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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侍卫。高级官阶的官员。
更成问题的是太平军在乡村建立地方政府的运动，这项工作
在1856年初春就认真地进行了。一开始，他们就张贴文告，侮辱
农村绅士和胁迫百姓（按照忠君的撰史者的说法）；这是一种宣扬
新秩序的广泛的宣传努力。所有农村的乡被命令编制户籍册和征
税。同时，太平军也认识到他们控制不稳定的特点，于是着手加强
城防。他们使用强迫劳动，建造了瞭望塔、碉堡和石头壁垒，还沿
城墙挖了一条很深的护城河。一营强悍的广东天地会成员驻守在
城门外面。在太平军四出控制偏僻地区时，他们还转而在城内建
立基本上是防御的阵地。
到了1856年5月，太平军在宜春县的领导权已受到挑战，虽
然这种挑战还不引人注目：一支约100人的来历不明的行劫的。兵
勇。进了县，自称是。官军。。他们控制了一批村落，向它们征集人
力和勒索。贡献。。太平军迅速从城内派出一支讨伐军。。官军。逃
走，留下了当地被征的人，其中许多人被杀。但是，一个更严重得
多的挑战很快便跟着出现，它是以刘长佑的湘勇大部队为形式的；
刘长佑为江忠源的老同事，现为曾国藩的将领之一。这支部队扎
营于宜春县，从而迫使太平军退入城内。
农村的名流以刘长佑的部队为掩护，立刻开始动员他们的力
量。在8、9两月，绅士们开始成立30个团练局，每个局能从地方
氏族中动员1000名或更多的非全日制团勇。为了筹集资金以供
养自己的部队，刘长佑拜访了这些局，并在秋季筹集了银两约10
万两。这种绅士活动的速度和规模清楚地说明，农村社会的结构，
特别是重要氏族的势力和资源，尚未被以城市为基地的太平军所
渗透。刘长佑的湘军营的来临，足以促使本地的名流着手进行有
力的地方控制活动。
城墙内的太平军这时处于真正危险的境地。一支救援的纵队
未能到达此城，于是袁州最高级的太平军官员李能通传话说，他准
备倒戈。1856年12月中旬，他溜出了城，刘长佑则对西门发起全
面攻击。通过预先安排，李能通的1000名士兵放下武器；广东的
天地会成员逃走，城很快被攻占，大批居民惨遭杀戮。刘长佑这时
牢牢地控制了县的团练机构，在以后几年向当地的局榨取资金和
征募人力。①
① 见。宜春县志。（1870年）卷5，第28－31页关于团练的补充。
② 可以引证许多例子。譬如在江西的分宜县（袁州附近），农村的绅士，连同他们
的财富和团练组织，经受了太平军占领县城之苦；收复该县后不久，为了给湘军提供资
金，团练局立刻被设立起来；见。分宜县志。（1871年）卷5，第12－16页。在江西泰和，
当叛乱者占领县城时，乡村的有生气的抵抗不断；见。泰和县志。（1878年）卷9，第19
页。在浙江诸暨，当地一名占卜者包立身领导的氏族民兵，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抵抗中
心，以致太平军不敢派兵出城；见。诸暨县志。（1909年）卷15，第17－19页。
③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5页。
虽然以上事例所表明的战略形式并不带有普遍性，但却是屡
见不鲜的。当叛乱力量在几十个农村地区受到挑战时，实际上太
平军常常发现自己被困在城墙之内，周围是使用暴力和不稳定的
穷乡僻壤，那里的旧秩序力量仍是强大的。②这些地方抵抗形式
给太平天国叛乱提供了一个总的模式，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转
弯抹角地把它说成：。教匪（指白莲教徒）掠野而不攻城……粤匪
（指太平军）攻城而不掠野。。③这一概括虽然过于笼统，却道出了
一种主要的战略实情，即太平天国叛乱是一场围绕着掌握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和控制它们之间交通线的斗争。当然，有城墙防护的
城市的重要性部分地是由当时的军事技术状况决定的。但是我们
可以进一步推测，太平军之看重城墙，还源于这场运动的政治要求
及其心理基础。作为一个宣称有权统治天下的王朝，太平天国需
