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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一直坚信，大吉普的排气量就像老祖母的年龄，越大越安全、越慈祥、越可靠。
每说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注泪珠潜然，她是我在中东唯一同床共枕、历经生死的伴侣，我叫她长腿沙漠跳鼠。
也与我的尼康相机被列为我的“一妻一妾”。买她的头一个月，我就开了1。3万公里，从开罗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穿越加沙地带一直开到耶路撒冷。直到以色列南方军区动用M113装甲车和AH一60“黑鹰”直升机才在阿什克隆终止我和我“爱妻”的蜜月旅行，我和我的长腿跳鼠的蜜月之旅由此上了法新社、路透社、埃及华关脱报、约旦时报、以色列消息报1992年6月22日的头条。追踪突发事件之余，我的大吉普是当地最出色的导游。在我任职期间所有访问开罗的大人物都慕名乘我的大吉普进沙漠兜风，一睹胡夫金字塔风姿。政协副主席吴学谦、《人民日报》社长邵华泽、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北大校长罗豪才…都曾是我的车上客。张百发对中国驻埃及使馆文化参赞郑重宣布：“全埃及的活动，只有唐老鸭和大吉普最有意思！”
我的大吉普一旦折叠起后座就成了新华社中东分社载重量最大的轻型卡车，为此我成了中国使馆常抓的卡车车夫。连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调任埃及，也是我驾大吉普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半岛，到约旦、沙特边境接来的。
我的长腿跳鼠从未背叛过我，可我对她的爱意已变态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每当出差短暂分别，我都将她开到车库尽里边的死角里，再拆掉她的电瓶连线、电路保险，以免他人染指。别人开我的车比开我更令我难受万分。在我的长腿跳鼠前后风挡上，分别是我手绘的手持相机狂奔的唐老鸭和拳头大小的英文：“xinhuaNew：ph0hO”（新华社新闻摄影），还有我宿舍的电话号码，我以此控制以开罗为圆心、2000公里为半径的突发事件。在我的长腿跳鼠的遮阳板上，我写了一段硬汉海明威的狂言：“勇敢者出不了事。如果你是好样的，出了倒霉事全怪你自己。”我已经无法回忆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恐怖分子围追堵截、被士兵扣留、被难民包围……为了自我保护，我的前风挡上贴了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加利的合影，我说的最熟练的一句阿语是：“安拉最伟大。”
职业冒险之余，我喜欢驾大吉普探寻无人涉足的沙漠小径，体会妙不可言的冒险乐趣，在干涸的河床上露宿，让滚烫的浮沙埋过我赤裸的躯体，洗去长途驾驶的疲惫，体会母亲怀抱的温馨。
在开罗，几乎所有摄影记者开的都是吉普，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时代》周刊“断腿”巴利、法新社克里斯蒂安、路透社阿莱……我们还组织了英雄美酒俱乐部。
回至北京，我天天只能蹬着我的那辆破旧自行车，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长腿跳鼠”。
直到现在，每逢金乌西坠，我都会变得魂不守舍，仿佛又变成一只沙狐，又回到金字塔西侧那片大沙漠，眼前总是一片金黄，一切全都凝固，没有声音也没有风，我坐在大吉普的引擎盖上，从汽车冰箱中摸出冰镇啤酒，遥望远方成群的撒哈拉沙鸽在晚霞中追赶沙漠落日享受追赶新闻间的短暂宁静，默默体验天涯客的孤独，想象母亲花白的头发在炊烟中飞舞。
我爬下大吉普，在侧逆光的阴影里左右端详与我朝夕相处的“长腿跳鼠”。落日余辉里我的“长腿美人”不断变化着色彩，笼罩在神秘的红光紫雾之中，撒哈拉沙漠上拖着她长长的倩影，像玛丽莲·梦露在阿拉斯加封冻的育空河畔舒展玉腿……战斗、挣扎、死亡，反反复复永不休止。醉眠中我看到汉尼拔的纵队、马木留克的骑兵、拿破仑的方阵、隆美尔的坦克随着我的大吉普滚滚而去。我平端着尼康相机，在300MM镜头中看到我自己：在驾驶学校钻研吉普，在秦岭林海追熊猫坐吉普，在青藏高原探险开吉普，在海湾战争中往返巴格达一安曼还是吉普……离职回国的那天凌晨，我和驻埃及武官曹彭龄将军最后一次将大吉普开上金字塔西侧的沙丘之顶。曹不仅是我北大的校友，还是海湾战争在巴格达结成的刎颈之交，也是开罗惟一理解我心志的中国人。与大吉普耳鬓厮磨之后，我最后亲吻了我的“长腿美人”，在她的右风挡遮阳板上，我用黑色记号笔留下最后的爱意：“老兄，好好爱这无言的战友，她到过海湾，还挨过恐怖分子的石头……她有生命，勇敢忠诚，从不妨主。”
（此车1994年1月奉调回国，现归新华社青海分社所有。作者又及。） 第16节“长城一金字塔”在召唤 #page｛position：absolute； z…index：0； left：0px； top：0px｝ntent｛font： 11pt/16pt 〃宋体〃｝第16节“长城一金字塔”在召唤近几年来，我除奉命在神农架原始森林追拍野人一年多之外，基本赋闲。外语没地方用，车技也荒废了许多，老朽垂死，陷入沉寂无声的绝望之中。男人一旦失去拼命的勇气，谁也没办法给他补充。
经验告诉我，在地球上努力保持自我虽然痛苦，但未必是坏事，尽管造物主希望世界上的人类形形色色花样越多越好，可人类自己在疯狂杀戮各种动植物的同时，也拼命消灭自己同类中的各色者。办公室像架庞大的水泥搅拌机，每天把水泥、石子、沙土、石灰……搅拌在一起，铸成一团什么也不是、可坚硬无比的废物。把一切有生命的有机物，变成无生命的无机物。分不清谁是水、谁是泥。邻居窗户飘出的舒曼曲子总让我魂不守舍，探首窗外，只有大自然才是人类生命、心智、情感的惟一源泉。生命在于运动，我渴望大自然。
中东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一方土地，具有创造三大宗教的超自然神力。如果有人现在对我说昨晚外星人把胡夫金字塔从开罗搬到了耶路撒冷，我也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中东。
海湾战争之初，我辗转千里从巴格达赶到耶路撒冷，夹在虔诚的犹太人中间把写有自己宏愿的纸条塞进哭墙：“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从此开始了我的中东摄影记者征程。也许是冥冥之中众多神灵的庇佑，种种不可思议的机遇使我有幸亲临一些耸人听闻的地点，接近一些世人皆知的人物。
1993年，我结束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工作时，突然萌生驾我那辆历经战火的大吉普自金字塔出发，经开罗、塞得港，跨过苏伊士运河，经西奈、加沙、贝鲁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杰拉石、贝特拉、安曼、巴格达、巴比伦……返回万里长城下的北京的梦想。中国驻埃及公使程远行、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对我的狂想大加赞赏。一向沉稳的新华社以色列分社社长也在我的计划书上签名，表示坚决参加。因为他、我和我的大吉普都将在1993年12月底期满回国。我向上司解释说，这样不仅可以省了两张飞机票和一辆大吉普的托运费，还能采访到许多一流的“重大新闻”。
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诃德式的远征。
回国后，我出版了萧乾先生作序的《我从战场上归来》，还一口气在《世界博览》上发表了十几篇中东见闻，承蒙读者不弃，许多文章还被一些大报大刊转载。许多忠厚的好心人写信给我，告我千万不可住笔，由此再次激发了我“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宏愿。
坐回到北大图书馆，我仔细研究了这一宏愿的可行性。
