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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流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两个群体，。士子－绅士。和。官僚－绅
士。。士子－绅士指那些得到功名的人，他们没有官职，生活于家
乡社会，凭借他们的身份、财富和关系操纵地方事务，而官僚－绅
士则保有政府职位，常常离开家乡去任职。士子－绅士虽然对社
会事务的所有方面实施广泛的、非正式的影响，但他们在形式上却
是站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是国家控制和管理的对象。因此，从一
个方面说，他们可被看作地方社会的最上层，受地方官僚机构的收
税和治安权力的支配。但是，官僚本身来自得到功名的绅士；在地
方一级，这意味着士子－绅士的上层能够以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共
同的价值观同县官合作；而在全国一级，则意味着绅士作为整
体——做官的和不做官的——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影响的有地位
的集团，它由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统治的名
流。这两部分绅士的相互联系，意味着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利益
的严重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而在社会和思想上植
根于名流的官僚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平安度过上层国家
事务所经历的风暴时期。
因此，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有其很深的社会制度的根源；正
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主要的外
部事件来划界。将整个鸦片战争后的时期列为中国。近代。史的一
部分，这样做作为处理的方法不管是多么方便，却回避了这一问
题：在19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某个时候有没有一个阶段，在这个阶
段中中国政权仍然能够循其传统的路线进行重建。比如说，如果
西方的扩张主义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60年代不再插手，那
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
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
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
的问题就是，在60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
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
反映其利益。
回顾100年前，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力量已起着削弱传
统中国社会的作用；清代中叶时期的中国经受了种种持久且在扩散
的弊端，这些弊端全然超出了王朝衰落的限度，将不可避免地决定
它的前途。显著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由1。5亿增加到3亿）；物价
暴涨（同期可能高达300％）；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
济竞争的加剧，所有这些因素表明，有必要作出新的系统的历史表
述，这种表述将确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变革的基本进程，使我们从对
王朝循环的不安的依赖中稍稍解脱出来。①然后我们可以假定，西
方冲击的不仅仅是没落中的王朝，而且也是没落中的文化，这一文
化将不得不从它自己的内部很快产生出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新形式。
但是，无需指出，这样一种系统表述还未确立；而我们对清代社会历
史的思考将不得不顾及社会体制延续直至于19世纪的大量证据。
就传统名流的权势来说，这种证据尤其是逼人信服的。
① 对这些因素的有趣的评论，见北村敬直：。清代的历史位臵：中国近代史展望。，
载。思想。第292期，第47－57页（1948年）。也见何炳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
性。，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2期，第189－195页（1967年2月），和他的。中国人口
的研究，1368－1953年。（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59年），第270页。清代通货膨胀的资
料见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北京，1953年），第410－433页。
当然，评价晚清名流的状况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以19世纪最
显著的特征之一，即面对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内部和外部压力，中国
政权及其统治家族仍能延长其生存期这一事实作为论据。在这个
世纪开头的几十年中，在形成于茶和鸦片贸易中的经济力量开始
突破其制度的羁绊的时期，酝酿于广州的麻烦，只不过是中国政府
接踵而来的麻烦中的一个。同时吸引官吏注意力的是一个更大的
潜在危险，即内部叛乱的白莲教叛乱，只不过是一长串骚乱的第一
次，这些骚乱在19世纪中叶的多次大叛乱中达到了高潮。其中主
要的叛乱，即太平军叛乱，起因于异教徒的仇恨、人口过剩以及中
国南部省份行政管理的不当。它的领导是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
这些人有关地上天国的天启幻想产生于广东和广西外来的客家人
的苦难之中。创始人和天王洪秀全是一个因病而改变了常态的
人，他被基督教传教士的小册子所感悟，相信异己的满洲人是妖
魔，中国要想生存，他们就必须灭亡。1850年首义之后，太平军打
向北方的长江流域，然后打向东方围有城墙的南京，他们于1853
年在那里建立天京，要求合法地统治帝国。他们的追随者增加到
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几十个城市，他们的船队群集于
内河航道。①
战胜这样一个敌手——对朝廷来说，它所宣称的有权统治天
下的主张与它的狂热的军队同样危险——远非正规清军的力量所
能胜任；被鸦片和腐化的领导所削弱了的清军，在战斗力和士气方
面，已经衰落到了甚至不如他们在白莲教叛乱时期的状态。朝廷
在绝望中转向各省的名流。曾国藩是湖南的学者，曾经供职于京
城的官署，在他的家乡地区有广泛的影响，在他的带领下，名流集
聚资财，招募新军；正是这些多半由获有文科功名的人统率的军
队，以非常的努力摧毁了太平军并焚烧了他们的京城。太平天国
