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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不去正面响应在富人身上加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也不去讨论医疗保健政策的改变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众；而是把这些建议全都放进
“大政府”的帽子里，再依据右翼的一贯逻辑，从加税和扩大公营业务的规模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于是提出这一连串建议的奥巴马就
很自然地成了“社会主义者”，一个“非美”的美国人。
虽然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谬得令人发笑；虽然美国在布什政府治下已经走到了内忧外患的地步，这种曾经有用的招数多半不能再奏奇
效；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社会基础其实是多么深广，它激起的恐惧又有多么真实。回头想想，尽管美国大部分传媒都觉得麦凯恩找佩林
当伙伴是愚蠢的错误，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选民心目中的美国人的话，又何必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挑出如此一位政坛新丁呢？纵然像
鲍威尔这样的老将也都是为了佩林才终于离弃共和党，但每次她一现身，仍然有那么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举办的
选举集会里面，甚至已经先后有23次在人们听到奥巴马的名字时喊出“杀了他”的事件。
对这些人来说，“非美”的奥巴马如果真的当上美国总统，那就是美国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国人”的争议不单单是右翼的一个竞
选手段，还是一个让人看清某种“真正美国人”的机会。
原题为“真正美国人”，发于“香港独立媒体网”2008年10月29日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
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
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
“共识”。到底是美国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的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
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
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30％的废气。
反观占全球人口17％的印度则排放了2％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
的20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的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
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
笔费用的30％了。
虽然《京都议定书》大体上依循了历史性原则，但它对发达国家相当宽容，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的排放总量严格要求它们的废气减排
量。即使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还是退出了温和妥协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之所以反对“历史性原则”，不愿意被它过去的废气排放量绑住，其中一个说词是“不知者不罪”。它承认自己的确是历史上温室
气体排放得最多的国家，也不讳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它认为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发现，在工业化
的早年阶段，根本没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烧会带来这么多问题。
回到毛发阻塞排水管的例子，这等于是说当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身上掉下来的毛发会塞住下水口，甚至不晓得洗澡原来
会洗掉毛发，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的毛发脱落得特别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担更多的水管修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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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讲，美国主张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记过去那段无知的岁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它一起承担责任，要减排废气就
大家都减排，而且目标和数量也得平均摊分。
好吧，就让我们不要追究这种“不知者不罪”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一起着眼现在。既然要“著眼现在”，我们就要引入“分配正义”
的“共时性原则”了。办法是把废气排放量按人头平均地分配给全球60亿人，每一个人可以排出的温室气体都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不多
不少。这应该是最公平的计算方式了吧？不，美国依然反对。
根据《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下的目标，分配给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1吨，理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该享有比其它国
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然而事实却是美国人均年度排放量高达24吨！美国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大气层使用权吗？
当然没有。美国官方和部分传媒不断渲染中国空气污染的情况，强调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废气排放国，而且很快就要超
越美国。可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有13亿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1/4（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有3。7吨）。你
怎好意思拿3亿人去和13亿人比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高峰会里面，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都要比美国积极，他都愿意接受一些减排指标。而美国除
了要求它们作出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承诺之外，还要事后反悔，质疑得来不易的大会共识，声称减排目标要按各国“国内具体情况”弹
性调整。
什么叫做“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贵，全地球环境付出重大代价，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轻易改变。具体情
