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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丽江申“遗”的成功，盛名之下游客剧增。2001年，接待322万人次；2002年，增至335万人次；如潮的游客无疑为古城保护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可置疑当年丽江提出的“保留古城，另辟新城”的城建方针在某种程度上暂时缓解了城市发展与古城保护的矛盾，但是随着近年丽江旅游的持续升温，丽江依托旅游的招商引资也呈现出“井喷”状态。各种“圈地运动”也正向古城蔓延而来，而留给古城自由呼吸的空间越来越小。更甚的是某些项目的选址缺乏科学性，给丽江脆弱生态水系带来近似毁灭性的破坏，古城的水质已急剧下降，雪线也在飞速后退中，而水和雪山正是丽江的生命和灵魂。总之，丽江古城的保护任重而道远，绝不能让申“遗”的成功成为古城噩梦的开始。
平遥古城显然不能像丽江那样大搞“休闲度假旅游”，因为她没有丽江那样独特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和气候条件。古城沉重的历史文化给人多大的压抑感苟且不说，仅凭煤灰飞舞的灰色天空，游客就清楚这儿并非久留之地，要想让游客逗留长一点时间，为当地经济GDP增长多做些贡献，平遥得先把自身的环境给治理好。同时，平遥古城的商业气息备受非议，虽然还不至于浓得要像江南古镇周庄那样大张旗鼓地进行“减商运动”，但是从目前平遥商人的脸上很少看得到他们先辈的那份从容和自信，多是通过耍一些与先辈“以义制利”相悖的伎俩来坑骗游客。这种陋习不改，必将给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的光环抹黑。此外，平遥古城的旅游产品几乎是清一色“瞻仰”性产品，而缺乏参与性、趣味性较强的体验性产品，不过这可以通过深入挖掘文化，增加一些精品的节庆表演节目，使之更立体化，更形象化、更艺术化的演绎平遥的历史文化内涵，让游客不自觉的融入一幅“复活”了的“清明上河图”之中，从而更深层次提体验平遥古城独特魅力。
在这三古城中，知名度最低的当然要算祁县古城，因为她缺少了一条“世界文化遗产”的华丽外衣。此外，祁县古城现有的旅游产品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介于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之间“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这给祁县古城的旅游市场拓展带来巨大的阻力。要想在现代的旅游开发中大有作为，祁县古城必须跳出现有资源和定位的“桎梏”，实施与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有差异的定位，并创造性地推出一些具有招牌意义的旅游产品，从而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比如平遥老街经营的主要是“仿古董”和特产“推光漆器”，祁县老街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打造“华北传统手工艺品”的大卖场，从而创造规模化的特种文化旅游魅力。当然作为中国的玻璃器皿之都的祁县，玻璃手工艺制品自然将是祁县晋商老街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另外，祁县古城还有一招鲜为人知的“必杀技”，那就是祁县古城令人艳慕的丰富名人资源，虽然目前由于缺乏实际的载体，祁县历史名人更多的只能是在文化理念上加以体现，而难以成为吸引力巨大的有形实体。但是，如何通过深入挖掘这些丰厚的名人资源，使之以不同的方式向游客展演，比如通过名人牌坊、名人蜡像馆、名人雕塑和名人场景塑造等等，将给这坐古城增添浓浓的名人气息；同时以名人为品牌，延伸出一系列相应的旅游纪念品，为古城的旅游开发增加重要的“筹码”。
鉴于目前祁县古城的知名度与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还要一定的差距，为了更好的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傍大款”不愧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捷径。通过“傍”平遥古城和乔家大院这样的“大款”，以借势造势，借名扬名，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打响祁县古城的牌子，提高祁县古城的知名度的目的。
不可否认，旅游经济的发展会给古城的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得冲击，但旅游开发本身并非厄运的根源，重要的是古城的开发有没有科学的规划做主导，重要的有没有按照规划去实施，当然古城经营者的人品、智慧、才能和想象力更是古城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
明清时，中国最富有的省份并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到的那些省份，而是山西！直到100多年前，山西仍是中国名副其实的金融贸易中心。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国的财富中心是位于一个以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为中心的晋中地区，这里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一、中国最早的商人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一向重农抑商的中国，相继出现了晋商、徽商、洞庭商、宁波商、龙游商、陕商、山东商、粤商、福建商、江右商等商人集团，形成了影响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所谓“中国十大商帮”。其中，晋商以其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活跃时间最长而居十大商帮之首。
