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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的本质元素的强化版，它的核心竞争力也代表了周报周刊的核心竞争力，它的经验会在相当程度上帮助《南方周末》在未来几年中保持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令我自豪的是，我有机会参与其中，既享受到了开拓的乐趣，又能对报社有益。另外我自己也是获益者之一，在采写硬新闻时，特稿操作的技能也对我帮助良多。
进入2005年，我在工作量上恢复到了“高峰”时期的水平。原因是，现在我更愿意以一种职业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对我来说，《南方周末》就相当于这句话里的“国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伦理的力量在我身上渐渐超过了激情，因此我愿意这么想：就《南方周末》的光辉传统和卓越地位来说，只有我亏欠它的，没有它亏欠我的，余者暂时不计可也。
也就是说，如今我是在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此时此刻的这份报纸。
既然缺乏影响力、美誉度、反馈率和转载率一类的准确数字，评价自己的工作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能说的只是，我配得上《南方周末》这4个字。在一些多家媒体共同竞争的题材上，我的工作算得上不辱使命。为了实现自己对稿件的期望值，至少在50％的次数里我曾经奋力挣扎。报道的得失成败，既在于个人的素养，又在于用了几分心，下了几分力，这么说来我也还算勤勉。
我对自己的业绩的评价是：以合适的方式，为《南方周末》的精神传统与职业水准增添了光彩。
3、观念
在报道《董建华七年》时，我曾对一起合作的经济部记者余力说，在我的设想中，这篇报道的主人公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董建华，另一个是香港这个城市。我想这种思维方式在我的新闻操作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
1、 没有任何一个新闻人物和新闻事件是孤立存在的；
2、 揭示题材背后的秘密，是深度报道的责任，也是周报的核心价值所在；
3、 丰富而不冗余的信息总是会受到欢迎；
4、 多层次的结构是优质新闻的基本特征。
最终，受到对题材的熟悉程度的限制，这篇报道并没有达到我预期中的效果。不过在拥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之后，我意识到这种“挫折”完全可以接受。对于操作深度报道的客观规律，我的认识带有一种数学概率的性质：
1、 自我要求越高，达不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2、 高标准的要求提出的越多，完成目标的绝对次数就越多。
关于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新新闻等新闻形式的观念，从亨利。卢斯到埃德温。埃莫里，早有数不清的人发表过数不清的论述。不过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观念的由来都与其他事物一样，仅仅是基于需求和提供的双重可能。在我读到大多数相关论述中，论者都强调，在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新闻仅仅强调客观、及时和独家，就必然要走向穷途末路。在国内的报纸行业中，人们对于深度报道的重视，也大多基于对电视和网络作为信息主渠道的地位的认同，试图避其锋芒，打造自己的核心产品。这些看法，都是以行业分工和读者需求为认识核心。
在我看来，相比被动选择，主动提供的意愿更为重要。我相信，只有以主动而非被动的态度去操作深度报道，它才会真正地焕发光彩。
在对小说领域的观察中，我认识到，从各个方面讲，报纸的深度报道都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正如摄影从绘画中汲取养分，电视新闻向电影学习技巧，报纸新闻也一直在受到小说的影响。在目的上，新闻与小说别无二致，都是讲述故事，勾起并保持读者的好奇心，试图传达文字背后的意义。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历史更久，经验更丰富，对从业者的素养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技术能力上远远领先于新闻写作。
