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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才有好转，保险杠也不坏了——可恨的是，这道题还没考。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得连自己是谁都忘掉。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被考傻掉。
我当年的“考友”里，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当了得。有位仁兄准备功课时是这样的：十冬腊月，他穿着件小棉袄，笼着手在外面溜达，弓着个腰，嘴里念念叨叨，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老太婆。你从旁边经过时，叫住他说：来，考你一考。他才把手从袖子里掏出来，袖子里还有高考复习材料，他把这东西递给你。不管你问哪道题，他先告诉你答案在第几页，第几自然段，然后就像炒豆一样背起来，在句尾断下来，告诉你这里是逗号还是句号。当然，他背的一个字都不错，连标点都不会错。这位仁兄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学——对这种背功，我是真心羡慕的。至于我自己，一背东西就困，那种感觉和煤气中毒以后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冻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却要像开闸一样往下流，看起来甚不雅。我觉得去啃几道数学题倒会好过些。
说到数学，这可是我最没把握的一门课，因为没有学过。其实哪门功课我都没学过，全靠自己瞎琢磨。物理化学还好琢磨，数学可是不能乱猜的。我觉得自己的数学肯定要砸，谁知最后居然还及了格。听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怪事：京郊某中学毕业班的学生，数学有人教的，可考试成绩通通是零蛋，连个得零点五分的都没有。把卷子调出来一看，都答得满满的，不是白卷。学生说，这门课听不大懂，老师让他们死记硬背来的。不管怎么说吧，也不该都是零分。后来发现，他们的数学老师也在考大学，数学得分也是零。别人知道了这件事都说：这班学生的背功真是了得。不是吹牛，要是我在那个班里，数学肯定得不了零分——老师让我背的东西，我肯定记不住。既然记不住，一分两分总能得到。
盛装舞步
初入大学的门槛，我发现有个同学和我很相像：我们俩都长得人高马大，都是一副睡不醒的样子，而且都能言善辩。后来发现，他不仅和我同班，而且同宿舍，于是感情就很好。每天吃完了晚饭，我要在校园里散步，他必在路边等我，伸出手臂说：年兄请——这家伙把我叫做年兄，好像我们是同科的进士或者举人。我也说：请。于是就手臂挽着手臂（有点像一对情人），在校园里遛起弯来，一路走，一路高谈阔论。像这个样子在美国是有危险的，有些心胸狭隘的家伙会拿枪来打我们。现在走在上海街头恐怕也不行，但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的一所校园的角落里遛遛，还没什么大问题。当然，有时也有些人跟在我们身后，主要是因为这位年兄博古通今，满肚子都是典故；而我呢，如你所知，能胡编是我吃饭的本事，我们俩聊，听起来蛮有意思的。有些同班同学跟着我们，听我们胡扯——从纪晓岚一路扯到爱因斯坦，这些前辈在天之灵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可能会不高兴。到了期中期末，功课繁忙，大家都去准备考试，没人来听我们胡扯，散步的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我们俩除了散步，有时还跳跳踢踏舞。严格地说，还不是踢踏舞。此事的起因是：这位年兄曾在内蒙插队，对马儿极有感情，一看到电视上演到马术比赛，尤其是盛装舞步，他马上就如痴如狂。我曾给他出过这样的主意：等放了暑假，你回插队的地方，弄匹马来练练好了。他却说：我们那里只有小个子蒙古马，骑上去它就差不多了，怎忍心让它来跳舞——再说，贫下中牧也不会答应，他们常说：糟蹋马匹的人不得好死。然后，他忽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啊呀年兄，咱们俩合起来是四条腿，和马的腿一样多嘛！……他建议我们来练习盛装舞步，我也没有不同意见——反正吃饱了要消消食。两条大汉扣着膀子乱跳，是有点古怪，但我们又不是在大街上跳，而是在偏僻小路上跳，所以没有妨碍谁。再说，我们俩都是出了名的特立独行之士，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干部，全都懒得来管我们。后来有一天，有个男同学经过我们练习舞步的地方——记得他是上海人，戴副小眼镜——他看了我们一阵，然后冲到我们面前来说：像你们俩这样可不行——不像话。说完就走了。
