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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方面，他们坚持那个时代政治家的概念，共和国的国会是主权所有者，是权力中心。他们同意国会两院里至少有一院直接由选民选举产生，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相信“社会人”有这样的能力，管理好自己。这时，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还是那么落后的乡土。在最早开发的马萨诸塞州，有些地方选州议员，还在用玉米粒、黄豆计数。约翰·亚当斯却说过，这有什么关系，民众要是愿意，用死鳕鱼计数也没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清楚，大量底层民众还在认为，“自由”就是可以无法无天了。
同一个约翰·亚当斯，1775年也曾在费城开会，那是13州商定独立的大事，当时自由是他们心中的大旗。在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一个熟人，那人显然已经得到北美殖民地要宣布独立的消息，激动地感激着亚当斯，对起义倍加赞赏，他说，你们可真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从今往后，我们就可以再也不要什么法院了！这是很典型的民众对自由的理解，令原来兴致勃勃的亚当斯，如同被浇了一瓢冷水，情绪大受打击。
因此，那时的政治精英们也设想了和民众拉开距离的方式。和众议院平衡的另一头，就是国会的另一院参议院。
这是一个大国。虽然美国有过州的共和实践，可是，在他们之前，还不曾有过在美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分散的大国里实现共和制度的先例。麦迪逊曾得出自己的结论：幅员广袤的大国，也许更适合共和体制。他认为，正因为大，正因为辽阔，正因为分散，就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互相制约，正是一个好的共和国政府存在的条件。参议院对众议院的平衡，也部分来自不同利益平衡的思路。
对于议会的设想，也有人提出基本维持“大陆议会”的现状。
在后来的6月15日，新泽西州的威廉·帕特森曾在大会上长篇发言，提出一个整体新方案，就是“新泽西方案”。这个方案描绘的构想是这样的：权力主要在国家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由一院构成，实行一州一票的原则。这和现有的大陆议会相同。不同的是，成立一个由立法机构选出的行政委员会。各州州长的多数有权免除行政委员会的成员。由行政委员会任命一个最高法院，专事弹劾联邦政府官员，审理涉外案件和涉及赋税的争议。
对于议会，这是一个一院制方案。
参众两院平衡的构想，不是他们的创造。那又是来自英国的议会传统。英国国会实行两院制已经几百年了。当初北美各殖民地设立立法机构，也就仿照英国国会，除宾夕法尼亚外，采用的都是两院制。后来独立以后，体制依然在延续。领导独立的大陆议会，是在战前匆忙建立起来的政府，相对给人一种特别简陋的感觉，与其说是一院制，还不如说它就是各州派出代表的临时办事机构。因为“大陆议会”除了叫做“议会”的这“一院”，别的什么也没有。
两院制的逻辑是，下院是平民代表，容易短视和情绪化，而上院由比较冷静、智慧、有经验的精英组成，这样形成对下院的一种制约。尤其是在经历过谢思暴动之后，代表们更感觉到这种制约的必要。相比之下，新泽西方案漏洞比较多。
两院制尽管有立法权力的两部分相互制约的优点，但并不是所有代表都喜欢这样的设置。反对设置两院的代表，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源。
一种是州权主义者，他们真正反对的，是把一个如同办事机构一般简易的“大陆议会”，一下子扩大，做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他们不希望“国与国之间的松散联合”，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整体的美国”。他们担心州的主权受到伤害，认为未来国家还是应该“强州弱联盟”，主权在州。也就是希望费城会议只是把原来的邦联“办事机构”增强一些，但性质不变。
另一种是代表们中的民主激进者，如詹姆斯·威尔逊，他认为既然权力来源于人民，立法议会就应该完全像英国下议院一样，由民众代表组成，根本就不应该让少数精英、元老来制约人民的意愿，不管他们多么智慧，多么有经验。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违背民主原则了。
可是，这两头是少数。极端州权主义和激进民主观念，在费城会议上都不是主流，占主导的是保守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观点是我们既然联合了，就是一个真正的、叫做美国的国家，既要为它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也要对各种权力做出平衡和制约。通过对“弗吉尼亚方案”的辩论，大多数人赞同了两院互相制约的思路。他们赞同这个方案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是两院制在英国和各州实行的良好经验。
6月19日，全体委员会对“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方案的取舍进行了表决，结果新泽西方案被放弃了。
会议通过了第一院由民众普选产生的方案。对第二院则提出了四种方案：参院由众议院推选，由国家元首选派，由人民选举，或者由州议会派出。
当时考虑到美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地和商业利益各有差异，不同地方的利益往往互相冲突。如果由民众直接选出，那么参、众两院就将一样，由人民中的多数派占主体。这样，民众少数的利益就会受到压制，不能平衡众议院中由民众多数利益占上风导致的压迫。所以，它的产生方式应该不同于众议院，最后，会议决定由各州立法议会派出。
要选举，就要讨论选举权，假如说政府权力的来源是人民，那么，“什么是人民”？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关于选举权的讨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选举权的人是那些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财产的人。因为，他们认为权利和责任相联系，“有恒产者有恒心”，能够信任的，让他对国家政策、社会管理有投票权的，必须是有责任心的人。
难以调解的矛盾因此，在当时美国的大多数的州宪法里，也都规定选民必须是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例如，当时的纽约州州宪法规定至少拥有20镑，马萨诸塞州则规定60镑。对这一点，我常常看到人们误解，认为这样必定是一个富人在作决定的国家。其实不然。