在我读过的优秀的新闻特稿作品中，有极少的篇目，在捕捉事实本质的方面，已经不逊色于最出色的小说。不过总体看来，即便是最好的新闻作品，在对事实的表现和理解两个层次上仍有上升空间。
基于其自身属性，深度报道不仅可以向小说学习，还可以借鉴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人文学科的方法。这些学科与新闻一样，一直在追问“何为真实”，而且比新闻行业更有经验。
在一般新闻中，好的记者会采用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用较小的篇幅叙述发生了什么，用较大的篇幅叙述它是怎么发生的。
文字失分于图象的，是它的不够直观，而它胜于图象的，则是信息的丰富和明晰。如果一个记者富于观察力，写人状物又能绘声绘色，那么他就可以用文字报道同时集纳到电视和报纸的长处。对于一般新闻来说，这已是优胜的秘诀。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这一类型的新闻在技巧上已经缺少拓展空间，而且也不需要再做什么拓展。
对于《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未来，我则充满期许。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深度报道并不是“普利策获奖特稿”中那些描述疾病的感人篇目，也不是香港报章上那些描述权力交替的“内幕”报道，而是这样一种理想中的作品：
1、 题材重要，揭示时代的本质；
2、 不断指向事件背后的终极推动力；
3、 关怀公共利益；
4、 信息的收集、择取和推演过程与事实本质相符；
5、 具备吸引眼球的亮度；
6、 具备艺术的真与美。
事实上，这几点的核心只是一个词：“正确”。正如海明威所说，在绝对意义上，描述一只猫如何拐过街角，与描述一个国家如何历经沧桑一样难。对于新闻来说，“正确”是最低标准，也是最高标准。
拙劣的新闻之所以拙劣，往往是因为它不够正确。如果一个记者缺乏好奇心、理解力贫乏、对他人的境遇冷漠、习惯于人云亦云，那么即便他“忠实”地记录自己看到听到的一切事物，也只能做出肤浅的报道，不能呈现出事件的真实一面。类似的现象，我们在大多数电视新闻中都可以看到。
问题是，人们很难改变一个不懂得理解某一特定事件的记者，因为症结往往在于他这个人本身。我相信，在模糊的世界观背后，必定存在着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生。正如天文学可以击败宗教，对人类文明遗产的学习也可以提高记者的能力。
一个好的记者的特征是：
“天使？魔鬼”之争
一次激烈的内部辩论，一次关于若干新闻原则的深入探讨，一次南方周末内部传统与新闻后台操作的生动展现。这是关于2006年2月23日头版报道《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内部讨论的精要辑选。
报道原文：“平时是天使周末是魔鬼”
南方周末 2006…02…23 14：46：24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实习生 马小六
2006年初的大年除夕夜，23岁的乡村女教师徐萍红了眼圈看着满桌一家人。
父亲徐恩怀看着女儿显老的脸容，对三个儿子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将来你们日子好过了，一定不能忘记你们的姐姐。”
这句话勾起了徐萍4年来的酸楚回忆。2002年春节期间，作为长女，她为了筹集弟弟们的学费和偿还家庭的债务而瞒着家人出去卖身。此后周一到周五在乡村教书，周六和周日到城市卖身，直至两年后道德的自责与身体的病疼行将压垮她时才停止了卖身生涯。
在2005年底，徐萍通过电子邮件将自己的经历告知本报记者，并且在天涯、网易、碧海银沙等论坛上发了帖子。讲述了4年来在亲情与忏悔间挣扎的艰难心路。
这些帖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是天使，还是堕落的魔鬼？人性是如何在矛盾中呈现？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作为长女，她所面对的
几经周折，记者找到了徐萍家。这是中国南方某省一条乡村公路旁的单层红瓦砖板房，白色泡沫塑料箱四处垫放在屋梁下，她的父亲徐恩怀说这是雨天时用来接屋顶漏雨的，家里没有财力修缮日渐老化的屋顶。
徐恩怀的大儿子正在北方一大城市上大学，两个儿子读高中，三个儿子学费一年至少2万元。第二个儿子在去年其实已考上大学，但考虑到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大学，所以他选择了再在高三复读一年，等他的哥哥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后再考。学费重负已使他家在2005年欠上了4000余元新债，家中尚有1994年欠的旧债。
