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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导致一个相对合理、相对有限的预算，各级政府还是可以通过“巧取豪夺”建立无数的
“预算外基金”。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启动的“预算内外一本帐”举措、以及崭露头角的“审计风
暴”，可以说非常积极的公共财政改革。但是，更根本的变革，还是在于推动人大切实地审
查、质疑、监控政府的预算方案。
当然，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政治启示不至于此。中国很多地方当前面临严重的地方政权财政困
难的问题，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即使是美国，也存在“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
题。在美国，本质上而言，是联邦制这个构架解决了“地方政权财政困难”的问题。在联邦制
下，各个州享有自主决定税率、公共开支的权力。说白了，没钱了，我就多收点，或者少花
点――州级政府在议会的批准下，可以“擅自”决定多收钱或者少花钱。比如，在新泽西这个
案例中，在州议会的批准下，州政府一方面决定增加消费税、出卖某些高速公路的管理权（开
源），同时另一方面也消减在养老金和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开支（节流）。
相比之下，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个省市没有自主决定税率税种的权力。事实上，越到
基层政府，就越面临财政权力和财政义务不对称的情况。因为缺乏财政权力，为了“开源”，
各级政彛 /》 ？？往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比如乱收费乱罚款，
比如随意出卖国有资产，比如不负责任地给企业贷款提供担保等等。联邦制给我们的启示是，
与其让各级政府在“预算外”四处揩油，不如扩大地方政府预算内部的财政权力――让其在税
收、公共开支方面，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比如，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税率。
但是，这样放权的前提，显然是加大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控能力。没有这个配套措施，预算
内也好，预算外也好，越大的权力意味着越大的腐败可能性。
谁都知道，花自己的钱是一件让人心疼的事，而花别人的钱是一件不怎么让人心疼的事。一
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一个政治博弈的过程，让花别人的钱变得象花自己的钱一
样心疼，哪怕一年也就是 275 美元。
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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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
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粒淮恚�
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
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07 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
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
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7。25美元的目标，共和
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
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按理说这事就该完了，最低工资提高，底层劳工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政治家们可能还因此多
赢得一些选票，岂不是皆大欢喜？
可惜，这事没完。1月众议院刚通过该议案，2月参议院的许多共和党人就出来“捣乱”。他
们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业减税条款，他们就不批准该议案。最后，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
但是增加了“10年内给小企业减税83亿美元”的条款。
这样一来，众议院又不干了。我们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护弱势群体”，你们要给小企业主减
税，是“保护强势群体”，你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不行，要减点税可以，最多13亿。
两方面讨价还价两三个月，最后的结果是：最低小时工资从5。15增加到7。25美元，同时
5 年内给小企业减税48 亿美元。各方预计它的最后批准指日可待。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对共和党的“捣乱”感到困惑和不齿。“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与劳苦
大众为敌”……我们从小接受的阶级教育也许会条件反射般地给我们输送这些判断。但是，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们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资”作为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看看它可
能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假设我是一个企业主，手下雇佣了 7 个人，每个人的小时工资是 5块钱，如果政府强令我
将工资涨到7块钱，我会怎么做呢？为了维持同样的生产成本，我很可能将7个员工裁成5
个。这时候，那5个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护，那么，那两个被裁掉的人呢？
事实上，无数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最低工资法和失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虽然经济学家当
中也有“异见分子”，比如克鲁格的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影响非常微弱，但是绝大多
数的经济学实证研究都一再表明最低工资增加失业率，尤其是年轻的、非熟练工的失业率。
“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调查表明，最低工资上升 10％，会导致年轻非熟练工失业率增加 1％
到 3％。这个研究结论令人悲哀之处就在于，最低工资法旨在保护弱势群体，最后伤害的，
恰恰是弱势群体。
你可能会说，那就让政府禁止企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情况下裁减员工。先不说这个“禁令”
在雇用自由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可能，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 果怎样？对于企业来说，
后
如果政府规定我不能解雇员工，那我不雇新的员工总行吧？前面说过，最受最低工资法影响
的，恰恰是年轻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你可能又要说，那我强制你雇佣新工人。好吧，我
只好雇佣新工人。结果又怎样？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它的竞争力下降――美国的制造
业在第三世界国家面前节节败退，与其劳动力成本偏高不能说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就贸易保