于1864年被打垮，几乎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于是新军转而对付北
方中部省份捻军发动的另一次叛乱，并同样把它镇压了下去。
① 邓嗣禹的。关于太平军叛乱的史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2年）是第一
手和第二手资料的综合性参考书目。最重要的英文记载是F。 迈克尔的。太平军叛乱
的历史与文献。第1卷。历史。（西雅图，1966年）。参看。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87卷第
3期，第321－324页（1967年）所载我对此书的评论。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
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
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
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
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
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如我们所知，名流取得胜利是以中央政府权
力的缩小为代价的。但是，这个胜利也可看作一种迹象，说明传统
政权立足的基础仍然是稳固的；也说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将要动
摇这些基础的特殊的。近代。因素，还需在中国历史的趋向中去引发
决定性的变革。名流的能力足以战胜如此可畏的挑战，这一事实表
明，我们能够合理地得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
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旧秩序的生存能力至少延续到了1864年，并
把那种生存能力主要归因于名流使国家和社会凝聚在一起的那种
没有衰减的力量，那么就可以合理地假定，随后的衰落是名流自身
的某些致命的弊病所造成的。使1864年胜利成为可能的某些制
度和某些品质，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已被削弱或被败坏，导致的结果
不仅是统治王朝，而且也是传统的国家制度的毁灭。我们将在本
书第六章中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依据具体的制度形式研究名流与官僚政治国家的关系最为有
效，这些形式构成了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状况，即实现共同利益和
相互间期望的种种方式。正如研究宗教时除了对信仰的一般陈述
外还必须注意实际仪礼和礼拜仪式那样，地方名流和国家机构的
联系，也能够通过使他（它）们活跃起来的各种实际存在的机制去
了解，而不能仅仅依靠关于共同价值观念的一般叙述。举例来说，
应当记住，虽然名流取得支配地位所依赖的因素与国家的恩
赐——学识带来的权力和威望、有闲以及财富——并不特别相关，
但国家在这些以外又增添了许多特殊的合法权力和豁免，诸如肉
刑的实际免除，劳役的豁免，以平等的社会地位拜访地方长官的特
权（对那些具有高级功名的人来说），以及许多别的。甚至更加重
要的是，国家提供了旧中国最为珍贵的那种商品，即仕宦生涯，这
是一个人通向名望和财富的最可靠的途径，也是他在本地地位的
根本保证。就士子－绅士这一较低阶层来说，他们由于考试制度
而不断地苦学，这不仅使他们取得当官的资格，而且事实上也是维
护他们的正式身份所必需的。考试制度，除了作为国家招纳人才
以为它服务的主要机制外，还起到了促使地方名流年复一年地为
之全力以赴、向他们反复重申为国效劳的目标和重新宣布正统文
化遗产的主要实用价值的作用。
这就是平常时期名流和国家的关系以制度形式表现出来的一
些方式。但是，我在这里要考察的仍然是，在19世纪不寻常的环
境中，在中国社会日益军事化的情况下名流和帝国的利益赖以连
结的机制。19世纪中叶兴起的新的军队——正统的和异端的两
者——只不过是自两代人之前的白莲教叛乱后已在起作用的过程
中的最显著的组成部分。这是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增强的时期；绝
望被无法无天所取代，在某些地区，破产的农民为盗匪和叛乱团伙
提供了日益扩大的新成员的来源。特别是在异教徒成分复杂的南
方边界地区，当土地竞争日益激烈时，村社间的仇恨呈现出新的凶
猛的形势。到了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的影响开始使这些问
题复杂起来，一是由于破坏了农业中国正常的财政平衡，二是由于
引起了分配和保护这种有厚利可图的药剂的不法团伙的集结。因
为地方安全程度降低，农村村社采取措施，靠修建围墙和兴办团练
以保护自己。这些动向发生在延续到本世纪的规模更大的军事化
过程的早期阶段。19世纪前几十年在边界地区最先出现的军事
化过程，到19世纪50年代扩展到了江河流域，越来越多的人卷入
军事行动，最终产生了军事组织的新形式。
地方的军事化过程向帝国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为如果非正
规的军事力量不能正规化并被臵于控制之下，如果范围广泛的地
方村社军事化的过程不能纳入可以预知的对国家的关系之中，国
家自身的安全将立即受到威胁。满洲人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中
国，甚至在两个世纪的文化同化之后，军事力量仍然给王朝提供了
控制国家机器的最终保证，正如它在此以前保证国家机器对地方
社会的控制一样。清军的正式结构使人联想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警
惕性，朝廷甚至对自己的军事工具也持这种警惕的态度。自然能
够指望八旗兵对皇帝坚定不移地效忠；作为早期满族征服者和他
们的中国同盟者的后代，这些人已处在皇室的严密政治控制之下。
但是，除了这些战略性部署的军队外，为了控制内部和对外征战，
朝廷还得依靠绿营兵；这是一股更大的军事力量，它在种族上是中
国人，被小心谨慎地以小部队的形式派驻于各个省份。这些驻防
部队的指挥机构和民事官僚机构在某些方面相互钩连，其方式是
在每一地区的小部队之间设立一系列牵制和平衡的制度。谨慎地
轮换主要的军官，所以没有人能在其部属中树立对个人的忠诚；结
果，这些部队只有在京城特别委任的高级指挥官的统领下才能集
结成大部队以应不时之需。①朝廷对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尚且如此
小心翼翼地安排，对农村非正规军事部队的广泛发展自然会感到
震惊，即使这种部队由正统名流所统率也不例外。
① 罗尔纲：。绿营兵志。（重庆，1945年），第12－17页。
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地方组建武装并不意味着混乱。虽
然国家的军事垄断决定性地被19世纪发生的事件所打破，但地方
组建武装的形式还是趋于沿着实际存在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的轴线
具体化。我将试图描述这些形式，同时把它们和中国长期的政治命
运，即1864年的胜利及此后不可挽救的衰落的底层原因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