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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工会的适当作用及地位的问题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及人们对直接的价格与工资控制的合意性及关税的合意性等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都是以实证分析中的一些密切关税的分歧为依据的。人们对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在工业部门中政府的全面控制的合意性及必要性，甚至在社会主义（而不是私人企业）的合意性及必要性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而且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的事例举不胜举。当然，我的这一主张——即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具有如上所述的性质——其本身就是一种“实证”阐述，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于经验证据的检验。
如果这一主张是合理的，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是取决于这样一种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它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而且值得受到广泛的赞同。它还意味着：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加以严格的区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贡献，即这一区分促进了人们在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
2．实证经济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总体说来，这样一种理论是一个由两种元素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部分地说，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论方法”。部分地说，它是一系列假说的综合体，旨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它是一系列同义反复的词语的综合体。它的作用在于为经验材料的组织及对经验材料的理解提供文牍服务；而且用以检验这一服务质量的标准也是那些适合于文牍体系的标准。对这些事物的种类所下的定义清楚而准确吗？对这些事物种类的划分穷尽了吗？我们知道每一单个项目都应归于哪一类吗？或者，在这其中是否存在着相当的似是而非现象呢？人们对大标题及次标题体系的划分是否已达到这样的完备程度，从而使我们能够迅速地找到我们所要的条目呢？还是由于混乱不清而使得我们不得不一处一处地加以涉猎呢？我们将要研究的条目是否都已编排到一起了呢？条目的编排系统是否已避免了交叉重复呢？
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部分地取决于逻辑上的考虑，部分地取决于事实上的考虑。标准的逻辑准则本身可以说明某一特殊语言是否是完全的及连续的，即这一语言中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实上的证据本身可以说明“逻辑编排系统”的种类能否在实际中找到有意义的对应物，即在分析具体问题中的某一特殊种类时，这些条目划分是否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供给”与“需求”这一简单的事例既说明了这一点也说明了前面所谈到的一系列逻辑分析问题。作为经济理论这种语言的构成要素，供给与需求是两大主要类别，影响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因素及影响生产的因素都被划到这两大类别中来。这种二分法的实用性取决于“它在经验资料方面的高度概括性，即如果我们把任一问题中影响需求的力量与影响供给的力量分别开列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得到这样两类资料：它们之间很少有哪些项目是共同的。”现在，这样一种概括对于象消费品终极市场一样的市场来说是合理的。在这一类市场中，可以被看作是需求产品的经济单位与可以被看作是供给产品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明确的、严格的区分。很少存在这样的混乱现象：从某一方面看来，某一特殊因素应被划归影响供给的项目之类，而从另一方面看来，又应被划归影响需求的项目之类。而且也很少有必要考虑两个类别之间的交叉效应（即交叉重复）。在这类问题中，在标题“供给”与＿“需求”下对有关因素进行编排所需要采取的步骤既简单又明了，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这种简单明了的方法还防止了在其它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差错。但是，这种概括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理的。例如，在一个主要是投机性的市场中，对于价格的每日波动来说，这一概括就是不合理的。例如，一则关于增加超额利润税的谣传，对于股票市场来说，是应当看作是主要对今天的公司股票供给发生影响的因素呢，还是应当看作是主要对今天的公司股票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呢？在类似的情况下，几乎对于每一因素来说，将其划归“供给”标题之下的理由大约与将其划归“需求”标题之下的理由一样多。这些概念仍然可以使用而且不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它们仍然是“正确的”，但与在第一个例子中的情况相比它们的用处则明显地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有意义的实证对应物。