晋商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富甲天下、显赫一时，除了一个“俭”字，还在于商业上的两大独创：一是开创并垄断了对蒙的边贸和对俄的外贸，打通了一条陆上通欧的“茶叶之路”；一是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执全国金融牛耳。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追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晋商的历史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清，而是由来已久。
面对今天贫瘠落后、保守封闭的山西，我实在难以相信：中国最早的商人，居然是晋商始祖——山西盐商。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关羽关老爷的家乡——山西南部的运城地区就拥有解州盐池，“贾出于盐”的“盐”就指此地，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贩盐的山西商人。
二、特许经营权
晋商的崛起，同样和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明朝，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从中原逃回蒙古草原了。朱元璋手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乘胜追击，以绝后患。但朱元璋认为，国家刚刚统一，百废待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所以就不同意追了，而是沿北方边境设立了九个重镇，包括辽东、开原、广宁、宣化、大同、偏头、延绥、宁夏、甘肃。
这九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的驻军，就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肯定是靠近这些重镇的人。由于九个重镇中，大同、偏头属于山西，而且大同是重中之重，其它重镇又大多紧靠山西，所以山西人最早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明洪武三年，一个叫杨宪的 山西人，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这里的“盐引”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贩盐的特许经营权证。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这就是所谓的“开中制”。
“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特许经营权，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
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奔小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就是四百年。
三、晋商远去的背影
越是翻阅历史，我越觉得山西人的形象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山西自古都是从商的圣地，但现在我们却无法将商业繁荣和山西联系在一起，山西似乎已经在市场经济的热潮中被边缘化了。
以前的山西一直是一个边境地区， 山西人更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将自己的商业触角不断伸向东北、匈奴、鲜卑和西域等地。晋商自古就是做边贸的好手，同时也在促进民族交流的过程中让自己先富起来。
而现在的山西，典型的一个内陆省份，却似乎是在夹缝中求生存。“西部大开发”没有山西的份儿，“振兴东北”更没有山西的份儿，“打造京津冀经济圈”也没有山西的份儿。山西有的是为国家奉献煤炭资源的份儿，得到的是影响子孙后代生存的恶劣生存环境！
山西商业的启蒙，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范围内相对过剩资源（解州池盐）的合理开发，这也是所有原始商业行为产生的根源，这是山西人富裕的开始。山西商业的振兴，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以外资源（塞外皮毛和江南茶叶）的重新整合，这是诞生现代物流业的萌芽，这是山西人勤劳的硕果。山西商业的辉煌，来自于国内外的银钱异地汇兑（票号），这就是现代银行的前身，这是山西人智慧的结晶。
而今天，山西唯一兴旺发达的行业，也来自于对自己生活区域范围内相对过剩资源的开发。不过，这次不是盐，而是在高额商业利益驱动下因过度开采而充满血腥的煤炭产业。
当我看到一则则关于山西小煤窑开采事故的各类报道，看到那一具具充满冤屈的民工尸体，看到那一片片因过度开采而水土流失的沙石化土壤，看到那一个个依靠非法开采煤炭和血腥剥削采矿民工的矿主们，我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无名的愤懑和凄凉。
注：2004年3月2日下午，我写下了以上文字。就在当天晚上，香港翡翠电视台6：30新闻节目中报道：山西介休的一个小煤矿因违规操作而发生大爆炸，26人死亡，2人失踪。
这绝不是偶然。
2004年3月5日，在深圳飞往厦门的万米高空上，我习惯性地开始了我的空中阅读。随手拿到的是刚刚在机场书店买的2004年第7期的《新民周刊》，掠过开头几页的广告和目录，翻到第8页，一行黑体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山西煤矿去年发生死亡事故159起》。原文如下：
2月10日，山西省煤矿安全监察工作会议上透露，2003年山西全省各类煤矿发生死亡事故159起，死亡496人；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31起，死亡337人，同比增加5起，多死亡33人；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8起，死亡234人，同比减少1起，多死亡19人。
这仅仅是被媒体公开的官方数字！
我合上了杂志，一股说不清的辛酸将我的目光引到了机舱窗外，平流层上的景色就像一块洁净纯蓝的纱，那么缥缈，那么完美。那一刻，整个世界凝固了。
飞机的颠簸将我的思绪拉回舱内，我又重新拿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