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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国家拥有企业。当这些管理者进行资本投资时，他们并不是在投入他们自己的资金，也不是在投入那些他们作为代理人而为之服务的、可视为相同的人的资金。他们是在投入国家资金。他们所冒风险，不是他们自身的风险，或可视为相同的被代理人的风险，而是国家的风险。同样，工人的收入也不一定相等于企业家在计算生产数量时所包括在内的理论工资。
这就是兰格与勒纳的书中富有独创性的分析的一个微型样本。这是一本值得赞赏的书：它教给我们很多自由市场运行方面的事情，而且，我的确认为它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实际目标——如何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必要极详细地探讨他们的分析，因为在我看来这一分析中最根本的缺陷，与他们讨论的最复杂部分关系甚小。我只强调这一点：他们的方法有很多优点。它强廹社会的计划者尽力去估计在自由市场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从而对实现高效率生产的各个方面予以考虑。它确定了这样一种社会中的计划者，在按照实际情况调整价格的反复摸索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原则：在短期当中，按照可得的供给来调整需求量；而在长期当中，按照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点上的需求量来调整可得的供给量。
可以说，兰格与勒纳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遭到了极大的忽视。请允许我暂时地离开主题，来看一下从英国的实践中得到的一个近期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来自于她在竞选期间所作的一项承诺，即接受一委员会的发现。这个委员会的发现是从对政府服务部门的工资与私营行业的工资所进行的对比中得出的。该委员会指出：政府雇员的工资应该提高28％，以便比得上私营企业的工资。如果英国的计划者业已拜读了。并且吸收了兰格与勒纳的思想，那么他们会知道正确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有很多人来申请为数很少的几份工作，那么这份工作就会薪水过高；如果有很多工作但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申请者，那么这份工作就会薪水过低。至于英国的情况属于哪一种这是毫无疑问的：已经存在着太多的政府雇员；但与此同时，对于文职机构中每一份可提供的新工作，都有着太多的申请者。十分明显，这些公务员得到的薪水过多，而不是过少。如果该委员会信奉兰格与勒纳的著作的话，那么，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出政府部门薪水太低的结论。
兰格…勒纳制度的各种形式都已规模或大或小地在很多国家中试行过——在兰格的祖国波兰（但在那里这种种冒险的成功并不非常明显）。在捷克斯洛伐克，在匈牙利，在罗马尼亚。尽管这些结果通常优于早先取得的那些成果，但它们也无一例外地使改革支持者的希望受挫。
沃伦·纳特1968年在一篇题为《不存在所有权的市场：一个美妙的幻想》的重要文章中，指出了这种制度的结症所在。我从中摘录如下、
如果我们兜了一圈，又回到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上来，那么，我们将会感到他的分析是多么的空洞。不存在可分割的、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力的市场，是一种十足的幻想。若没有分散的权力与责任，则不可能有任何竞争行为——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没有其中一方也不会有另一方。如果所有的财产都确实地集体化，而且所有的定价权都确实地归中央所有，那么，下面这种机制则毫无存在的余地：这种机制可以在任何重要方面再现竞争性私人企业的职能。
英国金融记者塞缪尔·布里顿，1980年1月在《冲突》上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点作了更为尖刻的总结：
公布一系列原则，从而要求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这般行事：“就好象”他们是竞争性的私人企业中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一样，这种做法忽视了这些人所面临的、实际的个人动机……在马背上罩上斑纹的做法，不能使马变成斑马。
这种方法的最根本性问题，是如何监视责任的履行问题。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述自由市场制度的中心特征，那就是：它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都在监视着他自己的行动，同时，每个人都有一种动力来很好地监视它。这正是托马斯·索厄尔在他最近的著作《知识与决策》一书中，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所阐述的观点。一个使用自己的劳动力来为自己生产产品的人，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努力工作，并且高效率地工作——正如苏联与中国那些耕种自留地的人那样。一个以其自己的财产来冒险的人，会有一种动力来最好地使用它。如果他使用他自己的财产来雇用别人进行生产或提供劳务，那么，他会有很大的动力去监视他的工人；而且，由于知道他在监视着他们，并可能奖励或开除他们，所以，工人们也有着很大的动力去高效率地工作。花它已的钱构消费者会有很大的动力去认真地计划开销。等等，依此类推。
反之，在这种国营企业的管理者被告知要象赚取利润的企业家一样行事的制度中，他们有什么动力来监视他们自己呢？政府官员会力求监视他们，但是，使得这些官员不得不很好地监视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而且，他们如何才能获得监视这些管理者的信息呢？
单单检验企业那些按步就班的、日复一日的、重复性的活动，是无法清楚地揭示这一问题的。唯有检验那些从生产增长、发展与变动，也就是说从生产革新的角度来说，在许多方面是最为重要的单一活动，才有可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一问题。这些生产革新包括决定生产什么样的新产品，在生产产品的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新工艺，进行哪些新的资本投资，等等。举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假如一个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就他所能作出的最准确的判断而言，这种想法获得成功的机会只有1／10。然而，如果成功的话，以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或者以生产支出方面的节约等形式而带来的经济收益，（比如说）100倍于引入这种想法的费用。那么。采取这一活动毫无疑问是十分可取的。这是一笔赌注。如果很多这种赌注得到了采用，那么，最终结果将是非常喜人的；成功者将大大地补偿失败者。