作为一种实证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其对它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唯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唯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而暂时地得到“接受”呢，还是遭到了“拒绝”。正如我下面将更为详细地阐述的那样，对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唯一有关的检验，是将其预测与实际情况所作的比较。郊果该假说的预测（“频繁地”或比来自于另一假说的预测更为经常地）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可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它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当我们说到某一假说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确认时（并不十分准确），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避免误解，可能有必要明确一下：我们用来检验某一假说的合理性的“预测”，并不一定非得是对尚未发生的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是对将来事件的预见。它可以是对业已发生了的现象所作的预测，但前提条件是对这一现象所作的观察尚未进行，或者是虽然对这一现象的观察业已作出。但进行预测的人尚不知晓。例如，在其它一些情况已知的情况下，某一假说预测在1906年将会有某些情况发生。如果对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所作的研究表明，在1906年某些情况确实发生了，那么该预测则得到了实践的确认。反之，如果研究表明在1906年某些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么该预测则与实际情况发生了抵触。
从这种意义上讲，某一假说的合理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对其它假说进行取舍的标准。人们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在数量上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但可能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如果存在某一种假说与可得证据相一致，那么一定还有无数的假设也与这一可得证据相一致。例如，假设对某一特殊消费品所征收的一种特别货物税，导致了价格的上涨，其上涨幅度完全等同于税收的数量。这与竞争情况下稳定的需求曲线、水平的且稳定的供给曲线是一致的；但它也与竞争情况下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发生必要的相应移动后的斜率为正或为负的供给曲线相一致：它也与垄断情况下常边际成本及稳定的需求曲线相一致，只是为了取得上述结果要求后者具有某一特定的形状；等等，等等，无穷无尽。这一假说所适应的另外一种证据可以起到剔除上述某些可能情况的作用；但它绝不可能把这些可能性削减为一种，而独自地与这一有限的证据相一致。对那些与可得证据同等一致的假说所进行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任意的。虽然我们一致同意这样的观点：对选择所进行的考虑应以“简洁性”与“成效性”为出发点，但这二条标准的本身就意味着否定完全的有目的的简化。一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在某一既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也就越少；一理论越是“富有成效”，它对现象所作的预测也就越精确，而且该理论进行预测所依据的范围也就越大，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它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虽然也与评判的标准有关，但只起一个辅助作用；二者的作用在于确保该假说能够正确地阐明宗旨，而且做到使每一个研究该假说的人的理解都准确无误——在这里，它们与统计计算中对数字精确度的检验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
不过，我们对社会科学中某一特殊预测所作的检验，很少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来进行：这种实践是经过专门设计的，意在消除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干扰因素。通常，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在我看来，社会科学中无法进行所谓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并不能反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区别。这既是因为“无法控制”的实验并非为社会科学所特有（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就是一例），又是因为有控制的实验与无控制的实验之间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哪一种实验是可以完全控制的，同时每一种实验中又都存在着部分的控制，这是因为某些干扰因素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应保持相对的稳定．
实践所提供的证据是大量的，而且常常是确定性的，犹如经过了设计的实验一般。所以，无法指导实际情况并不是通过预测的成功来检验假设的根本性障碍。但如此得到的证据在解释上却要比前种情况困难得多。它常常是复杂的，而且总是间接的和不完全的。对这种证据的收集常常是困难的，而且对这些证据的解释通常需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工作，同时还涉及到一系列的推理判断，而这些很少能够真正做到把握事物的真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实验所带来的大量的直接证据与经济学之无缘，的确妨碍了检验假说工作的顺利进行。但与这一情况在取得合理的结论，及在由可得证据所证明了的结论上取得一致意见等方面所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前一种妨碍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它使得人们对失败的假说的摒除工作进展缓慢且困难重重。这些失败的假说很少永远告别经济舞台，相反却总是一再出现。
当然，这些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时，实践所提供的证据与有控制的实验所能提供的证据几乎一样地直接、大量与确定。也许，最明显的重要例证要数通货膨胀问题。这种通货膨胀证据是服务于这样一种假说的：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货币数量的大量增加必然伴随着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这里，这方面的证据是大量的，且为对这些证据加以解释所需要的推理判断较少。然而，尽管存在着大量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的事例，但这些事例与货币存量的大量增加之间的本质上的—一对应关系，及在其它相关的情况下的变异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