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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世心语-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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斌先生在1990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写有书评,文中有一段话说:“混饨学是关于系统的整体性质的科学,它扭转科学中简化论的倾向,即只从系统的组成零件夸克、染色体或神经元来作分析的倾向,而努力寻求整体,寻求复杂系统的普遍行为。它把相距甚远的方面的科学家带到了一起,使以往的那种分工过细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倒转,亦使整个数理科学开始改变自己的航向。它揭示了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是过程的科学而不是状态的科学,是演化的科学而不是存在的科学。它覆盖面之广,几乎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期,西方有识之士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模糊学、混沌学呢?这说明他们已经痛感西方分析的思维方式不行了。世上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绝对的好、绝对的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分析的方法有限度,要把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是办不到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这样人类文化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我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从整个世纪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这是东方,三十年河东。到明朝末年、西方文化自天主教传入起,至今几百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灾难,癌症、艾滋病、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这些灾难中任何一个解决不了,人类就难以继续生存。怎么办?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这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去除掉这些弊端。所谓综合,就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这八个字。西方的哲学思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清如水,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中国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从整体着眼,从事物之间的联系着眼更合乎辩证法的精神。就像中医治病是全面考虑、多方照顾,一服中药,药分君臣,症治关键,医头痛从脚上下手,较西医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更合乎辩证法。
  总之,我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同志们,原来我讲好的是,十个八个人在一起座谈,随便讲点什么。结果,这个架势一摆(指安排季先生坐在台上),非高高在上不行了。在车上我跟他们两位(宋柏年、刘蓓蓓)说讲什么东西,我说希望先听听大家的意见,他们说讲一讲文化什么的和跟你们学院有关系的一些事情。刚才杨院长也说了,不是什么正式的报告。我就根据在车上那个几分钟的灵感,来谈一点我的感想。
  大家知道,我并不是搞什么文化思想的,我的出身是搞西洋文学的,后来乱七八糟搞点语言、文化、佛教,科技什么的也涉及了,是杂家,样样通,样样松,不行。要说特点呢,我喜欢胡思乱想。最近也写过几篇文章,是胡思乱想的结果。这胡思乱想有个好处,为什么?因为真正的专家呀,他不敢随便说话。他怕。我不是什么专家,所以我敢说话,就跟打乒乓球一样,我没有心理负担。现在我就讲一点儿我的看法,当然,把所有的想法都讲出来也不可能,占大家太多时间。
  第一个就讲他们两位在路上讲到的文化热,眼前我们中国研究文化的一些情况。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开始的,大概是几年前吧,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不是华人的外国人的赞同。这证明这个口号提得正确。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间有些东西,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所以我们要弘扬。因此,我自己感觉,这口号提出来以后,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有人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对立,我感觉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我们这个口号就具体体现了这个关系。
  据说现在全世界给文化下的定义有500多个,这说明,没法下定义。这个东西啊,我们认为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有的是最好不下定义,自然科学像“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线”,非常简单,非常明了,谁也反对不了。而我认为社会科学不是这样的,所以文化的定义我想最好还是不下。当然,现在好多人写文章,还在非常努力地下定义,这个不过是在500个定义外再添一个定义,501、502,一点问题不解决,所以我个人理解的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文化一大部分呢,就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边,五经四书呀,二十四史呀,中国的典籍呀,按照数量来讲,世界第一,这是毫无问题的;按质量来讲,我看也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部分保留在典籍里,当然也有一部分不是保留在典籍里边,比如说长城,长城文化。长城是具体的东西。现在的文化,吃的盐巴也是文化,什么都是文化。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也不敢说,我说这是不是太过分了,什么都是文化,虽然这个没什么坏处,说明大家对文化重视。不用说别的,就是从我们古代文献里边,好多话,到今天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大家也知道,宋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从前年轻的时候我也很怀疑,我说一个人怎么能够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呢?我到了望九之年了,我现在感觉到其实用不着半部《论语》,有几句话就能治天下。例如像大家举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想法,这句话能办到,我看不仅中国大治,世界也大治,世界和平就有了保证。这一句话就够了。又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到了共产主义也无非是这个境界吧。
