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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过去非常漫长的岁月中，英国王室却不是存废随意的。但是在几百年渐进推动民主过程的初期，对一个千年来已经完全熟悉、习惯了君权的民族，对于这个民族的军队和民众来说，君主的存在，就是民心稳定和服从的理由。这也是一个保证改革过程平稳的条件。所以，英国人的智慧实在不能小看。
既然共和制只是一种没有皇上的民主制形式，那么，在1787年的费城会议上，美国建国者们在选择共和制之后，为什么还会说，我们不要“民主”呢？那是因为，他们当时使用“民主”这个词的时候，表达的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民主概念，而是指非常容易过激的“希腊城邦式的直接民主”。
美国虽有以州为基础的丰富的“小国共和制经验”，但在1787年，他们面前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民主制的大国样板，更何况还是这么个复杂的“联合国”。他们也没有你我现在随手就可以拿到的一套一套的现代民主理论。他们的样板往往要到古代的制度雏形中去寻找。
在他们读到的历史文献里，“民主”这个词，就是小小的希腊城邦，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在广场上，举手表决说了算。在他们看来，那其实是把过多的决策责任、过早直接放到了还处于蛮荒状态的民众手中。
“过激民主”就是民众掌握了超越其水平的决策权。这才是美国制宪会议在反对的事情。在他们眼中，这种“民主”几乎就等同于无政府、无秩序、无法律，“过激民主”就可能是暴民做主。在他们看来，“过激民主”与“暴民政治”，其实只有一步之遥。更何况，希腊城邦只是小国寡民，将要建立的美国，可是一个大国。怎么敢随意“过激”，掉以轻心。
要理解18世纪末期适度保守的民主概念和过激民主，其实很容易，只要看看同时期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很清楚了。今天的人们读法国革命历史，会看到革命付出了民众暴乱的血腥代价。而且这样的事情，在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次次地重复发生。
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经久不息的、内在的“民主困惑”。民主制度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文明程度去配合的。这个“社会文明程度”，既是指处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也是指身在底层的民众。事实上，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是从文明积累最厚实的那个部分开始推动的。底层民众是社会的最弱势，是最值得同情和关怀的群体。可是，通常人们闭起眼睛不看的是由于文明积累层的薄弱，底层同时也是社会最危险的一个部分。因此，看上去是以民众为主题的民主，在它的源头发展的时候，实际上却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民主意识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人性的觉醒，从而自然地引发出对底层悲惨状况的同情和不平，进而为他们争取权益。正由于这种同情大多发自有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文明程度较高的阶层，或者说发自知识阶层，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从起源来说，都是带着原罪负担的。他们非常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会不由自主地要美化底层，以平衡自己的原罪意识。他们会在表达对底层苦难同情的时候，在赞美底层的时候，表现得煽情和夸张，以支撑自己的道德感。他们中的一部分，会要求竭力降低自己的文明水准、甚至在行为上表现出反文明和粗俗。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激进的僧侣、贵族们纷纷在三级会议上放弃自己的等级地位，要求和第三等级的平民在一起，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源于这样的心态。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走到极端，就会甚至连民众不理性的行为也会加以认同，直到最后形成一个互为因果、首尾难辨的怪圈。
这种倾向具有强烈的道德评判意味，因此，只要一迈腿，就往往走过头。退回来，就比较困难。因为这种倾向符合道德出发点的原始冲动。从法国大革命对平民杀贵族的支持，到一代代的民粹倾向，直至现代美国走到极端的“政治正确”，都是源于同样的出发点。在原罪负担之下，承担原罪感的人群往往是不自信的，他们需要他人对自己做出道德上的肯定。结果就是以过激的平民认同和平民倾向，来达到心理和道德需求上的平衡。
所以，我以为知识阶层的所谓道德勇气，一部分应该是表现在对强权的批判上，但更为困难更难做到的，是表现在他不迎合、不取悦于民众上。前者是很容易理解也相对更容易做到的。可是，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有智慧有勇气做到，对强权和民众，都保持应有的独立和批判。这和他是否同情弱者，是否保护弱势人群，其实是两回事。
在两百多年前的费城会议上，麦迪逊非常冷静地指出知识阶层和民众的本质差异，他说，有人好像动辄就喜欢提到“人民”，奉人民的意见为宗旨，可是，有没有想过，假如人民能够拥有“在座诸位的知识和见识”，他们又会是什么想法？
这是法国制宪会议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在一开始就出现的最明显差别。而这种保守主义精神，至今仍是美国最核心的价值。
可是，美国制宪会议曾经用“民主”一词来表达了“过激民主”，使得后世的读者们，常常概念混乱。因为我们往往习惯了死死地盯住“民主”这一个词，而不去看几百年来，它的内涵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美国的建国者也读着法国人充满激情的启蒙文字，可是却沉稳地留在了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冷静地和民众保持应有的距离。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一方面，美国革命在北美的制度上没有产生任何质的变革。看上去他们废除了君王，可是，那是一个早就被大洋距离推远了、弱化了的君王。而且，他们只是远离君王而去，不是废君，更不是弑君。各州的宪法、议会等，在革命前后大同小异。而美国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们，都是这个稳定制度的参政者，是改革过程的决策人，他们对其中出现的实际问题，有切肤之痛。