妻子陈蓉讲起了那20万元巨债的由来。1994年，丈夫徐恩怀满怀希望地从本地“农村基金会”里借了14万高利贷买了卡车，夫妻俩跑起了贩运香蕉的生意，但三四年间，高额的管理费和三次车祸，彻底击垮了这个缺乏抗风险能力的农民。他本息合计欠了“基金会”共约20万元。积劳成疾的他还在1997年被切除了胆囊，后来肝功能也出了问题，不但欠了上万元医药费，而且身体再也不能承受这种高强度工作。
巨额的债务让不善言说的徐恩怀变得更沉默了。他拖着病体承包了农场种荔枝和香蕉。
尽管日子艰难，但不识一字的母亲仍然认为，不能让孩子们失学，“你们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不再过像我们这样的生活。”到了2000年，徐萍快读完中专时，她的三个弟弟也陆续上了初中与高中。一贫如洗的徐恩怀咬牙以1万元的低价卖掉了那辆14万买进来的货车，交了四个孩子的学费。
斜靠在母亲身旁的徐萍流泪了，她对记者说，爸妈如果不要他们读书，他们本可以过得好许多，也许像不少同村人一样靠勤劳盖起楼房。“在我们这个村里，只要有普通人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不会变得更穷的。”徐萍说。记者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也发现，尽管近年大学不断扩招，但这个村考上大学的孩子并没有多起来，近三四年来考上大学本科的只有三四个。受调查的农民们反映，他们不想因为孩子的大学费用而承受超出常理的负担。
所以父母的叹息日益成了徐萍“心中永远承受不起的重”。2001年，中专毕业的徐萍当上了一个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一年她买了300包榨菜，吃了一个学期，全力省下工资作为三个弟弟的学费。
在这一年，父亲徐恩怀又一次病倒，却舍不得花钱动手术，只想把钱留作孩子们的学费。但徐萍决心为父亲的手术筹钱。村里一个贪觎上少女徐萍的人传话给她，只要把第一次给他就可以借2000元。“为了爸爸我差点想豁出去了，是姑姑劝住了我并借给我们家治病钱。”徐萍在给记者的来信中回忆。
1、 愿意为题材付出比别人更长的劳动时间；
2、 掌握好的方法。
因此，我的新闻观念最终会回归到最朴素的层面：对于新闻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学术思潮，而是记者本人。
《南方周末》以及中国新闻业的未来发展，都取决于对类似的常识的尊重程度如何。
4、目标
毫无疑问，我从来没有过进入一家媒体的中层或者管理层的念头。相当多的中国普通记者一旦年近中年，就会为未得晋升而感到焦虑，其中既有对自己前途的担忧，也受到周围人群对其能力的评价的压力。在我看来，记者的话语权受限，以及难以在工作中获得利益和成就感，是这一状况的根源之一。另一根源就在于，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相当低，其内部生态仍旧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对我来说，做一辈子记者则远非不能接受的选择，如果这个职业我能做得好的话。
7岁时，我的姥爷问我：有三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一个跪着，你要做哪一个？当时我回答说，我要坐着。我觉得坐着比较舒服，听上去地位也比较高。他说，坐着就不对啦，人应该站着，不欺负别人，也不受别人欺负。我花费了很多年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凑巧的是，当我明白时，我已经成了那个站着的人。
如今我提起这段往事，并无挑战“管理也创造效益”的格言的企图，我只是想说，在地位之外我还可以有其他追求。
我相信，双手劳动可以慰籍心灵，这是人生的要义。若想享受到生活中的欢乐，那么辛苦与逍遥缺一不可。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相信只有记者才是新闻业的核心力量。我相信在未来一些年里，国内的新闻行业会有更高层次的繁荣和提升，在业务层面上，能够为从业者创造丰富多彩的机会。对于记者来说，这种前景本身就是一种诱惑。
因此我的个人职业目标，仅仅是做一个好记者而已。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自己做到两件事：
1、 推动公共利益；
2、 写出优质新闻。
对于《南方周末》，我一直期望着它有更多的活力、激情和创造力。没有任何一份报纸值得人们尊重，除非它用行动证明了它的价值；也没有任何一份报纸能够长盛不衰，除非它不断汲取新鲜的养料，在时间中不停歇地生长。我想，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