这位同学走了以后，我们停了一会儿。年兄问道：刚才那个人说了什么？我说：不知道。这个人好像有毛病——咱们怎么办？年兄说：不理他，接着跳！直到操练完毕，我们才回宿舍拿书，去阅览室晚自习。第二天傍晚，还在老地方，那位小眼镜又来了。他皱着眉头看了我们半天，忽然冲过来说：那件事还没公开化呢！说完就又走了。这回我们连停都懒得停，继续我们的把戏。但不要以为我们是傻子，我知道人家说的那件事是同性恋。很不巧的是，我们俩都是坚定的异性恋者，我的情况尚属一般，年兄不仅是坚定的异性恋，而且还有点骚——见了漂亮女生就两眼放光，口若悬河。当然，同样的话，年兄也可以用来说我。所以实际情况是：说我们俩是同性恋，不仅不正确，而且很离谱。那天晚上那位眼镜看到的，不是同性恋者快乐的舞蹈，而是一匹性情温良的骏马在表演左跨步……文化人类学指出，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会发生误解，明明你在做这样一件事，他偏觉得你在做另外的事，这就是件误解的例子。你若说，我们不该引起别人的误会，这也是对的。但我们躲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老在一边乱嘀咕。
我和年兄在校园里操练舞步，有人看了觉得很可耻，但我们不理睬他。我猜这个人会记恨我们，甚至在心里用孟夫子的话骂我们：“无耻之耻，无耻矣！”我们不理他，是因为他把我们想错了。顺便说一句，孟老夫子的基本方法是推己及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推己往往及不了人，不管从谁那儿推出我们是同性恋都不对，因为我们不是的。但这不是说，我们拒绝批评。批评只要稍微有点靠谱，我们就听。有一天，我们正在操练舞步，有个女同学从那儿经过，笑了笑说：狗撒尿。然后飘然而去。我们的步法和狗撒尿不完全一样，说实在的，要表演真正的狗撒尿步法，非职业舞蹈家不可，远非我二人的胯骨力所能及；但我们忽然认为，盛装舞步还是用马匹来表演为好。
我早就从大学毕业了，靠写点小文章过活，不幸的是，还是有人要误解我。比方说，我说人若追求智慧，就能从中得到快乐；就有人来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一点都不懂我在说什么。他还说理性已经崩溃了，一个伟大的、非理性的时代就要降临。如此看来，将来一定满世界都是疯子、傻子。我真是不明白，满世界都是疯子和傻子，这就是民族实在主义吗？既然谁都不明白谁在说些什么，就应该互不答理才对。我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从来不看有痰气的思辨文章（除非点了我的名），以免误解。至于我写的这种幽默文章，也不希望它被有痰气的思辨学者看到。
有关“错误的故事”
【有关“错误的故事”：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11月8日《南方周末》。——编者】
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学可以考进去（以前是推荐的），直到看见有人考进去我才信了。然后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前我在上初一，此后整整十年没有上学，除了识字，我差不多什么都不会了。离考期只有六个月，根本就来不及把中学的功课补齐。对于这件事，我是这么想的：补习功课无非是为了走进高考的考场，把考题做对。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书从头看到尾。干脆，拿起本习题书直接做题就是了。结果是可想而知：几乎每题必错。然后我再对着正确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么？中学的功课对一个成人的智力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猜的东西。就这样连猜带蒙，想出了很多别人没有教过的东西。乱忙了几个月，最后居然也做对不少题。进了考场，我忽然冷汗直冒，心里没底——到底猜得对不对，这回可要见真佛了。