这就是我已经告诉过你的，在美国立宪之前的四年里，发生过许多问题。其中典型的是罗得岛的问题。罗得岛的议会，那一段时间掌握在“农夫代表”手中，他们是多数，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就立法规定，债主一定要接受那些像废纸一样的纸币。假如不接受的话，你不仅拿不回自己借出去的钱，还要罚款。这种借着“多数”侵害债权人的做法，被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们看做是“流氓行径”。就连温和的华盛顿将军，都曾在信中指责罗得岛的行为是“无礼、不当、下流、可耻”。费城会议当然也邀请了罗得岛，可是他们拒绝参加。
基于当时的民众水平，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曾经提出，人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越少越好，人民总是想知道得多一点，结果知道了反而会迷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杰瑞一针见血指出，“人民非常容易成为被假爱国者欺骗的愚民”。还有人说，根据经验，以往的最大毛病都是因为“过多的”民主。他们几乎都同意，如果说贵族专制是一种恶政，那么，无限制的民主也一样糟糕，也会是恶政。
麦迪逊在“弗吉尼亚方案”中的思路，是费城会议的主流。他认为，一个公平的政府不能只由这个社会里的一种人组成，不能只代表社会里的一种利益。在任何社会里，人群的不同，利益的不同，是永远存在的；公平的政府必须代表所有的人群，代表不同的利益，而不是让一种人来统治另一种人。他认为，大多数政府官员应该间接选举产生，使得官员和投票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得政府不受民众不稳定情绪的操纵。
麦迪逊并不轻易信任民众，他说，“在所有社会里，一旦多数被一种共同利益或共同激情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在希腊和罗马，富人和穷人、放债者和借债者、贵族和平民，轮番压迫对方，彼此都毫不留情”，双方都可能是残忍的。他直言不讳地举了美国当时多数对少数压迫的例子，“即使处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启蒙的时代，仅仅因为肤色不同，就构成人类最残酷压迫的基础”。
在费城会议上，仅有的三四个出身底层的人，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全部表现出了他们对民众不信任，强烈主张精英治国。而仅有的几个大声疾呼要信任民众，警告要警惕过分贬低底层民众倾向的人，却是出身名门望族，家产万贯。其实这是非常好理解的，前者从底层挣扎出来，深知其复杂的底细，而后者远离底层阴暗面，就更容易从人道理论出发，更带着民主理想的色彩。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建国者中间，最有“激进民主”倾向的，其实是当时没有来开会、留在巴黎当美国大使的托马斯·杰佛逊。他有关民众自主权利的言论，在现在看来，是几近完美的现代民主经典。例如，他说过，共和政府的真正基础，在于每位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他当时对民众民主的热情颂扬，听上去就像是一个法国浪漫作家的翻版。
托马斯·杰佛逊有民主理想的严肃思考，也有浪漫性格和巴黎沙龙结合的情怀。费城会议的“保密规则”传到巴黎，杰佛逊就表示很不满意。
对谢思暴动，当时远在巴黎的杰佛逊，给当时在伦敦的约翰·亚当斯夫人写信，说自己喜欢这样隔三差五地有点小叛乱：“这种抗拒政府的精神非常可贵”。他还写信给亚当斯的一个晚辈亲戚：“假如我们每20年没有这样一个骚乱，那才是叫糟糕！在一两个世纪中牺牲少数几条生命又算得了什么！自由之树，必须不时地靠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灌溉，方能得到新生。鲜血是自由大树的天然养分。”这大概就是革命前后的法国知识界普遍的气氛。有着浪漫气质的杰佛逊深受感染。直到多年以后，在他和亚当斯著名的通信中，老年的杰佛逊，才开始反思自己当时的看法，他向老朋友承认，自己那时是过于激进了。
杰佛逊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民主议论，让今天的学者感叹他思想的超前。然而如若“超前”实践，即突破时间限制的实践，又会是危险的。所幸的是，美国建国初期是保守的主张集权的联邦主义者执政，在费城制宪会议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成功地建成了一个共和政府的平台，恢复了美国的信用，建成了法治，然后才轮到托马斯·杰佛逊当选总统。这一“时间表”是美国建国初期的幸运。
可是，往另一个方向走，也同样有值得警惕的问题。
60岁的梅森是华盛顿将军的老友，“弗吉尼亚州宪法”的起草人之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起草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富人。他提醒说，他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对人性弱点表示疑虑，却也担心，是否会因避免过度民主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他说：“我们必须兼顾各阶层人民的权利。不管他们的地位高低，要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福利。”为此，他明确主张，国家立法的第一院众议院，应该是来自民众，同情和代表我们社会的每一个人。他很动情地说：“所谓一般大众，不是很快就会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孙吗？”富兰克林也一再表示，反对过分依赖精英和过分信任富人。
因此，在他们的意识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分”，是分寸的把握。
必须指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这样辩论的基础，是双方都站在民众利益的基础上，他们是在追寻一个“共和梦”。即便是对民众的能力充满疑虑的一方，也相信自己的立场，更符合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在这个前提下，在这样的辩论基础上，才可能导致在此后美国的发展历史中，两种观点不是走向对立极端的轮换，而是走向互补和平衡。
如何适当处理自己心中涌动着的道德感，如何克制对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道德形象的追求，如何维持常识、保持一颗平常心，说出事实，这看上去是知识阶层属于个人修养的小问题。可是，因为它的群体放大效应，成为现代社会知识界最大的问题之一。即使在今天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