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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周期内，价格与产量趋于一起变动——两者都是在扩张期间内趋于上升，而在收缩期间内趋于下降。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二者都是周期性过程的一部分，且任何可能促进大规模扩张的因素（包括货币变动），都可能促进价格与产量的大规模上升；反之亦然。前一部分隐含地假定了这一关系。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较为不明确，且在第一部分当中我们将产量情况看作是既定的。现在，不论是作为一种表述方法，还是作为对现实的一种第一近似，这似乎都是完全合理的。在长期当中，一国的产出如何变化，首先取决于这样一些基本要素：可得资源；该社会的工业组织；知识与技术技能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积累，等等。这才是货币与价格作为一个配角而借以发挥其作用的舞台。
在货币存量及价格的变动影响问题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广为接受的、且几乎没有异议的主张：价格方面的大幅度、出乎意料的变动，不利于产量的增长——不论价格的这些变动是上升还是下降。在一种极端的情况下，恶性通货膨胀期间所发生的这种价格上涨，严重地妨害了资源的有效使用。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下，如1920－1921期间所发生的，及1929…1933期间所再一次发生的那种价格骤减，毫无疑问地造成了广泛而巨大的资源浪费。
到现在为止，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是温和的价格变动的影响问题。一种广为人们所持有的意见认为：价格的缓慢上升刺激了经济产出，并带来了更快的增长比出（与价格不变时的情况相比）。为支持这一观点人们提出了许多理由：（1）据说，价格（特别是工资）是具有刚性的。在一市场经济当中，为经济增长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再分配，要求相对价格及相对工资的变动。据认为，如果这些变动可以在其它的价格与工资不下降的情况下通过某些价格与工资的提高而发生，那么这些变动在不存在磨擦与抵触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就会容易得多。即使价格是稳定的，由于经济增长意味着工资相对于价格而趋于上升，所以，相对工资的某些变动仍然可以通过前面所说的这一方法而实现，但相对价格方面的变动却不行，而且，毫无疑问，即使是对于相对工资的变动来说也不可能存在着足够的变动余地。（2）据说，成本（特别是工资）比售卖价格更有刚性。所以，广泛上升的价格将趋于使利润率提高，这既使得企业有着更大的动力去增加产量，扩大资本，又为企业提供了为所需资本筹集资金的方法。（3）前一种观点的最新普遍说法是：成本不仅对于下降具有刚性，而且作为强有力的工会的一个结果，具有被拉上的趋势（而与需求状态之间的关联甚小）。如果货币存量被阻止增长，据认为，结果将是失业（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及较高的价格水平（尽管不一定是一个上涨的价格水平）。据认为，温和的价格上涨将通过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允许名义工资提高，从而趋于抵消这一拉上压力。（4）与价格上涨相适应，利率将非常的低。如果价格（比如说）以每年3％
的速度上涨，那么货币贷款6％ 的利率只相当于价格稳定时的3％
利率。如果放贷者对于价格的上涨作了充分的调整，那么这不过意味着第一种情况下的利率比第二种情况下的利率高出3个百分点。但是事实上这是不会发生的，所以生产性企业将发现借贷成本相当之低，从而具有更大的投资积极性（与价格水平不上涨时的情况相比），而且，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相应的转帐拨付，使得生产性企业有着更多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点。
与这种观点相反，一还有人提出。普遍上涨的价格水平减轻了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方面的压力，刺激了相对于工业活动的投机行为，减少了个人储蓄的积极性，且由于个别价格为了相对于其它价格而保持不变必须有所变动，所以保持一适当的相对价格体系更为困难。而且，人们认为，一且价格的上涨普遍为人们所感知，那么前中段中所列举的那些好处都将消失：价格或工资的自动调整条就或其经济等价物，将消除价格与工资刚性，消除工资比价格所具有的更大刚性；强有力的工会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工资要求、以便将价格上涨的因素考虑进来；而且由于价格的上涨，利率也将提高。若要想实现这些好处，价格的上涨率将不得不加速，且在未达到恶性通货膨胀之前这种加速上涨是不会停止的。从这一点看来，很明显，表面相似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作用，这取决于价格的上涨是如黄金的发现等非人格事件的非预先确定的、且基本上不可预知的影响呢，还是某一共同体所采取的蓄意的政策行动的一个预先确定的结果。
某些相信缓慢的价格上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认为：与缓慢的工资增长相对应的稳定的产品价格是最为有利的，这将稳定的价格预期的优越性与相对工资调整所带来的某种摩擦缓和地结合起来。另外一些人将缓和的价格下降及稳定的工资视为最有利的，理由是：工资调整方面的其它问题将为对节俭及积累的刺激所抵消。
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相互关系方面的历史证据杂乱无章，无法为这些主张中的任何一个提供明确的论据。（1）在美国，1865－1879这一期间是发展极为迅速的时期、然而，就是在这同一期间内，价格下降了一半。的确；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变动与产量的变动都不是有规律地进行的。在这一时期里，很明显，产量在周期性扩张期间内的增长最为迅速，而这时价格却是温和地增长的，或是大致平稳的；大部分的价格下降发生在周期性收缩期间。然而，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这种周期性的相互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较长时期内的相互关系，而且在下面这一点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疑虑之处：在整个这一时期当中，价格的下降是大幅度的，且产量的增长是大幅度的。（2）1880－1897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下降时期，1897－1913这一时期是价格的普遍上涨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第二个时期通常被认为比第一个时期表现出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但这是否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尚不清楚。19世纪90年代早期所出现的、程度较高的货币不确定时期是与普遍地受抑制的情况相联系的，并很快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应。如果将这两个时期都排除在外的话，那么，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期间价格普遍下降。而在世纪之交之后则普遍上升，在其余的各时期里，人均实际产量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比率。此外，尽管价格上涨，但1908－1914这一时期却是增长相当缓慢的时期。（3）在从1920－1921大衰退中复苏以后，20世纪20年代这10年，是迅速增长的10年，且价格水平相当稳定。（4）在英国，与后来的价格普遍上涨时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19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在价格普遍下降的时期当中，人均产量明显地具有一较高的增长速度。（5）另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英国意在取得缓慢的价格下降的努力，伴随着种种相当大的经济困难，并几乎接近于经济停滞。
