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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感伤口渐渐愈合，父亲逝世的阴影也慢慢褪去。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大约十个年头。一个月以前，我的母亲离开人世，使我悲恸万分，但是再也没有了那种致命的空虚感。因为我已经成长为一个情感成熟的人，能够不依赖母亲的爱而生存，能够承受母爱的丧失。
那么绝望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完全没有希望的人，才陷入绝望呀？聪明的读者，你大概要这样问了。绝望的人可是痛苦不堪，甚至到了难以活下去的地步。那又是为什么呢？
作为一名出色的心理医生，派克博士常常听到他的来访者如是说：
“我实在太爱他（她）了，没有了我的丈夫（妻子、女友、男友），我不能再活下去。”
“哦，你搞错了，你根本不爱你的丈夫（妻子、女友、男友）。”派克博士回答。
“你是什么意思？我刚刚才告诉你了，没有他（她）我不能活下去。”来访者很生气。
于是，派克博士耐心地解释说：
“你说的那是寄生，不是爱。当你需要靠着另一个人而活下去，你便是一个寄生者。在你们的关系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爱应该是自由的选择。两个人相爱，意味着其中的每一个人，完全有能力独立生存，但是他（她）选择与对方在一起。”
因此，当我说：“我爱你”，意味着我并不是不得不对你有这样的情感，而是我选择对你怀有如此的情感。真爱是自由的选择。
绝望到要去死，不是爱的明证。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绝望是心理冲突发展到了极至。这个冲突恰恰是，一个人明明感到了他（她）所祈求的事情是完全无可能性的，但是他（她）仍然没有能力放弃这种欲求。这种“渴求”与“不可能”的冲突，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为了逃避这种痛苦，有的人选择了死。所以，自杀，不是对他人爱的结果，而是一个人逃避自己内心冲突产生的痛苦的结果。人如果能够看清楚自己下意识中潜藏的期望（愿望、希望）的不合理性，最终放弃它，也就是做到了佛教所说的没有执著心，便摆脱了痛苦。这不是一个消极的过程，恰恰是心理治疗之中，一个积极的过程，需要来访者和治疗师共同努力。当前，中国的心理医师，如果自己从来没有走过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不敢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心理剖析，就很难学会帮助他人。好像功夫师父一样，如果自己没有练就一身真功夫，怎么能传授给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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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tyDisorder被翻译做“人格障碍”不准确。因为在中文里，“人格”一词通常有道德裁判的意味，人们常说：“人格高尚”，或“人格低下”。现将英文的personality译作“个性”，以还其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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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发展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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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发现：我有一颗破碎的心。
2、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
3、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
4、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向生命的极限挑战，才能焕发出超越自然的光辉。】
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旅途上，也会遇到种种雷同的阶段。了解它们，不能帮助你躲避困难阶段，但是能够帮助你走得更好、更远。因为你知道了什么在等待你，会有所准备；你还知道了苦难是有尽头的，咬咬牙，走过阴霾的日子，就能够享受宜人的风和日丽。
失乐园
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和我的同代人一样，从小浸润在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里。我们坚信自己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解救其它国家受苦受难的人民（当然包括美国人民），最终建立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为此，我准备随时奉献自己的生命。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身穿补丁衣服，1960年前后还饿肚子，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草是绿的，花是红的。我以为，世界上的事情，白是白，黑是黑，清楚且干净。
1966年，我17岁，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出了自幼建造的虚幻的理想乐园，开始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大串联，走出北京，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农民生活得那么苦；第一次遇到了讨饭的孩子；第一次看到无尚的权力和个人疯狂，可以断送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可以把一个民族推向火海……十年的大动荡，把我赖以生存的精神乐园打得粉碎。