举个例子吧，在1776年，弗吉尼亚宪法规定，成为选举人的条件是：精神健全，成年男子，持有1/4英亩的城镇土地，或者持有25英亩的乡村土地。25英亩，150中国亩呢！参选的还不都是地主啊？可是，看一下当时的美国历史背景，就会明白并非如此。例如，身为弗吉尼亚公民的华盛顿将军，在17岁那年，做了一年的土地测量员，一年工资攒下的钱，就已经足以买下了一个大片土地的牧场了。可见，对选民的所谓财产要求，远不是什么苛求。美国土地之易得，是当时吸引大批欧洲移民来美国的原因。
在制宪会议的100年后，“无偿获得土地”仍然是美洲在欧洲最有力的广告。在19世纪，佐治亚州仍然用摇大木桶抽签的方式，给居民分配大量土地。在西部开发地区里无偿土地分配的时间更长。前几年由两大明星主演的故事片《远方》，生动地再现了美国历史上的真实情景——1889年4月22日那天，在俄克拉何马州的一个小镇举行的跑马占地。影片讲述的移民故事，几乎是每个移民艰辛经历的缩影。正因为有这样的艰辛垫底，最后那奔向土地的激情，才显得如此动人。影片在主人公获得土地的一瞬间结束，可是，我们可以想像，他们此后将以怎样的热情为自己劳动，打出自己的粮食，盖个小屋，这就是他们的“美国梦”。在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心中，这些辛勤的劳动者，就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他们就是最理想的“人民”。直至今天，“辛勤劳动者”（hard working people），依然是一般美国人对人的最高评价之一。
当时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大乡村，地多人少，大部分人务农为生，一个由移民组成的未开发国家。在这里，垦殖受到鼓励，只要肯做，不愁无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白人中，真正没有土地的是少数人。这是大多数美国平民令前来旅行的欧洲人感慨的原因：新大陆的人对生活充满自信。这也是人们多半不信任那些绝对无土地和无财产者的原因，因为得到土地太容易。他们依据经验认为：没有土地多半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标志，还是缓一缓再把他们引入政治吧。
顺便向你提一下，那个时候的妇女，大多早早结婚生子。当时的人也很难想像，一个家庭主妇，会和丈夫有什么不同的“政治倾向”。所以，妇女没有选举权，在两百多年前的美国，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么，联邦制政府究竟要不要像州宪法一样，对选举权做出财产规定呢？从制宪会议的讨论可以看到，他们只是想建立“负责任”的政府，而并不是想建立“富人政府”。因此，大会的最后决议，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由各州根据情况自行规定。他们预留这个空间，是预期到随着民众水平的提高，这些限制会被逐步取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在州一级，已经在逐步这样走，如宾夕法尼亚、特拉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在那个时候，都已经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条件了。
参众两院的产生方法和选举权定下来以后，大会终于开始涉及国会和州议会的关系。它的要害是，如果州议会的立法和国会的立法冲突，国会有没有对州议会立法的否决权。
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而同时又为民众大声疾呼的詹姆斯·威尔逊，是坚决主张国会否决权的。他说，联邦自由权对各州来说，就像公民自由权对个人一样。大自然里未开化的野蛮人，要组成社会，取得作为公民的自由，向文明迈进，他们就首先得放弃个人在自然界的自主权，把自主权力委托给社会。他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是这样，各州就还是自行其是，各有野心和猜忌，国家最终就还是支离破碎的。
就在这时，小州特拉华的代表起来说话了：如果国会有否决权，那就应该保证小州和大州平等地在国会里拥有同样的席位，否则，小州就太容易给吃掉了。
会议开始时暂时避开的大州和小州的矛盾，终于又一次浮出水面。特拉华和新泽西等小州表示，不管国会采用什么形式，他们决不会同意国会采取人口比例代表制。如果非要这样定，特拉华州代表就将不得不退出会议。这个问题使会议又一次面临散伙。
僵局很难打开。你只要站在任何一方的立场去想，都是有理的。
这种矛盾无法化解的状态，是费城会议最微妙的时候。在这湿热的夏天，这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一边不停地擦汗，一边倾听和辩论，在似乎没有出路的问题上找出路，坚持着，却没有散伙，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坚持有种种原因：华盛顿将军始终如一，天天准时出席，以极大的耐心和克制力保持现场的气氛，是一个重要原因。81岁的富兰克林几次发言，劝诫代表，也在关键时刻起疏导和缓解的作用。会议的议事规则也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规则使得会议的走向有尽可能大的拐弯空间，尽可能避免毁灭性的“撞车”。但是，最终还必须有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出路。
就在这个时候，康涅狄格州的罗杰·谢尔曼，指点了一条出路。
谢尔曼66岁了，属于代表们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智者型人物。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上，谢尔曼起的作用和他留给后世的名声很不相称。现在，人们很少还记得他、提到他。只是在康涅狄格州的西部边境上，还有一个小镇以他命名。而他在当时的作用，就像华盛顿将军一样，几乎是不可替代的。罗杰·谢尔曼是惟一签署了建国时期所有重要文件的人：他签署了1774年北美殖民地表明反抗英国的宣言和决议案，同年还签署了抵制英国产品的联盟；他签署了1776年著名的《独立宣言》，是这个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起草《邦联条款》的委员会成员，签署了《邦联条款》。他参加了第一和第二届大陆议会，这两届议会组织了美国革命，发动了独立战争。
谢尔曼的出身背景和弗吉尼亚的政治精英有所不同。他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农业小镇上，父亲拥有73英亩土地，是当时一个典型的北方农夫。他后来搬到相邻的康涅狄格州。从现代民主的观念来看，殖民时代的北方新英格兰各州，比如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要比南方殖民地更民主一些，英国王室让它们拥有更多的自治。这种传统可能和《五月花号公约》的历史背景有某种渊源。
谢尔曼年轻时做过各种工作，还在耶鲁大学开过餐馆和书店，后来成为律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