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施特劳斯一生几乎从未写过外交政策方面的文章，而小布什是没事在白宫里抓蜘蛛也不会去
读哲学，那么这个故纸堆里的老头如何成了小布什外交政策的“教父”？原因是 据说
施特劳斯三、四十年前就开始精心培养一些反动苗子，如今这些苗子出息了，就猫在布什的
政府和智囊团里与人民为敌。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PaulWolfowitz 他是美
国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AllanBloom的学生，而AllanBloom则是施特劳斯的学生。美国国防
政策委员会的主席RichardPerle也被认为是一个施特劳斯党的一个根红苗正的党员。William
Kristol 是另一个代表，他创办的 The Weekly Standard，是白宫的必读物。他的老爸 Irving Kristol
被认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政治上的鼻祖。据说， 名的杂志NationalReview，mentary，
著
the New Republic，还有几个最有影响的的思想库 the Hudson Institu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都继承了施先生的遗志，四处散布“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的道理。
这些“鹰派”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几乎可以说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反对与“专制”国家
贸易正常化，喜欢耍酷 “不跟你玩就是不跟你玩，给我吃泡泡糖也没有用” 另一方面，
。
他们又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没什么耐心对“专制”国家谆谆教导，爱好时不时地展
示他们的肱二头肌。所以他们在外交上反对核裁减，主张“有限战争威慑” 张美国撤出
，主
“反导条约” 。
显然，即使是列出一大堆施特劳斯的徒子徒孙，把这样一个孤僻的哲学家和今天好斗的美国
外交联系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刚才列举的一大堆施特劳斯主义者， 有Wolfowitz把握要职，
只
而要说他30多年前选的两门课导致了今天伊拉克的战火纷飞，这种因果链条就混沌得有些
混蛋了。
然而，施特劳斯又真的和今天的世界没有关系吗？或更进一步说，施特劳斯一生所钟情的古
希腊哲学家们和今天的世界就没有关系吗？这个施特劳斯，这个自言自语了一辈子的老头儿，
是真的倾心于图书馆的角落以逃避尘世的喧嚣，或者，他其实是在开辟另一条道路… 更孤
独也更艰难的道路 来深入这种喧嚣的核心？
施特劳斯经历了德国魏玛时代，和冷战最酷寒的时代，也就是“柔弱的民主制度”经受法西
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重挑战的时代。这个阴影，笼罩了施特劳斯一生的思考，并且决定了其
思想中一个指南针式的主题：为什么会有暴政？为什么在启蒙的日出唤醒清晨之后， 夜，
“
最漫长的夜”会重新降临？
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
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 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
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
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
中的“自由” 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 通
，
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 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 、
“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 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
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必须仰
赖“德行” 在那里 柏拉图说 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
；
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式的幽默说：“民主制
度是最糟的制度 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尤其是宪政主义始
”
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 如果一切都是
“
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或者，更确切
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罗嗦的道理。
正是因为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制度显示出一种矛盾的态度，在当下的“施特劳斯热”中，左
右两派对施特劳斯的思想各取所需。左派指责施特劳斯一贯反动，其“哲学王”的精英主义
思想恰好解释了布什政府对劳动人民的歧视。而右派们，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可以抱上哲学
的粗腿，不免有些沾沾自喜 从施特劳斯的“反相对主义”中，他们找到了“邪恶轴心”
理论的依据；从施特劳斯对民主之脆弱的忧虑中，他们找到了扩张民主的斗志。如果说施特
劳斯的确和新保守主义者分享着什么的话，那就是对民主自由之脆弱的恐惧。
那么，哪一个施特劳斯更真实？ 那个蔑视民主自由的施特劳斯，还是那个捍卫民主自由
的施特劳斯？又或者，是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抱有一种矛盾态度，还是他所面对的自由民主制
度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而施特劳斯 由于他的深邃、他的敏锐，和他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诚实地展现了这个悲剧式的悖论？他对民主的警惕，与其说是对民主本身的反感，不如说是
对其孕育的暴政的警惕 民主自由制度是如此是脆弱，如此之容易被诱惑，无法抗拒一种
