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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非常高的产量。区种的缺陷在于它要耗费大量劳力，因为将土地分为小区后就无法使用畜力或机械了。265
氾胜之被公认为是《氾胜之书》这部公元前1世纪农书的作者，他可能的确设计了这种不需较多土地、也不需畜力，却需要大量劳力与精心照料的农作方法，来满足只有极小块农田的农民的需求。区种要求在小面积土地上进行大量劳作，包括整地、除草、灌溉等。不过，相当一部分工作可以由妇女与儿童完成。氾胜之的方法可以将农户全部潜在的劳力都利用起来，从而将贫苦农民的负担转变为了资产。《晋书》简略地提到，氾胜之曾一度被指派去教导三辅地区的百姓种植小麦。266可能正是由于实际的田野经验，导致氾胜之设计了这套农业技术，帮助缺地农民克服由社会不公导致的不利处境。
耕种方法与技术 水田耕作
代田法与区种法都是旱地农作技术。《氾胜之书》提到的十四种作物中只有稻是水田作物。他论述了水稻的种植技术，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控制水流进入稻田的方式，来保持稻田中水深与水温的均匀（小块农田最为理想，因为容易使水的深浅相当均匀）。将田埂上所开的进水口与出水口，直接面对面安排在水田的同一侧，这样水流经的路线很短，对水田内水温的影响很小，水温就能保持相对温暖。而如果田埂上的进水口与出水口安排在成对角的位置，这样水流经的路线较长，流动较多，就会降低温度。在气温过高或日照过长的时候，稻田必须要降低水温。通过运用这种简单却有效的设置，农民创造了最适宜水稻生长的环境（文献五，4：4。5，4：4。5。3）。
当时的水稻种植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作法，即用水淹来除草，尤其以华南与长江流域最为盛行，这种做法可能源自非常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267汉代文献在描述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时，总会提到“刀耕水耨”。268尽管对这个词有不同理解，但汉代注释家应劭（主要活动于2世纪晚期）的解释可能最为准确。按照应劭的看法，采用“火耕水耨”首先要焚烧农田表面的杂草，然后放水进入田中并播下稻种。这样杂草与稻会一并生长，等到水稻秧苗长到七八寸高时，再割掉杂草，然后放更多的水进入稻田以淹没草根，使其迅速窒息而死。于是割下的杂草与草根都成为了肥料，可以滋养稻田（文献五，10及注63）。
与应劭同时代的郑玄（公元127年－200年）也注意到用水除草的办法。他在注释《周礼》时指出应在仲夏割草，因为夏天的阵雨可以掩盖住农田，防止草的再生。在秋天水干后，还要割一次草，为来年种稻做好准备269（文献五，11，注65、66）。与此相关的是，经过这样准备的稻田要休耕一年，或者至少是要从仲夏休耕到来年春天。270与《氾胜之书》中论述的复种乃至套种不同，应劭与郑玄所论述的稻作是在大面积农田上进行的，不是劳动集约型。之所以存在这种农业发展不同途径，解释之一是即便晚至2世纪，长江以南地区仍然人口稀少，可耕地相对较多。这个假说可以通过3/4个世纪后南方的情形获得佐证。公元前278年，为晋朝征服了南方的将军杜预在其上奏中说到，“刀耕水耨”当时在南方已经不再实行，因为这里已经没有了大面积的荒地，而且人口也不再稀少（文献五，12）。
这种相当原始的水稻栽培方式可能只是在南方才采用。黄河流域与汉代畿辅地区的水稻栽培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中国北方很早就有水稻种植，新时期时代的遗址中已经发现过稻谷的痕迹，甚至是谷粒。在经书的记载中，今山东、山西、陕西及河南各省当时都产水稻。在汉代，涉及今河北、陕西、河南与山西的北方各郡都建有水库，为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条件。271由于耕地的连续使用及北方生长期较短，迫使农民必须更为经济地使用土地并发展更好的农业技术。措施之一就是育秧移栽，先在秧田内培育秧苗，再将之移植到稻田中，这种做法中国现在仍在使用。其长处是明显的：当其他作物还在农田内尚未成熟时，水稻的种子已经开始在秧田内发芽了。在代田法与区种法中，作物都要按设计好的方式排列。但在水稻栽培中，作甽或作区都非常困难，只有插种有一点高度的秧苗才可能使作物排列整齐。也许这就是《四民月令》将插秧列为五月份常规农活的原因272（文献三，1：5。5）。6世纪的《齐民要术》对当时北方与南方的水稻栽培方式进行过一番比较。在南方，秧苗不需要移植。而在北方，秧苗在长到七八寸高的时候要移植。不过，水淹除草的技术当时已经融入北方的水稻栽培过程中了（文献五，13）。