  今天中午我看《大公报》,现在的日本大使,他就讲,“近者悦,远者来”。我后来听说我们国家一个领导人到印度去访问,人家总理就讲这个教育重要,说教育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引的我们中国的。后来这位领导人到了巴基斯坦,他们的总理(女总理)引用的也是中国的话。我不是说古籍里说的话全对,这个不可能的,有精华也有糟粕。这是必然的。可是精华毕竟多于糟粕。像这种话,我不是说别的国家就没有,不能那么说,我也不说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是我们创造的”,这是希特勒的论调,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创造的,是大家共同创造的。我们古代典籍里边,就是片言只字,你只要认真体会,就能对今天有帮助。这种话多极了。《论语》我们都念过,当时念《论语》莫名其妙,后来,解放后也批判《论语》,真是莫名其妙。现在你想一想呢,这里边有些话确实是那么回事。对我们今天有用。所以林语堂,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智慧》(The Chinese Wisdom),它就是讲这个,选中国古代典籍里边非常精粹的,叫做中国的智慧。再回到我刚才说的,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我说不但对中国有用,对世界也有用。大家都能做到的话,这世界会变好的。当然这种想法就是“乌托邦”,不可能的。不过无论如何,这种智慧代表我们老祖宗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
  有一次开会,碰到那个萧克将军。大家也知道萧克,他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执行副会长,他讲中国文化中有精华,当然也有糟粕,他说孔子讲“唯女子与小人之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他说这就是看不起妇女吧,这句话是对的。当时在孔子那个时代,妇女恐怕是地位很低的。不过,我也跟他讲,这句话里边还有一半是对的。说小人那半对的,说妇女是错了,不应该那么讲,后来他也同意。这样我也感觉到,我们弘扬文化,我刚才说,得到全世界,不但是华裔华侨,而且是外国人的赞扬,我是说有识之士,不是一般人,一般的西方人还没到这个水平。
  再说我们中国,跟这个有联系的是讲国学。国学嘛,好像是北大带了个头,《人民日报》大家也看了吧,去年有一篇文章,讲国学在燕园悄悄地兴起。实际上国学有一大部分就是讲我们的优秀文化,我们搞国学的目的也不是什么复古主义,跟那个不沾边儿。可现在呢,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在这方面,要用“文化大革命”的词儿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阶级斗争新动向。现在就是有人这么讲,说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话我最初听说时,大吃一惊,我说国学怎么能对抗马克思主义呢,可是确实有人这么说了,而且有文章,大家要是愿意看的话呢,去年,哪一月忘记了,《哲学研究》上有一篇文章就是这观点。也有人写文章配以漫画来讽刺国学研究。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正确的,人家不一定认为正确。咱们人文科学就这么复杂。这个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种文章以后还会有,这种讲话以后也会有。我的看法呢,说搞国学就是对抗马克思主义,这根本不沾边儿,应该说是发扬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对头了。不沾边儿,怎么对抗呢,好像是我们一提倡国学就是复古主义。
  现在整个的社会,不但中国,而且是全世界,都是西方文化占垄断地位。这是事实,眼前哪里不是西方文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就说我们这穿的,从头顶到鞋,全是西方化了。这个西化不是坏事情,问题是怎么对待这个现象。现在,我们学界,你讲那个西化大家没人反对,不管你怎么西化,没人反对;你讲“东化”,就有人大为恼火。这“东化”报纸上没有这个词儿,是我发明的。不用说别的,我记得是1827年,还是清朝,歌德,德国那个大文学家,当时应该说歌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在1827年1月30日,跟爱克曼谈话,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讲中国的《好逑传》。《好逑传》这本书,中国最多能够摆在《今古奇观》里边,跟那个同等水平。歌德呢,看了那个翻译,是法文翻译是拉丁文呢,我忘记了,就大为赞美,说中国这个文化了不起。《好逑传》,从这个名字你就能知道,是讲才子佳人的。他讲什么呢,歌德讲,你看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公子跟小姐在那里谈情说爱,可是坐怀不乱,伦理道德水平高。另外天井里面,那个鱼缸里面的金鱼,在那里悠然自得,在那里玩,说中国这个天、人完全和谐,一点儿没矛盾。虽然是讲才子佳人,这种书咱们有一大批,歌德当然不知道,当时欧洲也不可能知道,一大批,可以说是已经公式化了。可他认为了不起,他批评当时法国一个最著名的诗人,就说是写伦理道德啊,就写这个男女关系,若跟中国一比啊,简直是天上地下,中国好得不得了。1827年,不是很早的,不是汉唐,汉唐那时候确实东化,当时在汉唐,世界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是中国。到了法国,大家知道的伏尔泰,对中国也是推崇备至。莱布尼茨也是对中国的《易经》推崇备至。歌德比他们还晚。到了1827年,还这样赞美中国。据我的看法,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纸老虎,被戳破了,于是乎中国的威望、中国的文化,在欧洲人眼中,一落千丈。鸦片战争是转折点,在1840年。当然在1840年前,中国已经有一批人,感到闭关锁国是不正确的。比如魏源,大家知道魏源的《海国图志》,《海国图志》这本书,写作是在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战争以后才出齐,最后有一百卷,一大堆。这本书应该说当时是了不起的。可这本书产生的作用,在中国远远不如日本。一向有人讲,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受这个影响,其中主要之一就是《海国图志》,但是《海国图志》在中国并没有产生这么大影响,一直到19世纪末年洋务派,好像也没有给它了不起的地位。就说这个东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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