要各种具体的正统标志。帝国是不可能在一个农村的茅草屋中进
行统治的。因此，太平军的直接目标是清朝体制的衙门、驻军和庙
宇，这一切他们都设法用他们自己的对应物来进行代替。这样，有
城墙防护的大城市就成了天然目标。但是城墙不仅仅是合法政府
的一个象征，它还是太平军疏远他们的社会环境的象征。叛乱者
从一开始就是外来者。他们运用暴力的过程从他们被逐出家园时
开始，而到他们在异地他乡建立新的家园时结束。习惯于语言不
通和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这一游荡群体的客家领导人发现，有城墙
防护的城市是一块飞地，如今，被宗教加强的这种语言不通和格格
不入状态在飞地内能够得到发扬和保护。太平军的这种与他们的
侵略性和救世主义如此紧密相连的防御意识，一般是不会被当时
的旁观者们理解的。
太平军在弥合城乡的裂缝时所遇到的困难也是他们面临的客
观条件——旧秩序谋求生存的能力，特别是它的地方军事化的机
制——所造成的。这里，团练制及团练制为其中一部分的军事等
级制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说太平军始终不能成功地至少取
得地方绅士的有限度的合作，那也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有的人
充当乡官，为太平军效劳；另外一些人在长期占领区参加了太平军
的文官考试；还有一些人的投靠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致当他们的县
被收复时，他们不得不贿赂清朝的官员。①可是一般地说，团练制
似乎成为代替投靠的另一个有效的选择。这一点是能够做到的，
主要原因有二：
① 文官考试在安庆举行，参加的人相当多。见储枝芙：。皖樵纪实。，载简又文：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398页。关于绅士投靠的情况，又见。胡文忠公遗集。，卷13，
第4－5页中有关兴国之事例。
第一，通过授予官阶和官衔，通过在以忠诚著称的县增加地方
学额（这是取得低级绅士地位的途径），团练制是将地方领导吸收
进清朝体制的手段。这类赏赐证明了它是地方一级社会流动的重
要途径。赏赐可能包括职官表中低级的名誉官阶，也包括实职的
任命（次数较少）。现以一件很清楚的事为例：在钟人杰之乱中，平
江县共有54人因地方防御而得到赏赐，其中许多人已经取得顶戴
或官职，或者已有正式的功名，他们都得到晋升（见图表13）。那
些未被授予官阶的人，得到了。义卫桑里。的旌额。①毫无疑问，因
军功而分发的赏赐（随着叛乱的消逝，赏赐更滥）意味着在受叛乱
图表13 1842年奖赏平江县防御者的官阶
① 。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关于官阶制的概要，见谢宝乔：。中国
的政府：1644－1911年。（巴尔的摩，1925年），第125页。
原来地位
人 数
奖 赏
举 人*
3
加一级
训 导
1
加一级
州同职
1
加一级
武举人*
2
加一级
廪 生
1
叙六品顶戴
廪 生
1
叙九品顶戴
平 民
1
叙六品顶戴
生 员
2
叙九品顶戴
武生员
4
叙九品顶戴
监 生
4
叙九品顶戴
童 生
3
叙九品顶戴
不 详
1
加一级
州同职
2
记录两次
从九职
1
叙八品顶戴
童 生
2
叙八品顶戴
材料来源：。平江县志。（1875年）卷37，第6页。
* 虽然所列者为功名，据推测这些人已取得实职的或名誉的官阶。
影响的县有好几千人的地位大为提高。对处在名流下沿的人来
说，这种地位可能意味着能早日进入官场，例如，南昌的一名生员
因管理团练局卓有成效而被引荐，因而被授予训导的头衔，立刻优
先得到实职；对平民来说，得到名誉官阶和军功勋章在地方上意味
着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①
① 。南昌县志。（1870年）卷27，第7页；。胡文忠公遗集。卷13，第4－5页。