这些情况表明，移居南方的农民一旦拥有了大片土地，他们的耕作方式比起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北方地区时就会粗放一些。不过，南方烧地的方法的确有为稻田水层提供肥料的长处，这是旱地农作根本无法比拟的。因此火耕水耨的方法很容易为南方的水稻栽培所采用。不过，也有可能是北方原始农业阶段的刀耕火种方式在这方面的特征尚未泯灭。但是很难令人置信，在采用精致的复种制几个世纪后，农民竟然还能想起这种古老的做法，除非是有某种新的刺激因素。很可能，这种新的刺激就是在北方了解到了南方的耕作方式时出现的。至少有一个例子，在北方农民无法在新从河流处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植任何作物时，南方的少数民族越人曾被带至北方，耕种河旁的低地（文献五，14）。
《氾胜之书》对选种与储种有过简单的论述。强壮、高大、高产的单穗往往被选作来年的种子。中国农民直到今天仍然延续着这一做法，从而存在大量不同的谷种样本。当时还没有通过育种来培育理想谷种的做法，直接从田中选种似乎是唯一的办法273（文献五，4：6。1）。《齐民要术》记载说将选出的种子单独栽培，精心照料，再从中挑选最好的种子，可以使种子得到进一步改良，但这种做法在汉代尚未出现。274
为使种子免于受热与受潮，对种子的储藏必须非常仔细。首先要让种子干透，然后放入竹制或陶制的容器中，再加入防虫效果好的草药。有意思的是，氾胜之还很迷信地提出，如果种子被马嚼过几口，就不会生虫（文献五，4：6。2，4：6。3）。
耕种方法与技术 农具
汉代农民使用的农具主要是铁制与木制的，与今天的情况一样。有些木制农具，例如耒，实际上是很原始的农具，可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使用了。耒耜类农具位列木农具之首（《说文解字》卷14，2），每一种都有非常独特的功能（文献五，15）。《说文解字》还罗列了各种木农具，包括各种用于锄、犁、耙、收割、脱粒等的农具（文献五，16）。铁农具有锹、鹤嘴锄、犁、双齿锄、园艺锄、镰刀与长柄镰刀（文献五，17）。铁锹至少有四种类型，每种都有特定的名称。
在汉代的另一本字典《释名》中，编纂者为读者描述了各种农具。令人惊异的是，它们很多与中国现在使用的农具，甚至在细节方面都很类似。编纂者还说，农耕方式决定了农具的形状，所以有种专门用于沿沟除草的窄锄可能就与垄作法有关（文献三，18）。
犁的演变说明了农具的变化是由它的特殊功能决定的。犁的原型仅仅是一种较大的耒。古文献经常提到“耦耕”，对耦耕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由一个人拉经过改进了的耒，而另一个人将耒踩入土中。当耒有了能穿透土壤的切割刃时，它实际上就变成犁了。尖刃会逐渐发展成更为有效的犁铧。后脊最终发展成为犁板，也有助于翻起土壤。到这时犁就会太大，人拉不动，需要使用牛或马了。但是完全木制的犁适应不了牲畜的拉力，于是导致了一个重大改进，就是在犁铧上加上一个铁铧刃。辉县出土的战国犁铧，就是这种带有铁铧刃的木犁。275
战国时期的犁，犁铧呈超过120度的宽大V字型，很难深切入土，而且这种宽角的铸铁刃难以承受深耕所需要的压力。276汉代的犁似乎已经有了改进。在汉代的考古遗址中，发掘出土了一些犁铧呈锐角三角形、犁床厚重的大型犁。277将犁铧改为锐角，提高了它的穿透力，也使深耕成为了可能。东汉的犁比起西汉所使用的来，又有了明显改进。278
