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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广西海盗头子罗大纲）率军参加太平军。但太平军离开后，天地
会组织按照自己特有的路线发展起来。在50年代初期，许多天地
会的地方会堂自称为拜会（实际上天地会徒众还用。拜。这一字眼
来表示他们自己仪式中的誓言），并且表现出残余的太平军的信仰
象征；这也许体现了从太平军那里获得的真正启示，否则就是旨在
吸引残余的太平军同情者的策略。但是从1856年起，。拜会。就不
很公开露面了，而天地会组织一般就与称之为。堂。的地方团体联
系了起来。①
① 在天地会的文献材料中，可参阅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上海，1934年）；
约翰〃沃德〃和W。 G。 斯特林：。红会，即天地会。（伦敦，1925－1926年）；威廉〃斯坦顿：
。天地会。（上海，1900年）。关于天地会势力在广西成长的情况，见谢兴尧：。太平天国
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北京，1950年），第181－192页。又见钟文典：。太平军在永安。
（北京，1962年），第161－165页。
②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北京，1955年），第67－68页。罗尔纲指
出清朝官员被这一名称体系成功地蒙骗了，而且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程度，他们兴致勃
勃地到会堂名称中出现的真正山岳中去搜寻天地会的总部。又见罗尔纲关于。水浒
传。对天地会会徒影响的一般讨论，见。天地会文献录。（1942年），第77－85页。
③ 美国学者施坚雅描述了曼谷宝德善堂的特点和活动，它建立在。高度揉合（儒、
佛、道）的宗教支持的基础之上。。。泰国的中国社会：一部分析性的历史。（伊萨卡，1957年），第257页。地方志把这类组织列在。宗教机构。一类是不足为奇的（例如见
。番禺县志。（1871年）卷15，第18页）。
人们对天地会组织的标准解释是不可能发生争论的：地方的
天地会会堂被称为。堂。或。山堂。，这一名称是从叙述中国亡命徒
的大部头小说。水浒传。中借用的，因为在该小说中出现了梁山忠
义堂之名。天地会会堂一般就是根据这一类型起名的（例如中华
山报国堂），虽然山名与会堂的实际地点无关。②
不过会堂的另一特征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一特征可以阐明会
堂作为村社组织的作用。在旧中国，。堂。这一字用于种类繁多的
自愿组织，它们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而建立
起来的。堂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字本身
就含蓄地表示了它的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并与祭祖活动和民间宗
教有关。祠堂和村社小庙宇（例如观音堂），如同某些称为堂的慈
善机构的模糊的宗教色彩那样，也有助于给此字提供一种虔诚的
联想。③但是尽管有这些宗教的联想，搞慈善活动的堂在它们的
资金和管理方面完全是世俗性质的。根据杨庆堃的描述，江苏川
沙致远堂从事。扶助孤、寡、老人，给穷人免费的葬地、医药、大米和
衣服。，它得到63位世俗施主的捐助。因此，虽然堂可能充满着混
杂的宗教仁爱观念，但它的资源全来自世俗，所以完全可以与正统
名流的尘世的不可知论的文化和谐共存。①
① 杨庆堃：。中国社会的宗教。（伯克利，1961年），第336页。
② 杨庆堃：。向初期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中国村落。（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9
年），第91－92页，文中叙述了在近期仍在实行的这种使用。堂名。的习俗。
③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41－151页。
④ 在19世纪中期的危机平息以后，一批学者详细审阅了广西叛乱的历史记录，
最后出版了。广西昭忠录。、。平桂纪略。、。股匪总录。和。堂匪总录。，作为。广西通志辑
要。（1889年）的补编。1950年又有两部部分地根据这些材料撰写的重要专著，即谢兴
尧的。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运动。和赖益发（音）的。太平天国起义中两广海盗所起
