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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通常想到的只是电脑、网络、比特或人工智能，孰不知生物工程也是当代信息技术的重要领域之一，它与电脑和网络技术是一对孪生兄弟。
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的两位年轻科学家沃森（James Watson ）和克里克（FrancisCrick）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很短的文章中宣布，他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天然结构。这种核酸就是我们如今常听说的DNA，它是生命的基本分子。DNA中包含着决定生物遗传特性的遗传密码，它的基本单位也被称为比特！几百个基因的相互组合可以构成像细菌那样最简单的生命，而用十万个以上的基因进行组合，就可以制造出像人类这样复杂的生物。
目前，生物科学家已经发现和归纳出了几百种导致人类遗传缺陷（如低智商、弱视以及各种遗传性疾病）的基因。对这些基因的发现给各种遗传病患者带来了福音。然而生物工程学家不是医生，他们的目的不单单是给人治病，而且想彻底改造或创造生命。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开始资助一项耗资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图谱工程（Human GemomeProject），其目标是在不远的将来将人体中全部基因（大约10万种）
的位置寻找和描绘出来。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实施改造人或再造人的计划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不久新闻媒体关于苏格兰克隆羊和美国克隆猴的报导会在世界各国引起波天大浪。因为这些技术无非是克隆人技术的短暂序曲。事实上，美国科学家已经说，对人的无性繁殖已经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
无性繁殖或者说克隆技术是当代科技专家取代《圣经》中的造物主的又一个实例。按照《圣经》中的说法：神用那人（亚当）身上所取下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把她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从宗教徒的眼光看来，克隆技术本来是上帝的专利。然而现在生物工程专家开始闯入上帝划定的这个禁区了，当数字化技术使人体的神秘大白于天下之后，造人就不再是上帝的专利。人不愿再作上帝或自然的产品了，他开始进入一个人是人的试验品的时代。网络和人工智能技术专家渴望用数字化的机器来代理和替代人，而现代生物工程专家则更干脆，他们直接祭起200多年前法国哲学家拉梅特利的口号：人是机器！并用数字化技术对这台机器进行拆卸、修理乃至改造。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殊途同归。
人是机器，这就是现代信息技术理论对人的基本论断。此外，人工智能专家和生物工程专家还对人作出了一个相同的诊断：人只是一台陈旧的、不怎么样的机器。它或者应该被其他机器淘汰，或者需要升级。正是基于这种共识，现代电子技术已经开始与生命技术联手，他们往人脑中置入芯片改善人脑的工作状况，或者把人脑组织的数字模型移入机器之中！如今，所有人都不怀疑当代高科技是十分能做的，它完全可能在实验室中造出一个新型的人型机器或机器化的人。然而，这些事情是否可做则是超出技术范围、与人类生存和人类命运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许多伦理学家、宗教学家以及类似学者看来，如果说一个社会对人的生活行为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道德命令是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那么对现代信息科技提出可做与不可做的要求则是为了捍卫人类的尊严，为人类寻找最后一块保留地。
正因为这样，当克隆羊问世之后，美国政府下令对克隆技术尤其是克隆人技术的情况进行调查，大部分西欧国家、日本和一些拉美国家也明令禁止克隆人研究。
但在许多专业科学家看来，这些禁令反映出人们对科学的无知。有些人甚至说，对科学发布禁令与当年罗马教庭对伽利略的审判毫无二致。显然，高科技实验室在不同人眼中扮演着天使和魔鬼两种角色。它不仅能生产造福于人类的电脑、网络、延年益寿的药品，也不仅制造一些美妙的科学幻想和现代神话，还制造着人类的倒数计时器！当乐观主义数着科技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步伐时，悲观主义者和一些对人类已不再感兴趣的科学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数着人类走向终点的脚步。
卡赞斯基甩出的炸弹
1996年4月3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破获了一起延续十多年的系列爆炸案。在美加边境蒙塔纳林肯镇附近森林的一处与世隔绝的小房子中，50名特工人员逮捕了代号为FC小组的凶手西奥多·卡赞斯基。他在过去17年中曾16次邮寄炸弹，炸死3人，另有20多人致残。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美国有关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此案。目前，美国公众和世界许多新闻媒体都关注着这次审判，有人把该案与不久前判决的黑人影星辛普森谋杀案并称为世纪性的审判。
其实从案件性质来看，辛普森情杀案只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犯罪活动。该案之所以引人关注，无非因为被告是一个著名体育明星和影星，他雇佣了一只号称梦之队的强大律师团。更重要的是，该案涉及到美国社会中最敏感的种族问题。
相比之下，卡赞斯基爆炸案本身就不同寻常。罪犯卡赞斯基不是像阿布·尼达尔那样的国际恐怖分子，也不是一个心理变态狂。他16岁考入哈佛大学，20岁获得数学学士学位，25岁在密西根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讲授数论。显然，这是一位智商颇高而且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人。然而，他忽然在1969年27岁时离开大学到荒僻的北部森林隐居。70年代末，他开始以邮件方式投寄炸弹，在十多年中给社会带来多次恐慌。
更为不同的是，卡赞斯基的犯罪不是出于个人恩怨，他精心选择的袭击对象都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死于炸弹的三位牺牲者中，一位是计算机商，一位是广告商——他曾经帮助一家在海上发生大面积漏油事件的肇事公司恢复了公共形象，还有一位是加州森林协会的负责人，该协会刚刚对砍伐加州一棵千年古树投了赞成票。其他被袭击的人也大多是大学中的科技研究人员。在系列谋杀案的最后阶段，他向美国报界要求发表一份宣言，在炸弹的胁迫下，《华盛顿邮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他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前途》。一个自动离开科学界的人向科学界甩出恐怖的阴影，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更何况这个嫌疑人选择了一种远离文明的隐士生活，又发表了一份强烈指责现代文明的文献，这就使许多原来对他恨之入骨的公众忽然又觉得他应当得到宽恕。美国一位著名报业人士甚至称他为铁窗里的美国文化批判者。那么，什么原因使他如此仇视这个社会呢？