因为1966年冬天，我写了一首诅咒江青的诗——“满江青”，因此锒铛入狱。坐在冰冷潮湿的牢房里，十八岁的我苦苦地思想，没有了可以为之奋斗的理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真的好像小说《牛牤》里，十八岁的亚瑟，发现真实，陷入绝望，百般无奈，痛苦难当。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三十年啊！人生最好的时光。
记得那是1973年，因为中美关系解冻，我读到了尼克松写的《六次危机》。美国，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国家呀！特别是羡慕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督政府官员的不良行为。哈，总统被人告，也要上法庭为自己辩护。对于在“文革”之中，因为说实话，两次被捕入狱当政治犯的我，那是一个多么让我向往的地方啊！我对人类美好社会的追求，好像又有了寄托。
可是，去美国以前的半年，我看了一部内部放映的美国影片——噩梦。演得是70年代的美国，住在东部的两位女大学生，放假，开着车去南部游玩。结果，在种族歧视的南部，被一个残暴的监狱长捕获。黑女孩被他奸污后折磨至死，白女孩在死亡边缘，偶然机会与家里通上了电话，最终才被救出地狱。影片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和我后来看到的《密西西比在燃烧》一样，没有好莱坞影片千篇一律的结尾大团圆的套子，看得我泣不成声。我不敢相信现代的美国社会还有那样的事情发生。而且，正义得不到伸张。那好像是给我心里悄悄升起的希望，当头一棒。
1981年8月，坐在飞往美利坚合众国的波音747上，我咬着牙对自己说：“你是去到人家的国家，为了看看世界、谋求生存。人家的事，和你没有关系，你就省点儿心吧。”我之所以警告自己，是我看了《噩梦》以后，隐约感到，自己恐怕要再一次陷入失望的境地。抵制失望痛苦的最好自我保护是：没有希望。我给自己下了铁的命令：世上根本就没有理想社会，也不许再寻找，
到了美国，生活紧张。学习、毕业、孩子来了、工作、买房子、办绿卡……生活节奏快得令我眩晕，好像没有空闲想事情。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架疯狂旋转的巨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跟着疯狂旋转。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远远不象中国人想象得那样完美。有钱有势的大财团，操纵着国家的命运，为自己谋取利益。因此，每次的总统大选，仅仅有大约40％的适龄人参加。我周围的教授、学者，很少有人去投票。“政治”和“政治家”在美国是贬义词，使人联想到不洁净之物。当然，最让我失望的还是美国的媒体和法律系统，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的社会意义，被人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追逐腐蚀了。这也是为什么，从原苏联赴美的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津，在那里住不下去，最终还是搬去了实现了福利社会体制的西欧州。如果你是一个精神追求大于物质追求的人，到了美国，多多少少也会有些失望。
在美国生活的17年间，我有三次莫名其妙地伤心落泪。直到1994年，在克里富兰格式塔中心参加的强化心理培训中，我才搞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到了美国一年以后，第一个暑假，我和其他四位中国研究生，租了一辆崭新的
汽车，去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千岛游玩，然后顺着东海岸，由北向南行，访问路上的城市，一直开到了华盛顿。在过纽约的时候，我们瞻仰了自由神像。站在这个美国最壮美的人造景观面前，我不禁热泪滚滚。
第二次，是1984年，在洛杉基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四十多架大型三角钢
琴同时演奏，来自全世界，所有不同肤色、不同人种的男女运动员拉起手来，用不同的语言，唱着同一首赞美友谊和博爱的歌曲。我在电视旁边观看，竟然热泪滚滚。
第三次，是1991年，电影编导柳元拍摄一部名叫《红卫兵》的大型记录片，做我的访谈。当柳元先生最后问我：“那你们当年的理想呢？”我愣了，一下子大哭出声，而且乱说着英文加中文的话：“What’swrongaboutthedream？（理想有什么错？）从柏拉图、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不都是在梦想吗？……”我哭得伤心极了。
你可千万别错以为我是个爱哭的家伙。从小到大，谁都知道我是个顶厉害的“假小子”。动辄就和欺负女孩子的男孩打架。被人打疼了，也不哭。就是被“四人帮”抓进监狱的时候，还不忘记和看守所所长、提审员开玩笑、耍贫嘴。受多大的委屈，从来也不落泪。真不懂我那几次是怎么了。
重建乐园
在格式塔的强化心理培训中，让我找补齐了前半辈子该流的眼泪。我方才意识到，这些年，我一直处在一种被动、压抑的精神状态里。更让我惊异无比的是，我发现，当我在意识层面，彻底否定了人类大同的理想的同时，我把自己的心打碎了。原来，二十多年以来，我有一颗破碎的心。这是为什么，看到自由神像——那人类解放的象征，听到全世界的运动员同唱博爱之歌，我会伤心落泪。因为它们触动了我的潜意识，那里仍然深深地埋藏着我儿时的梦想，追求人性美好的梦和我的心灵碎片一起，静静地睡在那里，并没有消失。
“也许，这是为什么你一直在研究如何医治有形的心脏？它表达了你无意识中，要求医治自己无形的心的愿望？”我的心理老师意味深长地说。
也许她是对的。从那以后，我彻底放弃了对于心血管系统的研究，开始收拾我那无形的心的碎片。说也奇怪，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痛苦，一次又一次让潜意识里的伤痛浮现出来，我的心，奇迹一般地开始愈合了。至今，我的心，虽然还留有疤痕，然而，它是完整的，重新开始跳动。在美国——我的第二故乡，我那颗儿童时代的稚嫩的、被粉碎的心，得到了再生。心的成熟，使我有力量重建了自己的心理乐园。这个乐园，不是在理想愿望的云雾中漂浮，而是结结实实地生长在科学思辩的土壤里。这就是你已经读到的，我关于人类第二次进化和第二次人性苏醒的思想的成熟。我感到了人类发展的前景，促进这种发展成为我的人生目标，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生命的意义，结束了三十年的精神流亡生活，回家了。真的，比起五年以前，我面前的世界焕然一新。天又蓝了，云在变白，绿草红花又在我的眼睛里，变得欣欣向荣。用一行禅师的话说：
“生命是一种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