现在的年轻人看到此处，必然会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会写这篇文章。他们还会说：又在写你们老三届过五关斩六将的英雄事迹，真是烦死了。我的确是考上了，但并不觉得有何值得夸耀之处。与此相反，我是怀着内心的痛苦在回忆此事。别人在考场上，看到题目都会做，就会高兴。我看到题目都会做，心里倒发起虚来。每做出一道题，我心里就要嘀咕一番：这个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对不对呢？所有题都做完，我已经愁肠千结，提前半小时交卷，像丧家犬一样溜出考场。考完之后，别人都在谈论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却不敢谈论：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预料之内。虽然成绩不坏，但我还是后怕得很，以后再不敢这样学习。那一年的考生里，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少，但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怀疑自己。有些考友从考场出来时，心情激动地说：题目都做出来了，这回准是一百分！等发榜一看，几乎是零蛋。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他对考试科目的理解彻底不对。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学时遇到的。现在的年轻人大可以说，我是在卖弄自己出国留过学。这可不是夸耀，这是又一桩痛苦的经历，虽然发生在别人身上，我却没有丝毫的幸灾乐祸——我上的那所大学的哲学系以科学哲学著称。众所周知，科学哲学以物理为基础，所以哲学系的教授自以为在现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养。忽一日，有位哲学教授自己觉得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而且是在理论物理上的发现，高兴之余，发帖子请人去听他的讲座，有关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请之列。我也去了，听着倒是蛮振奋的，但又觉得不像是这么回事。听着听着，眼见得听众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样，掏出个烟斗抽起烟来。等人家讲完，他把烟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说道：“Wrong story！”（错误的故事）就扬长而去。既然谈的是物理，当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见为准。只见那位哲学教授脸如猪肝色，恨不能一头钻下地去。
现在的年轻人又可以说，我在卖弄自己有各种各样的经历。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这一生听过各种“wrong story”，奇怪的是：错得越厉害就越有人信——这都是因为它让人振奋。听得多了，我也算个专家了。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种种古怪说法，还可以祸国殃民。我要是编这种故事，也可以发大财，但我就是不编。我只是等故事讲完之后，用烟斗敲敲凳子腿，说一声：这种理解彻底不对。
迷信与邪门书（1）
【迷信与邪门：书本篇最初发表于1995年7月12日《中华读书报》。——编者】
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有工具书、科学书和文学书，还有戴尼提、气功师一类的书，这些书里所含的信息各有来源。我不愿指出书名，但恕我直言，有一类书纯属垃圾。这种书里写着种种古怪异常的事情，作者还一口咬定都是真的，据说这叫人体特异功能。
人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可靠的知识，有不可靠的猜测，还有些东西纯属想入非非。这些东西各有各的用处，我相信这些用处是这样的：一个明理的人，总是把可靠的知识作为根本；也时常想想那些猜测，假如猜测可以验证，就扩大了知识的领域；最后，偶尔他也准许自己想入非非，从怪诞的想像之中，人也能得到一些启迪。当然，人有能力把可信和不可信的东西分开，不会把怪诞的想像当真——但也有例外。
当年我在农村插队，见到村里有位妇女撒癔症，自称狐仙附了体，就是这种例外。时至今日，我也不能证明狐仙鬼怪不存在，我只知道它们不大可能存在，所以狐仙附体不能认定是假，只能说是很不可信。假设我信有狐仙附了我的体，那我是信了一件不可信的事，所以叫撒了癔症。当然，还有别的解释，说那位妇女身上有了“超自然的人体现象”，或者是有了特异功能（自从狐仙附体，那位大嫂着实有异于常人，主要表现在她敢于信口雌黄），自己不会解释，归到了狐仙身上，但我觉得此说不对。在学大寨的年代里，农村的生活既艰苦，又乏味，妇女的生活比男人还要艰苦。假如认定自己不是个女人，而是只狐狸，也许会愉快一些。我对撒癔症的妇女很同情，但不意味着自己也想要当狐狸。因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