的作用。（加州大学1950年未发表的论文）。
。堂。这一名称还可用来指一个氏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团体。这
类财产以支持氏族的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捐赠土地形式出现，通常
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②这些氏族集体捐赠的收入还被用来维
持地方防御的民兵；1841年反英动员期间，许多氏族的堂被收录
在向升平社学捐赠的名册中。有些多村联合体（约）也在同一堂的
名下捐献。最后，管理整个组织的资金的升平社学本部的七人委
员会本身作为经费的管理者，也以一个堂的名义出面。③
当我们研究19世纪40和50年代大量有关。堂匪。的原始材
料时，不应忽视正统文化中的堂作为一种慈善或宗教机构或作为
共同财产的处理者的作用。④19世纪中叶在华南崛起的数百个堂
确实是天地会的会堂，所以可以假定它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倾向。
但是这些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
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
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贫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
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
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
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
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公库除确保堂的成员能公平
地分得赃物外，还有助于把他们在共命运的意识下纠集在一起，有
助于承认米饭主作为共有财产监管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在19世纪中期的几十年，堂还卷进了在农村事务中作用越来
越明显的。抗粮。运动之中。官员的贪污腐化和经济灾难常常迫使
村社组织起来与税吏抗争，或者通过地方名流的影响迫使官吏降
低他们的要求。抗争的形式之一是包揽，在前面所述的崇阳县和
临湘县的情况中，我们已经见到这一形式，它表现为地方领袖安插
自己为村和县衙门的中介人。但抗粮常常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
现，它联合好几个村进行，还明确地与地方官府决裂。华南的堂
（其中许多堂无疑是全体氏族组织）不可避免地参加了这种抗争形
式。与堂的公库同时出现的，是为村社目标（当然也包括军事化）
而进行的村社财富的集中和保护这种财产不受官府及其代理人勒
索的活动。在江西中部和西部的一些府，许多堂联合抗粮，结果使
交通断绝达整整10年之久，并有效地把官员们及其征税代理人逐
出了农村的内地。政府顽固地反对包揽的作法，这必须从包揽会
导致什么结果这一角度来观察：它会造成一个地方的非官方征税
权威，这种权威凭借自身的经济力量，能够支持危及官府和农村村
社之间生命线的那种地方军事化。①
① 见横山英关于抗粮运动的吸引人的、虽然在理论上勉强的文章：。中国农民运动
的一种形式；太平天国前的抗粮运动。，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7期，第311－349页
（1955年）。关于米饭主系统，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2－35页，赖益发前引著作第118
页。
从地方军事化的观点看，堂作为一种村社组织的特点是一清
二楚的。堂为了从事非法职业和保护村社而采用的军事化是最低
级的一种。属于一个堂的一股股武装人员仍与他们的地方村社和
米饭主的公库保持着联系。这样，堂在某些方面与团一样：它活动
空间的扩大不是由于军事的机动性，而是靠与附近村落的相似的
组织结盟。像团那样，堂也有一种形成复合体的自然倾向。虽然
来自许多村社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动员起来，但他们并不因此
断绝与他们的地方联系。①
① 见谢兴尧前引著作第38－47页中关于广西的堂的图表及它们密切的地区联
系，这些都根据。堂匪总录。的材料作出。