况就是美国现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产业的重大利益，不想牺牲他们的生财之道。
在上述最明显的道理上说不通，白宫和其支持者就不断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古怪理论来自圆其说，但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事实击倒。
例如其中一套曾经流行的理论就认为我们根本什么都有用不着做，因为建立在电脑和高科技上的“新经济”会渐渐取代以重工业为主的“旧
经济”，所以随着经济进步，废气问题会自动消失。但是在“新经济”崛兴的过去10年里面，温室气体不只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
为那些常开视频会议的人并没有少搭飞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个举世第一强国自私的真面目，这个自诩为世界领袖的超级大国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
而还强词夺理，拖着大家的后腿。它的表现，我们只能用令人作呕去形容。
原题为“不负责任的第一强国”，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1月02日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国家元首卡斯特罗终于捱不住岁月的催逼，入院让权。这位古巴强人一生勇悍，以意志坚定耐力超凡著称。最能说
明他耐力的，大概就是他超长的演讲时间，动辄两小时以上，而且还全程站立，手舞足蹈，丝毫不见疲态。
有一回他甚至对着群众接连演讲了八小时，应该是个世界纪录，只可怜台下的听众未必有他这等本事。
五十多年来，卡斯特罗的北方大敌美国已经换过九位总统，而这位独裁者/民族英雄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古巴官方的说法，美国特工曾
策划过六百多次暗杀计划，试图取他性命，其中最搞笑的一次是把炸弹放进他心爱的雪茄里面，好等他点烟时炸粉碎。当然这些计划全都
失败了。
为什么美国连越南都可以握手言和，却独独不肯让步于古巴？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和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岛屿”建立正常经贸关
系的今天，何以美国仍然坚持制裁古巴，不待卡斯特罗倒台誓不罢休呢？
注意一下卡斯特罗病倒消息传出之后，美国迈阿密街上那些欢喜若狂的古巴移民。这帮人的人数不算太多，但却是共和民主两党极力
争取的“基本盘”，在美国政坛向来享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卡斯特罗的痛恨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可谓一拍即合。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古巴？又为什么如此仇视卡斯特罗？除去政治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
要知道现代古巴曾经历过两场革命，第一场是19世纪末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第二场才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领导的革命运动。那
第一场战争与其说是争取独立，倒不如是美国和西班牙争霸战的延伸。当年的美国不只有官员出来公开呼吁古巴加入美国联邦，更以驻军
和外贸的形式直接掌控古巴局势。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面，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一直是古巴的真正权力中枢，还养出了一批裙带资本主义的掮客买办。所以第二场革命
首要针对的固然是当时无能的政府，同时也是要清算那些垄断市场的美商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阶层。
卡斯特罗上台，充公不少私有产业，自然就走了一大批从前获利甚丰的“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走得不远，就在稍北一点的迈阿密。
原题为“谁最痛恨卡斯特罗”，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08月09日
“ ”
“ ”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异见分子，让数以万计的人民失踪，让智利全国百姓都要遵守宵禁，在晚上9点前回家的皮诺切特（AugustoPinochet）
将军终于死了。
这位曾经和美国中情局联手推翻南美第一位民选社会主义领袖阿连德（SalvadorAllende）的大独裁者，虽然一生之中犯下了无数侵犯人
权的罪行，虽然镇压过无数的示威集会，虽然强力管制过无数的传媒和社团活动；但是依然被许多人深深怀念，例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她感谢将军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福克兰战役爆发的时候站在英国那边。
那是冷战时期，对英美等“自由世界”政权而言，凡是左倾必为敌人，他们代表着专制独裁，是人类自由的天敌。由于皮诺切特反对
社会主义，所以他一定是自由的朋友。这位自由的朋友却用上了最极端的手段去推广自由。他一方面师承佛利民的主张，力促智利的贸易
自由化，让汇率浮动，让国营机构私有化，造成了智利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则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去消除国内一切反对新自由主义改
革方案的声音。
尽管这位军人一如拉丁美洲历史上一切继承“高地主义”（Caudilllsmo，源自19世纪的拉美军人强权传统）的将军，认为代议制民主只
是一种腐败的，没有效率的政党游戏，但还是被撒切尔夫人称许为“把真正的民主带给了智利”，只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思维与自己
如出一辙。
当时协助皮诺切特处理经济的是一帮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佛利民的追随者，人们称之为“芝加哥兄弟”（Chicagoboys）。他们
在智利实行的一连串包括大幅度减税在内的经济改革，是拉美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的确成就了十年左右的盛世，号称“智利奇迹”。
最喜欢拿这个奇迹当例子说明新自由主义成功之道的，就是同样喜爱香港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了。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上世纪90年代拉美金融风暴之后，智利十余年经济实验的恶果也一一浮现，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拉大。
当年的“智利奇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蛋头型经济学家坏事的经典案例。很奇怪，在前一阵子弗里德曼逝世时的一片哀悼热潮里，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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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几人提起这桩往事。
拉丁美洲9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直接导致了近年急速左转的局面，同时也开启了许多国家回归民主宪政的道路，例如智利。回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