护主义！你又说了。好吧，贸易保护主义――咱竞争不过中国、印度，把它们关外面还不行？
后果又是什么？提高的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谁来承担？消费者。那些抱怨美国的商品、
服务太贵的人，很可能同时是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人，却不愿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
能又要说了，咱不让他们把生产成本转移到价格当中来，咱降低资本家的利润率不行吗？可
以啊，but how？如果一家企业没有违法，你怎么强制规定它的利润率？强制企业不许解
雇工人、强制它雇佣定量的新工人、贸易保护主义、规定企业利润率，把这一切加起来，那
叫什么？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弊端，呵呵，还用得着我继续推这付多米诺骨牌吗？
“保护弱势群体”最后导致“伤害弱势群体”，“道德制高点”变成“道德陷阱”，这就是所谓的悖
论。不幸的是，这个世界充满了悖论。
认识这些悖论，需要比道德制高点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当然，我绝不是说“最低工资
法”不合理，事实上，我支持最低工资法。我说的只是，在讨论这个法案的同时，要考虑它
可能导致的不良后果，并对这个不良后果采取“配套”的预防措施，从而防止好心办坏事。共
和党“给雇佣穷人和老兵的小企业减税”的附加条款，恰恰是基于这种意图，因为最低工资法
案真正冲击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利润丰厚的跨国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来利润率就微薄的
小餐馆、小百货店、小农场，一旦它们因为抬高的劳动力成本破产、或者不得不通过裁员来
维持低运行成本，“弱势群体”就从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罗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国历史上提出最低工资法案的同时，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
就业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进步项目”，通过大量的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机会，从
而抵消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冲击。后来美国福利制度日渐完善，通过缓冲失业给个人带来
的经济危机，同样为最低工资的不断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关思考引入中国呢？应该认识到中美两国本质性的区别，如果说美国对劳工几乎存
在“过度保护”，中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那种“中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廉价劳动力，如果给
工人确定最低工资就会吓跑投资者”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想当然”。如果劳动力越廉价
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就越有优势，那世界上最有投资优势的应该是非洲。事实上，相对很多
发展中国家，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还有很多其他优势：基础设施、政策优惠、熟练劳动力、
基本信用机制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要害怕稍稍抬高一点最低工资投资者就会跑到印
度去呢？其实，中国劳动力极端廉价很大程度上不是国际竞争的结果，而是中国企业之间恶
性竞争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让所有企业集体提高最低工资，防
止它们之间的恶性竞争，外国投资者未必会跑，工人受益，后果无非是让美国的消费者为一
条中国制造的牛仔裤多付一、两块钱，何乐而不为？
而且，由于许多研究表明穷人消费率比富人高，提高穷人的工资能够更有效地拉动有效需求。
在中国这样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里，最低工资拉动需求的效果，应该比美国这样一个
“橄榄型”的社会显著得多，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实行最低工资法，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更
可能被其正面影响所抵消。当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国真的开始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法，还是
需覼br/》？许多配套政策以保证就业率，比如小企业的减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
福利制度、通过公共基建项目增加就业、提供优惠投资政策、加强劳动力培训等等……总而
言之，保护弱势群体，绝不仅仅是占领道德高地的问题，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
所谓“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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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款吃喝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据《瞭望》报道说，中国04年的公款吃
喝高达37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呢？04年中国公布的军费也就2117亿元，同年中央财
政投入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00亿元。
这还没说公车购置、出国考察、政绩工程、高干医疗呢。
一个国内的朋友问我：中国公款消费这么严重，不知道美国有没有可以什么借鉴的治理经验？
我说，美国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又谈何“治理”？朋友又说：没有这个问题？看来美国官员
真是清廉！
其实，并不是美国官员不爱免费吃喝玩乐，但是钱袋子不由他们管，而由立法机关管，他们
胳膊不够长而已。在中国，政府却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人大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审查和监
督，所以不消费白不消费，消费就要大大咧咧地消费。这是个制度问题，跟个人道德水准没
有太大关系――就算你现在破口大骂公款吃喝，如果有人拿一张空白支票给你，让你随便给
自己填，你肯定也会往上面填个天文数字。
所以，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力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
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
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
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
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
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些个制衡而已。
权力制衡对于遏止挥霍公共资源真有作用吗？大家都熟悉的陈水扁案和马英九案，我就不多
说了，不妨说说近两年我在美国耳染目睹的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