② 关于筹饷制，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北京，1950年）。虽然图表14
所列分宜的数字不是可以精确地比较的，但它们有助于说明，对县的名流来说，筹
饷和团练两类在地方社会流动中的相对重要性。行政上的某种困难是以下事实引起
的：分宜绅士领导的复合团练往往包括县以外的地方；据报道，大约八分之一的银
钱数来源于县外。但最后奖赏是按照标准的县界分发的。关于另一个分发官阶和功
名印照以报答纯系地方筹款的事例，见。湘乡县志。（1874年）卷5，第24页，特别
是白石谢氏的事例。
更重要的是，到了同治初年，团练制已成为筹饷制的附属物。
在奖赏名誉官阶和增加学额时，对地方防御组织提供资金的多少
与实际的军功一起加以考虑。对这类贡献的奖赏似乎应归在保举
和议叙这一类，这是一种因特殊功绩而可以得到提升的制度。因
此严格地说，这种奖赏不能被认为是卖官鬻爵。可是，结果在很大
程度上是一样的。情况似乎是，在有些地区，对团练贡献者的奖赏
远远超过通过正规的筹饷机构分发的奖赏。例如，在江西分宜，绅
士请求知县，在授予官阶时应将团练贡献（有的贡献似乎已在太平
军占领时作出）考虑在内。这一请求一直上呈到曾国藩那里，他得
到了朝廷的批准。筹饷和团练贡献于是分别记录入册（见图表
14）。②所以团练就成了地方军事化赖以在十分具体的形式下得
到国家奖赏的途径。
图表14 对团练贡献和筹饷的奖赏，分宜县
类 别
数 量
奖 赏
团练贡献
（至1865年）
62160*
部（户部和吏部）发之照271张
＋
永远文武学额各7名（增9％）
府印129张
筹 饷
（1856－1863）
45218*
材料来源：。分宜县志。（1871年）卷5，第14－16页。
* 团练贡献的数字为银两数；筹饷的数字为铜钱的贯数。两者的折换率因时因
地差别很大。但一份1853年的官方公告把银一两折成铜钱两千。杨联陛：。中国的货
币和信用简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52年），第68页。
团练制的第二个特征使得它作为地方名流和官府之间的一个
纽带取得了特殊的效果；这个特征就是理论上它作为国家体制一
部分的地位。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白莲教时期团练的发展
情况，以及在第一章讨论过的更早以前的官办民兵这一更大的题
目。嘉庆时期的官员在利用空想的社会理论的同时，又利用了官
办民兵机构的传统，以建设一个能适合官僚国家需要的地方军事
化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地方军事化能被吸收到官方体制之中，并
在它威胁国家军事垄断地位以前被合法化。在军事化中起中心作
用的地方名流可以与官方体制联系起来，办法是把团长和团总当
作国家官吏的一种。
这样一种制度的大部分效能所依靠的纯系名称上的合法性，
而合法性是仅次于实际控制的最佳的事物。太平军时期及以后的
大部分军事化根本就不符合官方的模式。随着上层绅士中的强有
力的成员——像刘于浔等人——在他们老家的县行使实际的指
挥，官僚的控制就往往成了脆弱的或纯系名义上的。当地方资源
被动用去支援职业性的战斗单位时，官方模式所限定的低水平军
事化便常常被超过。然而，团练还是不断被提到，团练的头衔和术
语也在使用，这是因为政府利用了地方领袖们生来不愿与最高权
威作对的思想。
的确，叛乱时期出现了大大地扩大团练含意的现象。1885年
版的。湖南通志。指出，许多非正规部队与官军并肩作战，它们。皆
发给口粮，编立营制，特多就本地捐赀未尽，请领公帑，而又以本地
士绅领其众耳。是所谓召募，未可概为团练也。。但是这个作者打
算归入团练类的一些部队（包括湘勇和楚勇），按照他自己的标准，
是应被排除在外的。另一部地方志报道说，团练有两类，第一类包
括像湘勇和楚勇那样的部队，第二类包括非职业性的、以农村为基
地的民兵，从而解决了混乱。①
① 。湖南通志。（1885年）卷79，第56页；。平江县志。（1875年）卷36，第6页。
② 。句容县志。（1904年）卷9，第3－4页；卷19下，第3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