在下决心进行这一冒险的人可以得到额外收益的全部或大部分的制度中，个人会有动力来进行冒险。虽然他知道他输钱的机会是9／10，然而，当他的想法实行以后，在1/10的概率下他将得到的收益，足以证明这种冒险的正确性。
下面再来考虑一下这一情况在国营企业中的情景。国营企业的管理者如何才能使他的上司相信：这一情况中的输赢可能性及指在收益真的就是他所认为的那样呢？他可能对他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然而在说服他的上司方面，他却可能困难重重。此外，奖励制度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一冒险成功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他将得到某些额外的补偿；他可能被授与奖牌，得到赞赏与荣誉，成为一名国家英雄。然而，如果这一冒险失败了的话——正如在9/1O的情况下将会出现的那样，那么几乎肯定他将受到惩罚，还可能失去他的职位。成功情况下的报酬并不能补偿失败时的损失。他自然会倾向于使企业避开这种危险，追求平稳，并只进行那种一定会赢利的投资。谁能够指责这样一位管理者呢？考虑到这些管理者所处的客观环境，他们的这种做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合理的、理智的、人性的做法。然而，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种行为却是通向滞胀与僵化的桥梁，而且，事实上，这一直是在集体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现象。
南斯拉夫的工人合作社
南斯拉夫所采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这就是我要加以讨论的另一个主要方法。南斯拉夫的作法所涉及的不是玩资本主义游戏，而是建立一种受到限制的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发挥作用：严格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与运行，即一个真正的市场；工人合作社。即一种不彻底的资本主义市场。
在南斯拉夫，80％至90％的可耕地处于严格的私人所有制之下。那些农民所有者为市场而生产。农业的这一部分可以比作苏联与中国允许农民耕种的自留地。
在农业之外，南斯拉夫还允许——至少几年前当我在对此的时候是这样（我最近几年一直没有去那里）——严格的企业私人所有制，但条件是：除了家人以外，企业的雇员不能多于五人。应该说，虽然准确的数字现在会有所不同，但某种类似的东西毫无疑问是得到允许的。尽管这种规定使私人企业限制在相当小的规模内，但由同一家庭的不同成员所指导进行的企业协作，却使得某些企业在保持在正规限定之内的同时，将其范围扩展得相当广泛。这种企业在旅游业中尤为重要。在这一领域中，这种私人企业在为南斯拉夫提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经济收入甚丰的行业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对于较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南斯拉夫采取了工人合作社的形式。在工人合作社中，企业不是明确地归国家所有，而是想象上归企业职工所有。我说“明确地”与“想象上”，是因为这些合作社涉及到了与美国的公司同样的、集体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混合体。谁拥有美国的某家公司呢？是股票持有者吗？或者这一所有者是这样一种政府吗？这种政府从中（相当小的企业除外）取得46％
的利润，并承担46％
的损失。有一次在南斯拉夫，我作了这样的计算：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程度与美国的社会主义程度之间的差异（如果我的记忆是正确的话），是14个百分点。在美国，公司所得税那时是52％
，所以，政府拥有每一企业的52％ ，在南斯拉夫，中央政府从工人合作社的利润中拿走约66％
。这样一来，在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程度方面，仅存在着14个百分点的差异。正如我们认为我们的企业是私人所有、私人经营的，而这一观点文包含着重要的合理因素一样，在南斯拉夫，这些合作企业也被工人看作是为工人所拥有，而且这种观点同样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因素。
几十年以前，在南斯拉夫实践了苏联的刚性中央计划方法之后，这一方法才得到采用。刚性的中央计划方法非常不成功；而且几乎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在政治上与苏联绝交，它放弃了刚性的中央计划，转而赞成工人合作社。工人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功，远远地超过了刚性的中央计划。然而另一方面，工人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功，却又远远地低于一种更近于成熟的自由市场制度。我们第一次到南斯拉夫时——那几乎是20年前的事了——使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的反应与我们在那里遇见的其他一些外国人的反应之间的对比。我们是从苏联前往南斯拉夫的。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异常繁荣、且相当开放的社会，深深地震撼了我们。但是，我们在那里所遇到的那些从奥地利来南斯拉夫的人，却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非常落后、且非常不自由的社会。
用这一方法来更仔细地检验那些问题是很值得的，这是因为这样做似乎是很吸引人的。在西方社会，关于将企业转化为工人所有的企业的合意性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而且也不乏这种转化业已发生的例子。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当西北工业公司拥有芝加哥与西北铁路这一损失惨重的企业时，他们通过把这一企业交给工人，从而使税收大量减少，而找到了一条摆脱困境、且十分可取的道路。这样一来，芝加哥与西北铁路变成了为工人所有的企业。但这与南斯拉夫的模式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一企业中，工人实际上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可以转让及出售。但在南斯拉夫的模式中，工人并不拥有这样的股份。
这种南斯拉夫方法的主要缺陷，来自于财产权利与就业状况之间的联系方面的差异。南斯拉夫的工人不拥有对生产企业的可分割的、或可转让的权利。只要他们是工人，他们就是所有者。如果他们中止了就业，他们就不再拥有任何财产权利，或者对企业收入的任何权利。这样一来，真正的资本市场则无法建立。按照我从沃伦·纳特的文章中所读到的那些摘录，虽然权力与责任都已经分散下去了，但却不存在任何可充分分割的、可完全转让的财产权利。这种财产权利的缺乏，不仅排除了资本市场，而且排除了私人在除较小规模以外的任何较大规模上，进行冒险与创新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