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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1952年“联邦煤矿安全法案”的出台。该法案确立了煤矿年检制度，规定了煤矿的安全标
准，同时联邦巡视员被赋予了下令违规煤矿停产的权力。
1968 年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又是 1951 年以来最大，78 个矿工死亡。这又导致了 1969 年
的一个重大立法：“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法”。这个法案不断完善，1977定型。其主要规定
包括：每个煤矿一年必须有四次巡视员检查；除了常规检查，任何矿工都可以随时主动申请
联邦巡视员下来检查，并且不能因此受到雇主威胁；安全标准进一步严格化，违规煤矿必须
接受罚款甚至刑事诉讼；所有煤矿都必须成立救援队；每个新矿工都必须接受40个小时的
安全教育，每年还必须有8个小时“复习”教育内容。这个法案的执行明显降低了矿难数量，
到05年已经成功地使美国的矿工死亡率下降了2/3。
06 年 1 月的沙沟矿难，则是近年美国最大的矿难，12 人丧生。作为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美国当年就通过了“2006矿工法”，更新1977年的“安全法”。该法案要求煤矿三年之内必
须建立电子监控和无线双向沟通系统；对违规的煤矿罚款额度提高了 4 倍；要求矿主必须
在15分钟内报告已知的矿难事故等等。
从以上“事故”和“立法”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煤矿安全问题上，美国的政治体
系有一个通畅的信息吸收和反馈机制：面对问题，做出反应，制度改进，问题减少。什么是
民主？这就是民主。民主不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样是“知识分子的口号”，民主就是1910年
矿务局的成立，就是1952年的“联邦煤矿安全法案”，就是1969年“联邦煤矿健康和安全
法”，就是2006年的“矿工法”。
当然，所有美好的法律都必须有充足资源才可能执行。目前，美国矿务安全和健康局基本保
证了每 4 个煤矿就配有一个巡视员，可见其投入之大。更重要的是，法律只有在权力制衡
的条件下才能得到保证。我们能设想美国的矿工甲一个电话就可以要求联邦巡视员下来，如
果巡视员不来，他可以要求工会干预，或者把矿主、矿务局告上法院。就算中国有这样的法
律，我们能想象这一点吗？矿主、工会、法院、矿务局，很多人可能会嘀咕，是一家吧。
一个社会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一个政治体系去消化问题、改进制度，而制度的纠错
能力又决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部门或者领导的“良知”，而来自于“分权”的智慧：不同权力部门
的“分家”，从而使弱势群体多几个安全阀。
目前，中国生产全世界35％的煤，却占据了矿难死亡人数的80％，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
一百倍，甚至是印度的十倍。一年四、五千的亡灵里，平顶山的那33个工人只是小小一朵
“浪花”。对他们真正的悼念是什么？也许不是降半旗，不是烛光集会，而是让他们活着的兄
弟在立法机构、在政府、在法院面前，都有权利说话，从而通过制度的改进挽救无辜的生命。
有病的政治与治病的政治
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
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
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
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1 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
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
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
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
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疾病是“明星式”的，所以治病是“运动式”的。各
级领导，各界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集中调动人力、物力、财力，将病魔扼杀在摇篮之
中。
然而，等到“明星”病的热闹平息、铅华散尽，在这个8 亿农民缺乏医疗保障体系、而城
镇居民的医疗权益也岌岌可危的国家，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简单的问题：一般的人，在一般
的地方，生了一般的病，该怎么办？
运动的脂粉拭去之后，还是要回归制度。这个制度可能是个什么样？也许西方的经验和教训
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妨从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一个美国人生了病怎么办？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个美国人有工作，他的工作单位会从私人的保险公司为他买保险，生病
时，他拿着保险卡去看医生，看完了病，医生会把帐单寄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再把钱寄给
医生。其间虽然病人也要付一些手续费或分担一些费用，但总的来说，病人不至于被医疗帐
单压死。
也就是说，一个四角关系支撑了美国最通常的医疗保障体系：单位，保险公司，医院（及私
人诊所），个人。可以看出，这是个“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障体制，私人保险公司是这个制
度的灵魂。那么政府就在一边闲着，悠哉游哉地看保险公司被各类疾病死缠烂打？当然没有
这么便宜的事。对于老人或者残疾人这些医院的发烧友，保险公司避之不及，就把他们推给
了政府。所以美国政府就资助一些公共医疗保险项目（其中最大的两个：MEDICARE 和
MEDICAID），为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极度贫穷的人提供医疗保险。
实际上2000 年美国只有55％左右的医疗支出来自于私人保险公司，其它的医疗支出则来
自于政府。二者加起来，美国社会的医疗支出占GNP 的13％左
右。
这样看来，在美国生病不是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年轻时，有保险公司撑着；年老时，有