卡赞斯基在他的宣言书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称：像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工业化虽然大大增加了我们的生活乐趣，但也打破了社会均衡，使生命不再充实，使人类尊严受到折辱，造成了广泛的心理创伤（在第三世界则造成广泛的肉体痛苦），并给自然界带来严重灾难。在例举现代社会造成的灾难时，他指出：现代社会把整个人类纳入了一个力量角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确立目标、努力实践和实现目标等要素。它造成了人们为金钱、地位、名誉、实力和权力而竞争的局面。在这种残酷竞争中，科技盲目发展，社会迅速变迁，传统的家庭社会形式以及价值系统陷于瓦解，环境和人口问题日趋恶化，个人因为严重地依赖机器和社会而失去自由和自主性，除了在力量角逐中获得成功的少数精英之外，更多的人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染上了无聊、道德沦丧、自悲、顺从心理、失败主义、焦虑、负罪感、挫折感、虐待妻子子女、贪图享乐、吸毒、异常性行为及睡眠和肠胃功能紊乱等症状。总之，在他看来，如今的世界似乎变得疯狂了！在长达几万言的宣言书中，卡赞斯基几乎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如过度社会化、政治集权主义、无休止的经济贸易战、奴性教育，等等。但他抨击最多的却是现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他本人曾是一位科学家，所以这些抨击更加令人关注。保守主义者都是些傻瓜，他写道，他们不容忍传统价值沦落，但又热情支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针对某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研究科学的动机仅仅是好奇或造福于人类，卡赞斯基说：科学家基本都是这样，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出于好奇，也不是出于造福于人类的愿望，而是出于对力量进程的实践：
确立一个目标（有待解决的科技难题），付出努力（研制过程），然后是实现目标（解决难题）。这种力量角逐给他们带来了包括金钱、荣誉、地位和权力在内的巨大报偿，这可能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驱动力。卡赞斯基认为，科技是人类力量角逐的主战场，正是它造成了疯狂的社会。他说：技术比自由更强大。
人类之所以失落自主性，不是由于政治或社会观念对科技体系的误导，它恰恰是技术本身的错误，因为引导社会的不是观念，而是技术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他批评现代电脑和网络技术使人更加依赖机器——设想一下今天的社会没有计算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批评心理学和生物学以控制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为目的——现代工业社会最终会找到某种完全控制人类行为的技术。人类的行为和思维特点基本上决定于生物基础，这一点至今已没有疑问。许多生物实验表明，……记忆可以用消除大脑某些部位的方法来摧毁，同时也可以以电模拟方式来恢复，幻觉可以人为地产生，心情则可以通过药物改变。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生理和心理特质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培育出来的，而不再是自然所赋予的。他批评人工智能将取代人——假定计算机专家研制出智能机，它在所有方面都超过人类，可以想见这个高度秩序化的机器社会将代替人做任何事情，再不需要人类做什么了。……人类可能会不由自主地落到日益依赖机器的地步，以至于最终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智能机的所有决策。……人甚至无法关掉机器，因为关掉机器将无异于自杀。他批评技术给人带来的解放将造成人的普遍无聊和无所事事——人们不是出于实用动机才在健身房中锻炼肌肉、把小球打入洞内或收集邮票。……
许多人会把原本无关紧要的事看得那么认真，例如体育、桥牌、国际象棋和学位，等等。……当一个人沉浸在电视或录像节目中时，他就会忘掉压力、焦虑、沮丧或不安。
当然，他更不相信现代科技会带来所谓人人平等——所有现代技术加起来创建了现代社会，在这里，普通人的命运不再掌握在自己或亲友手里，而是掌握在政治家、公司高级职员以及素不相识的技术专家和官员手里，普通人对这些人毫无影响力。他引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的话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所有重要决定都是由极少数人——可能是300至1000人——作出的！读罢这些论述，谁能说这个罪犯是个头脑紊乱的疯子？他的叙述十分专业，显示了相当高的学术素养。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他又像是个疯子，他的批判中处处表现出绝望——没有任何社会措施能阻挡技术的进步，无论是法律、法规、社会习惯和道德规范，都不能对自由提供持久的保护。他举例说：一旦开始使用生物技术对有机体进行改造，那就没有什么能够使它终止。这种改造可能会进行到人类与其它生命物成为别的变种之后才可能结束。由于绝望，他选择了用暴力摧毁现代文明的做法，他在致报界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不想让人们以为我们会与那些从事无害科学研究的教授为难，例如建筑学、历史学或文学等等。我们要捕杀的目标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尤其是有争议的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研究领域中的科技人员。他甚至建议应当采用摧毁工厂和焚毁图书馆的方式，等等。
由此可见，对现代科技的仇恨使他把炸弹甩给自己以前的同事——科学家。卡赞斯基采取暴力手段足以让精神病理学家认为他是个妄想狂，他们可以给他服用最新科技制造的药物使他镇定下来。同样，法官也可以因为他的行为裁定他有罪，使他得到应有的惩罚。不过，他的整个犯罪行为和动机却是一个象征，它表明科技的高速发展甚至使一些科学家成员也感到不安和绝望。平心而论，卡赞斯基对以美国为原型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并没有太多的新鲜内容，许多说法在各种技术批判理论中已经屡见不鲜。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说这些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