当年她13岁，我15岁，我们常常和其他华盛顿高地的孩子们在河滨公园的墙上游逛。她说：“你从来就没有拿正眼看过我，而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你。”我不禁哑然，我15岁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默默无语。
尽管这一切令人眼花暸乱，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关注华盛顿的动向。吉米·卡特不需要我，我们只见过两三回，而且话不投机。（当然啦，我曾在福特政府里任职，而他把福特打下了台）不过，退居纽约之后，我看到政府里有了很多令人欣慰的变化。当局和国会所采取的很多举措正是我本来要极力推行的，如果我在那儿的话。
最重要的是，卡特政府继续推行发韧于杰瑞·福特任内的解除管制运动。1978年，泰迪·肯尼迪提请的航空业解除管制议案通过了。（在这次事件中，肯尼迪的得力助手是从哈佛法学院请假出来的斯蒂芬·布莱耶，他后来成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从那以后，国会有条不紊、逐步解除了电讯业和其他6个行业的管制。解除管制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由此结束了劳工力量在其内部的支配地位，转而向商业力量开放自已了。然而，尽管这些变化如此重要，卡特总统对此却几乎没说什么赞誉之言，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个人风格所致。卡特不象里根那样懂得激昂地陈述经济重建的成就，而是表现得犹豫不决、无精打采：似乎他所作出的改变，是由于情势所逼不得不做的结果。
经济并没有如卡特所愿良好运行。自福特任内开始的复苏余荫，卡特政府只享受了一年左右。接下来，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继续不祥地顽固攀升。这为薪资谈判和投资决策笼罩上一片持续不散的疑云。它也影响到世界其它地方，因为别的国家依赖于美元的稳定性，而美元当时正呈现疲软态势。通观1978年，通货膨胀只升不降——从年初的6。8％到6月份的7。4％，再到圣诞节的9％。接下来，1979年1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翻伊朗国王，第二次石油危机从此开始。当年夏天建成的天然气管道受制于油价管制，经济开始螺旋形下降，坠向另一场衰退，而通胀率再度进入两位数范围，入秋时高达12％。
卡特并不是没有努力过。他的政府提请了不少于7项经济计划，但是没有一项计划可以挽回颓势。与政府内部朋友和专业人士交谈之后，我明白了问题之所在。卡特觉得一定要让全社会为此买单才好，因此，他在想尽办法减少赤字、降低失业率和通胀率的同时，提出新的社会福利计划方案。在这一切大体上相互抵触的目标之中，控制通胀本是实现长期繁荣的重中之重，但在卡特任内却从未受到过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我在1980年初交给《纽约时报》的分析。我把卡特所处的情形和福特的情形作了对比：“我们当时的总方针是：在完全控制通胀率之前，不做其它事。”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法律上独立于白宫——似乎仅仅映衬出卡特的犹豫不决。我的老导师亚瑟·伯恩斯和他的继任者比尔·米勒一直努力寻找一个妥协方案，指望利用货币政策理顺各种互为冲突的经济需要。他们不想让信贷过于宽松，以免推动通胀进一步飙升，但他们也不想让信贷过于从紧，免得阻碍经济发展，导致再次衰退。从我所见的情况看来，他们孜孜以求的妥协方案是不存在的。
可惜我是少数派。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给经济带来危险的东西并未明朗。华盛顿有一种共识，以为通胀率的降低必将带来更多的失业，因此误以为降低通胀率是不划算的。
左派和右派的一些人士甚至开始认为：高到一定水平的通货膨胀，比如一年6％，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就象巴西的情况一样，我们可以制定工资指数，把通胀考虑进去。（正如优秀经济学家所预见到的那样，后来巴西的通货膨胀最终达到了5000％，经济完全崩溃）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态甚至扩展到华尔街。这一点，在债券市场里看得再清楚不过了，虽然与其人声鼎沸的堂兄——股票市场——相比，头条新闻要少得多，但是其规模更为庞大*。10年期的国债利率，是反映投资者长期通胀预期的最好指标之一，相当稳健地一路上升，直入1979夏天，但也仅仅略高于1975年的水平。这暗示投资者们仍然把赌注押在美国经济的抗通胀性上——而且相信通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要不见了。
*根据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美国债券市场在1980年的总市值为2万2千400亿美元，与之相对照，股票市场为1万4千500亿美元。2006年末，这些数字分别为27万4千亿美元和21万6千亿美元。
天然气管道一声吼，把每个人都震醒了。伊朗的阿亚图拉上台掌权，随后，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石油生产一天锐减数百万桶，结果，加油站缺油，形成可怕的连锁反应。减产抬高油价，足以进一步推升通货膨胀，而且，高油价迫使银行回收更多的石油美元，进而加剧不稳定性。通货膨胀暴升，终于逼得卡特总统出手了。1979年7月，他对其内阁大为光火，同时，任命保罗·沃尔克接替比尔·米勒担任美联储主席。当保罗还是新鲜出炉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时，我就认识他了，从那以后多年来，他一路迁升，成了联邦储备系统最重要的银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总裁。后来有了这样一幕：直到任命沃尔克为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卡特总统都还不认识他。戴维·洛克菲勒和华尔街的银行家罗伯特·鲁萨此前曾向总统极力举荐，将他作为安定金融世界的不二人选。沃尔克在就职仪式上发言时心事重重：“我们的确面临超出我们经验的特殊经济困难，我们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