政府撑着。市场和政府这么左扶右搀着，群众就可以放开手脚生病了。
当然，我描述的这幅图案这么美好，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这幅美好图案当中还有还多裂缝、
漏洞和污点，正是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在美国也是一个激烈地政治斗争场所。
正如在中国，美国也有很多个下岗工人，或者做点小本买卖，这些人可能买不起保险，又不
够格政府的资助，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覆盖的空白区，这一空白不要紧，一
空就空出了4 千多万人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公众会对布什先生破口大骂――这小
子，肯花750 亿美元打一场几乎没有必要的战争，却不肯用这钱的九牛一毛来扩大公共医
疗保障的覆盖率。
所以说，由私人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有问题的。它的问题就是：不平等和不
确定。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把一大群穷人扔下不管以外，就是好不容易挤进保险体系
的人，获得的服务也是参差不齐。有钱人比如超级名模Claudia Shiffer，可以把把她那张
脸蛋保个5 百万美元，没钱的人比如我，因为学校买的保险不包括牙医，只好亲自与牙疼
做殊死搏斗。简单地说，
就是“只许大款抽风，不许百姓牙疼”。
“不确定”也是一个问题。保险公司高兴的时候，嗤着满嘴金牙冲你微笑，不高兴的时候，
一个白眼就可以把你翻下悬崖。比如有一回，我举着一张帐单兴冲冲跑到保险公司那里去报
销，结果它只一个“不”字，就将我手中的帐单扣杀回来，将我本来就弱不禁风的钱包打成
重伤。
但是，将“市场主导”型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成“政府主导”型的，就皆大欢喜了吗？这也
很难说。一个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政府资助公共医疗的钱从哪来？无论通过高税收还是
通过财政赤字，上帝都不会给你报销这其中牵涉到经济乃至政治风险。
由于美国有严格的医疗责任体制，一个医生如果误诊，很可能被告到破产。所以美国的医生
向来有“小病当大病治”的传统，这个传统对病人当然是好事，但是保险公司就不干了――
一个小小感冒，你愣是当肺炎治，这不是把保险公司往火坑里推吗？而且这种“小病当大病”
治的传统，对于病人，长远来看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医院用病人的帐单来压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就用市场价格来压社会公众――最后医院也挣钱，保险公司也发财，就只见公众跟
在狂飙突进的保险价格后面跑得人仰马翻。4 千万人买不起保险，和这也不是没有关系。
如果说在“市场主导”的医疗保险制度下，医生和保险公司之间的掐架还能形成一种制衡，
那么在“政府主导”的体制下，医生就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呵护”病人了。这时候跑得人
仰马翻的就不是公众，而是政府的财政预算了。
由此可见，医疗保险制度，无论是由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都有好处和不足。这完全是
由于个人、市场、政府三方面的勾心斗角造成的：个人要治病；医药研发公司、医生、保险
公司要发财；政府要控制赤字――哪一位大爷都得罪不起――让群众在疾病面前坐以待毙，
政治家们的选票就没了着落；让医药公司赔本，就没有人研制新药好药；政府财政失控，那
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总而言之，“以选票为本”、“以资本为本”和“以人为本”相
互较量，打造出美国社会中生病的政治经济学。
当然了，至于哪种医疗保险制度更好，如何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又有哪些东西值得中国
借鉴，按照一种政治上稳妥的说法，应当视国情而定。至于国情是什么，我没有能力鸟瞰，
不过我琢磨，无论国情是什么，它都不能是动物世界吧――动物们在荒郊野岭里默默无助地
死去，进化了这么几百万年，我们的父老乡亲应当比那更有尊严一点点。
当然了，把一切都推给政府或者市场，觉悟就太低了。正如非典事件在中国揭示的：病毒兴
亡，匹夫有责。美国饶舌的公民社会在生病治病这事上自然也有话要说。一天上午，我在睡
梦中被窗外敲锣打鼓的声音吵醒。醒来后往窗外张望，看见人山人海在游行。仔细一看，原
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爱滋行走”筹款活动。这项活动各大城市都有参与，仅纽约市去年的
“爱滋行走”，就有4 万多人参加，为艾滋病人筹款近5 百万美元。
看着那些唧唧喳喳的中学生们摇晃着大旗小旗，为那些社会边缘人的边缘病而在阳光下行走，
体会着其中的宽容、同情，还有阳光与人道汇集起来的美，我当即就做了一个梦，我的梦其
实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
07 年 6月26 号，当今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股神巴菲特，在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次竞选筹
款会中抨击美国的税收制度，他说，他去年的个人收入是 4 千 6 百万美元，但是他的联邦
税率是17。7％，而他公司的前台接待人员的联邦税率竟然高达30％。可见，美国的税率“劫
贫济富”，是不公平的。
作为世界上第三有钱的人，巴菲特先生竟然嫌政府收自己的税收得太少了，可见其个人觉悟
之高。但是就在巴菲特超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中产阶级的利益呼吁时，中产阶级哈佛经
济系教授曼昆却似乎不怎么领情。在7月15号的纽约时报上，曼昆教授指出，巴菲特所传
达的信息是有误导性的。事实上，美国的联邦税率的确是累进制的，最穷的 20％人口（平
均年收入 1万 5千 4 百美元）收入税率为4。5％，中间三级的税率分别为10％，14％，
17％，最富的 20％人口（平均年收入 20万 7千 2 百美元）联邦税率为 25。1％，最富的
1％人口（平均年收入126万美元） 联邦税率为31。1％。巴菲特先生之所以税率只有17％，
是因为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股票之类的资本收益，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为15％。而且，在
巴菲特交个人所得税之前，他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