不过，汉犁的形制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犁非常小，似乎不可能是用畜力牵引的。至少在河北清和出土的一个小铧，明显就是耧车的一支腿，而不是犁铧。279不同形制的犁的发现，表明在中国广袤的疆域内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地域差异，而且也说明农活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工具的形状与大小。大型犁在翻耕新农田时非常有用，因此它们往往出土于辽东、古浪及承德可能并非出自巧合，这些地方在汉代都是偏远的边疆地区。中型犁要轻便一些，两个人就能拉动，符合对赵过推广代田法时所提倡的那些轻便农具的描述。最小的犁，如果是耧车的腿的话，自然就是用来控制作物间距离的。如果农民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同时又要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并为良好的田间作业留下合理的工作空间，这种小型犁就非常关键了（文献五，7，9）。
汉政府推广了犁的使用，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地方官员都鼓励百姓采用牛耕。280出土犁的汉代考古遗址的广泛分布，以及汉代壁画与画像砖上为数众多的对犁耕的描绘，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281据说，当时官营冶铁工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好铸造“大器”，与大部分其他农具相比，即便小型犁也应该算是“大器”了。实行专营的铁官由于职司所在，可能的确曾经将制造铁犁视为完成其额定任务的捷径，而政府对犁的制造与出售，又可能推动了它的使用。（文献五，19）
日用农具构成了汉代出土文物的主体，包括有锹、锄及镰类工具。其中锹的历史最为久远，因为它是直接由古代的耒发展而来的。282汉代出土文物中有直刃锹、曲刃锹，铲型锹、平型锹，双齿铲、单齿窄铲，直柄铲、曲柄铲等。厚重的钁是用于破土的锹，狭窄的钱则是用于甽间除草的锹。战国的铁器都是铸造的，但锻制的锹在汉代则已经相当普遍。283
锄也有类似的区分。厚重的用于破土，轻便的用于碎土，窄的用于除草。锄柄也有不同的安装方式，以追求最好的功效。在现存汉锄中，锻制的同样非常普遍。284
镰包括长柄镰、短柄镰及月牙形的手镰。长柄镰清楚地出现在一幅描绘收割场景的汉墓画像砖上，图中有两个人在水田内挥舞着长柄镰，另三个人则在用手镰割穗头。285一般认为长柄镰是适用于密集播种的农具，因为采用密植则作物无法成行。月牙形手镰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的砍刀发展来的，只用于割穗头，秆都留在地里。286短柄镰是一种改良了的农具。使用短柄镰可以只留几寸高的秆在地面，这样收割下来的谷秆捆起来方便得多，而且不需要再清理农田，因为留在地里的短梗很容易被翻耕下去做肥料。此外，发挥短柄镰的最大功效要求作物行列整齐。因此，采用垄作法最有利于短柄镰的利用。287
1858年在河南巩县发现了西汉晚期的冶铁作坊遗址。其中有些设备通过使用高温煤炉，可以生产出含碳量很低的高质量的锻铁。遗址出土的工具大多是铸造的；不过，大部分木匠工具却是用高质量的锻铁制造的。288水排的发明可能对东汉时期铁的生产有过重大影响（文献五，20）。这些发现应该能够证实冶铁技术的发展在西汉末年出现过重大突破，东汉时期人们已经可以生产锻铁来制造各种工具和农具了。289而且应该注意的是，以辽阳三道壕遗址出土物为代表的西汉铁农具还是铸造的，既小且脆，与战国铁器的制造技术水平大致相同。290东汉农具则已经是锻制的，形体较大，质量也比较高。291
除了上述对汉代农具的论述外，汉代当然还存在农具的地区差异与个体差别（文献五，21）。而且，较贫穷的农民可能只用得起劣质农具（文献五，22）。
耕种方法与技术 小结
农业技术在汉代取得了以下进步：农田内作物排列整齐有序，取代了撒播密植的做法；多种作物的种植体系逐渐发展；作物的轮作与施肥使复种已成为常规，只是在庄稼连续两年歉收的地方，或是人口稀疏、耕地充裕的南方地区才会有休耕。农作的集约化，使整地、除草及不断中耕成为了中国农业的标志性特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