② 关于秘密会社的会堂，见威廉〃斯坦顿：。天地会。，第76－86页；关于贵县的天
地会，见梁廉夫：。潜斋见闻随笔。，载。近代史资料。第1期，第7页（1955年）。关于会
馆，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北，1966年）。
堂并不是用于地方秘密会社会堂的惟一名称；我们还可以看
到用来称堂的分支机构的馆。像堂的渊源那样，这里馆的渊源可
能是对应的正统组织会馆（何炳棣称之为Landsmannschaften＇同
乡会＇），这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绅士或商人在故乡以外成立的组织。
我们可以见到贵县的天地会征服者在1854年成立的馆。海峡殖
民地的华侨实际上用。会馆。一词来称呼一个天地会的会堂；那个
地区还使用了。公司。一词，。公司。这个名称是由移居东南亚的中
国人带来用于多种集体经营的组织，既包括秘密会社的会堂，也包
括冠以姓氏的组织，而今天这是一个用于合法的商业组织的正式
名称。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名词都应该用来称呼一些组织，它们
虽然是秘密和不合法的，却是普通社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
不像山中的股匪那样作为与正常生活秩序断绝关系的集团出现，
而是作为在地方社会起作用的部分存在下来。参加了天地会，人
们就能在19世纪村社生活的许多困难和危险中得到保护和引导。
所以这些集团保持低水平的军事化，其成员在压迫和经济灾难迫
使他们离开之前一直留在地方村社，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②
第二级：股匪。堂的低水平军事化在与股的军事化水平相比
时就显得特别明显，股大致相当于英语中的。gang。，系指一伙流
寇。鸦片战争后的年代，这种股在南方有了明显的蔓延，但在广东
广西尤为厉害，这两省直接受鸦片贸易和上海开埠后商路破坏的
影响最大。随着茶叶贸易转向新贸易中心，沿广东北江的商品贸
易就萧条了，这使数千人无活计可干。沿北江商路的动荡不定也
危及了鸦片贸易，其中一部分贸易被迫随着一股股非法运输者及
保护人西移至广西诸河流。广西的下层社会因有沿海海盗的参加
而进一步得到发展，这些海盗在19世纪40年代期间成了英国人
强有力的镇压的对象，所以被迫向西江迁移和在内陆的水道上寻
找新的机会。新来者的武装比地方盗匪的更为精良，因为他们以
前与高度危险的和具有竞争性的鸦片贸易有关系。除了这些外来
者外，还有许多内陆出身的股匪，他们由下列的人组成：因年景不
佳和生性爱好掠夺而脱离他们村社的人；鸦片战争后被解散的数
千名无基业的雇佣军。因此，到1850年，南方被武装的流动股匪
所蹂躏，他们劫掠地方民众，但与地方村社没有关系，基本上臵身
于当地社会之外。①
① 赖益发前引著作，第45、62－66、151页。
最臭名昭著的江贼是武宣人陈亚贵，他率领了数千名残酷无
情的盗贼；这帮人在1846年崛起，横行于广西省诸河流，对两岸市
镇大肆掠夺。1849年，他们竟然设法去征服荔浦和修仁的县城；
他们没有守在那里，而是带着掠夺的赃物逃跑了。陈亚贵的江贼
是如此残暴，以致他们实际上丧失了公众的支持；随着武装的乡村
起来反对他们，他们被追捕和在1850年被杀。从珠江三角洲迁往
内地的天地会江贼张钊和田芳同样与地方社会交战，但为自己找
到了政治前途：他们考虑率领自己的部队与太平军联合，并且在短
期内真的在金田安营扎寨。但他们不能忍受太平军的严格纪律和
冷酷的宗教，于是分道扬镳了。1852年，他们一度投奔清军效劳，
但很快又恢复了亡命徒的生涯，并且在1853年被杀。①
① 谢兴尧前引著作，第5－10页。
② 姚莹：。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引自佐野学：。清朝社会史〃农民暴动。第三部
分，第11页。
陈亚贵、张钊和田芳代表了武装的股完全脱离地方社会、没有
地方利益可以保护、没有约束、没有公众支持、没有前途的极个别
的事例。这种类型的军事化在南方诸省如此普遍的原因何在，这
个题目需要对南方社会的组成作出比现在已经作出的更透彻得多
的研究。在广东，主要原因无疑是氏族世仇，以及由此培养的一大
批召之即来的擅长战斗的年轻人。此外，还可以加上客家村社习
俗的原因，那里的大部分农活是妇女干的，男人相对地说则较闲
散。总之，在广州贸易的影响下南方诸省出现了特有的动荡形势，
再加上一些地方的社会因素，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军事化的团体；在
脱离地方社会这一点上，必须把它与以农村为基础的团体（例如
堂）明确地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