总而言之，也许唯一得到了证实的结论就是：在价格变动相当稳定、规模适中，且可以被合理地预期的情况下，或者价格的上涨，或者价格的下降，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大概要到别处去寻找。但是，很明显，价格方向不可预测的反复无常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干扰作用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作用是一样的。
4．政策含义
前面对长期及短期内货币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以及对价格变动与产量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对于增长及稳定方面的公共政策，有着某种相当直接并相当即刻的意义。
（1）为了使价格水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保持合理的稳定性，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使其与产量的增长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此外，若要想让过去的模式继续下去，货币总存量必将增长，以便在公众的实际收入增长的同时，满足公众提高现金余额与收入之比率的愿望。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持价格水平的长期稳定，年3％
一5％ 的货币存量增长率是必要的。
（2）为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既避免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又避免大规模的通货紧缩，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与为价格稳定所必需的年3％ 一5％
的增长率相见，货币存量的增加既不能过分地快于这一水平，又不能过分地低于这一水平。货币供给的过分快的增长率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膨胀；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快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决不会发生。货币供给的过分低的增长率（更不用说货币供给的绝对减少），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通货紧缩；反之，若没有货币供给如此之低的或负的增长率，大规模的持续的通货紧缩决不会发生。
（3）一个高度波动的价格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干扰程度与对经济稳定的干扰程度是一样的。即使这一点得以避免。对于经济稳定来说，什么样的长期价格模式才是最佳的这一点仍不十分清楚——大致稳定的价格水平？温和上涨的价格水平？还是温和下择的价格水平？然而这一点的确是明确的：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一致的。如果必须通过价格水平目标来表述目的的话，那么，一个稳定的价格水平有着极大的优越性：（a）易于公众理解；（b）确定性，它使得准确的目标方面的一系列变更较为不可能；（c）这大概是实现对社会各个成员平等相待的最佳途径。然而，确保任一价格水平目标的大致实现所存在的困难告诉我们：最好通过某种变量（而不是价格水平）来表述即刻的政策目标，如将即刻的政策目标表述为货币存量的、年4％
的稳定增长之取得，然后让价格处于与这一货币目标相一致的任一水平上。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水平几乎不可能较大地背离相对稳定性，而且毫无疑问，决不会是剧烈的不稳定的。
（4）对于周期性波动来说，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货币变动成为波动的根源。如果我们可以将货币存量的增长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速度上，且在短期当中不存在货币存量的无规则变动，那么，发生下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我们将经历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的急剧的价格上涨；或者，我们将经历如1920－1921期间，1929—1933期间，1937－1938期间所发生的那种大幅度的价格下降或产量下降。
（5）尽管一个稳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率将防止我们过去常常经历过的那种广泛的波动，但它并不意味着完全的稳定性。力图更进一步利用货币方面的变动来抵消导致扩张与收缩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一构想是十分吸引人的。尽管可得证据已经证明了：如同在较长的时期中一样，在商业周期的过程中，货币变动，与价格变动、收入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它也在通过货币政策的良好调整从而产生出经济活动的良好调整的可能性问题上，洒下了凝重的疑团——至少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上是如此。这一证据告诉我们：货币变动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其影响，而且所需要经过的时间又是变化不一的。例如，按照过去的经历，为抵消目前的衰退而在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在
6个月内，或在不超过一年零六个月内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1956年晚些时候及1957年大部分时间里所实行的紧的货币政策——这一货币政策是为抵消那时存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而采取的——对于那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任何作用，而只是到了现在才产生其影响，并促成了当前的衰退趋势；1956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本身又不能部分地是为抵消1953－1954年衰退而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一个滞后结果。这样一来，在一个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限制，而且这样的货币政策有着很大的危险性：这样一种货币政策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自1951年以来的联邦储备政策截然地优于联邦储备系统建立初期时的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联邦储备系统业已避免了货币供给增长率方面的广泛波动。与此同时，我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