首先，中国与中东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金字塔尼罗河、耶路撒冷约旦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泰姬陵恒河印度河、长城长江黄河……其次，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国和中东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河南开封自宋朝就有犹太人，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惟一无条件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度。中东各国历来对中国友好，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第四，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惟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我在中东时的一些白人记者朋友把我屡屡出入的一些国家视为禁地，而我黑发黄脸却从未碰到过真正的危险。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国人”的优势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百先是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曾在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雪山抓过大熊猫。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险，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国际政治系、北京警察学院驾校、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第三，从“飞毛腿”横飞的海湾战争到中东缔造和平的三年里，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此外，我是惟一单人独骑横穿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并顺利完成各种采访的中国人。我曾与加利并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圣诞弥撒、在卡扎菲帐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宾的石斑鱼、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同桌共饮、被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称为“最喜欢的人”，当了两年穆巴拉克总统府摄影师，独家获得伊朗政府新闻采访签证……第四，先后在《世界博览》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幅照片、几十万字文章，承蒙中外读者抬举，经美国的电脑网络输入后更加谬种流传，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受到欢迎。第五，我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我的梦想开绿灯。
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感动，先是《世界博览》的一位拉美华侨读者自愿解囊相助，继而山东7位中学生将半年早餐钱省下166元寄到《世界博览》编辑部转我……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惟有坚辞退回原处、更奋力笔耕而已。接着，中国银行海外部总经理朱华先生约我到香格里拉，详谈资助，据他说三菱银行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客户，三菱吉普可以出车供我远征。只可惜主管我的上司非要中国银行先把300万打到新华社新中国图片公司账上，由此弄得泥牛人海，让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铜臭冲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岳武穆奉诏一别朱仙镇，“惊回千里梦，起来独自绕阶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办埃及节目时，同在金字塔下喝过酒的辛少英导演让我帮忙准备一下。我推荐了我在埃及的一帮朋友：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埃及文化参赞王贵发、国际台记者马为公、我开罗的新华社同事水均益。旧友重逢，重又勾起我梦系魂牵的中东情结，现为国际台新闻部主任的马为公仍像老大哥那样提醒我要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酷似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隆，“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战，却不知如何同犹太人相处”。我说我不怕，我绝无仅有的经历是无法剽窃的。小水说他能帮我拉赞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难测，水姓的兄弟情最坚贞。”当年，我从炮火纷飞的以色列撤下来，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线，在开罗滞留了两夜一天。当时我衣衫褴楼精神濒于分裂，像只被火山吞食家园的大猩猩。素昧平生、仅在电脑前编辑过我写的“飞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见如故，喝了两夜啤酒。他还弄来一辆蓝奔驰，把我带到尼罗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饱览夜色，樽前共叙弟兄情，拿尼罗河当易水，风萧萧兮为我送行，使我紧张的神经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暂松弛。他当时好像不很开心，酒后大有乘风西去之意，果然日后凤栖梧桐去了中央电视台。
报刊读者数以万计，可电视观众是以亿计算的。战争期间，我的头像登在《人民日报》们上，成了纸上的英雄而有脱离群众之嫌。现在又被电视们一访，把头伸进人家窗户大谈各种冒险。于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中国代理戴天鸣老板对我的“长城…金字塔”大感兴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轿车而从不造大吉普。接着有人送我一辆旧吉普，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免费帮我把这辆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励我为中国人争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诺基的几位朋友也有意参加，可这些汽车都无法达到初驶里程一万公里无故障的标准。
使我美梦从空想到科学的是原北京电视台台长，现任北京有线电视台总编辑的裴有权。
这老兄年轻时也是个不要命的摄影记者，既属同行，又是前辈。听说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携后进之意。几经点拨，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义。
裴老总称，“从长城到金字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