自我毁灭的重力。
正是施特劳斯对这个悲剧式悖论的凝视，将他与那些“新保守主义”的外交鹰派区别开来。
新闻媒体对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政治家的撮合，并不能揉捏出一个新保守主义的“哲学王”。
施特劳斯的思考，来自于他对暴政的警觉，和对经历过暴政的人的悲悯。他大约不曾想到，
在他死去30年之后，这悲悯会被劫持成一种针对整个世界的恐吓。在新保守主义的光环下，
施特劳斯名声大躁，然而，施特劳斯真的是获得了一份迟到的承认吗？又或者，寂寞有两种
一种是寂寞中的寂寞，而另一种是热闹中的寂寞？
美奸“克拉克”
－－－－－－－－－－－－－－－－
萨达姆被绞死了。可以想象，在很多人对此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有很多人会深感不
满：出于对“美帝国主义”的愤慨，或者仅仅出于对绞刑这种原始刑罚的反感，许多人感情的
砝码在这一刻会向萨达姆倾斜。毫无疑问，拉姆兹克拉克会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克拉克是萨达姆的辩护律师之一。萨达姆也拥有辩护律师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律
师竟然是美国志愿者，更奇怪的是，这个志愿者竟然是美国的前司法部长。一个前政府高官，
跑去为一个敌军领袖辩护，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奸”了。
克拉克，生于1927年，60年代曾在约翰逊政府里担任司法部长。他在任期间，积极推动
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为解除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为《投票法案》和《民权法
案》的通过，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今天真正让克拉克成为名人的，绝不是他在60年代的老黄历，而是他多年以来持之
以恒地发出左翼声音。他始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创建了一个叫“国际行动中心”的组
织，其主要成员和“工人世界党”基本重合。他积极反对两次海湾战争，并推动弹劾布什总统。
克拉克的“反美立场”，可以从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客户”名单看出来：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南斯拉夫前总统米舍洛维奇；前纳粹集中营司令官里纳斯；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主使者之一
塔克卢提马那；前利比里亚独裁者泰勒；反伊战活动分子博利甘；印第安囚犯佩尔蒂尔；巴
解组织……与他对这些“客户”的深切同情相比，他对美国政府的仇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
在他看来，美国政府才应该为它发起的战争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克拉克的法律援助对象可以看出，这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人称他为“战争狂和
独裁者的知音”，也有人称他为“弱者的代言人”。真相可能是，这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
克拉克为萨达姆的辩护，自然也笼罩在这种争议当中。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政治立场，克
拉克为萨达姆辩护的法理基础是合情合理的。在一次访谈中，他指出：“一个美国人为一个
被妖魔化的人的权利进行斗争，这才是所谓普世人权的印证。”他还说：“不能因为你认为一
个人很可恶，就剥夺他的辩护权”。换句话说，法律高于政治。正是基于这种观念，他批判
伊拉克特别法庭实际上是一个旨在种族复仇的政治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能干、公正的
法庭”。在他看来，这个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因为它是美国的“非法入侵”的产物，它的
人事安排，资金来源，审判宗旨都受美国的左右，所以，它的审判结果是不可能公正的。
11 月 5号的审判中，克拉克干脆当庭递给法官一个条子，称该审判是“对正义的嘲讽”，气
得法官发飙，让他滚出去，并说他“从美国赶来嘲讽伊拉克人民”。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当克拉克高举“法律高于政治”的旗帜时，他并不完全是用法律来对抗政
治，而是用一种政治来对抗另一种政治――他自己在选择辩护对象时一以贯之的标准，就表
现出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当克拉克在接受记者阿布拉姆斯的采访时明确表示他认为萨达姆
“无辜”的时候，阿布拉姆斯反问道：为什么你每次谈起萨达姆的时候，你就使用无罪推定，
但是一谈到美国，就使用有罪推定呢？阿布拉姆斯的这个反问，可以说一针见血地点出克拉
克主张的要害：法律高于你的政治，但是服务于我的政治。
但是即使如此，以法治的名义为萨达姆争取一个公平的审判，仍然是一件好事。伊拉克法庭
在审判萨达姆过程中的种种违规，比如很长时间不让萨达姆见律师，给辩护律师的调查设置
的种种障碍，审判人员显然的政治倾向等等，的确应当受到谴责。人权既然普世，就不应该
区分敌我。爱国主义不应当成为一根棍子，拿来封住克拉克这样的“美奸”之口。
一个社会的法治精神会面临各种各种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群情激愤之下的爱国主
义。911之后的美国“爱国法案”，曾经一度以“爱国反恐”的名义侵蚀公民权利，允许政府未
经司法机关审查对特定公民进行秘密监视（sneakandpeek）引起整个社会的激烈争论。
，
好在整个政治体系的纠错机制及时启动，许多地区法庭宣布这些“秘密监视”的“爱国条款”
违宪，有 8个州和近400个城市通过自己的法令谴责“爱国法案”侵犯人权，民意调查也显
示美国公民对“爱国法案”的支持连年下降。2006年3月美国两院更新“爱国法案”时，只好
顺应民意不再更新其中最有争议的部分，可以说是“法治精神”对“爱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克拉克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前高官，给敌对政权领袖辩护，可以说与狭义上的“爱国主义”背道
而驰。但是，一个社会能否宽容那些视人权高于祖国的“奸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