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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场合是总统和国会非常难得的一点直接联系。每年都有这么一天，电视全程报道播出，总统车队浩浩荡荡去国会大厦，意思是向国会汇报一年的工作，也就是管家见主人的意思。
在美国，那是个象征性仪式。美国人认为，在这个礼仪场面中，立法和行政两大分支碰头，还是应该表现出君子之风，礼貌为上。因此，在整个国情咨文的报告中，总统虽然也谈国家面临的问题，可是，也总是会不失时机地利用议员们难得的礼貌，大谈自己的政绩和展望未来。只要是过得去的，大家都会站起身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是一个仪式性非常强的场合，不了解情况的外来人，会非常反感，认为这种议员起立、热烈鼓掌的样子，近乎阿谀奉承，令人恶心。实际上，在大会结束后的第一时间，总统坐着的汽车大概还没有从国会大厦开到咫尺之遥的白宫吧，反对党议员中的所谓“党鞭”，已经立即出来直接面对公众，对总统的国情咨文发表犀利的批判。把他们在几分钟前没有说出来的不同意见，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了。他们在会场上不跳出来当面质问，只是碍于美国式的传统和礼貌而已。
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中，总统和国会不仅是独立的，甚至是相对隔绝的。几乎天天都可能有议员在言辞激烈地批评总统，或是总统在指责国会。只是，他们之间的争执和对话，往往在形式上是在国会的发言，或是对民众的公开讲话，只是通过媒体在双方之间间接传递。那是十足的远距离争论。
而英国就不一样。即使在今天，他们的立法，不仅要去女皇面前念一遍，让她做出形式上的批准，首相还活像是国会的仆人，时不时要被召到国会去接受议员们的质问，并且解释自己的执政情况。虽然有“不直接争执、发话必须面对议长”等等议会规则。可是，议员们争相举手争取发言，舌枪唇剑、言辞犀利，所有的问题，首相都必须当场快速回答，场面非常紧张。每每看到英国首相在议员们的追问下舌战群儒的情景，我们就会不由得说，这个美国总统真是当得太舒服了，省下多少麻烦和力气啊。
这种英国式的制度设置，其实质是首相和议会的关系更近。他们的选举方式是两党竞选议会的席位，再由赢得多数席位的政党，推出执政的首相。就是选民选议会议员，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党选首相，首相和议会的来源并不分开。首相不是人民直选，而是通过政党选举，间接选出的。这样的制度设置，结果就是首相所属的党，永远是在议会的多数党。
可是，美国的总统常常和国会多数党分属两党，政府却并没有因此而瘫痪；而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他们的执政者的党派归属始终和国会多数党一致，也没有因此就出现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勾结。两种有差异的制度，都顺利地运行到今天。
你一定看出来了，英、美的制度设置虽然有矛盾的地方，却一样运作有效。你也许会对这种情形感到奇怪，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是那句话：制度的设置只是一半，而更重要的是由实践完成的另一半。他们相对在实践中更能自觉维护、完善这个制度，而不是拼命钻它的漏洞。也许重要的是他们植根于其中的传统和文明，是这个制度之树的原生地，土壤的条件适合制度的诞生和运行。
在美国，制宪使制度建设跨了极大的一步。民主大国的政治机器突然就开始转动了。在这些国父们之间，也开始产生政治对立和政党，不由自主地在推出新的时代，也在改变和塑造着这些绅士政治家们。当他们走出费城制宪会议大厅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将面对怎样的政治漩涡。
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10。 第一届内阁
卢兄：
你来信说，你也注意到英美的制度中设置的不同。
在美国制宪之后，同属西方文明的一些欧洲国家，也先后完成了从帝王专制向民主国家的过渡。这些国家，根据他们各自历史包袱的不同，在民主的过程中，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宪政制度。从制度的设置去看，你会发现，有些国家制度的条理以及制约和平衡的关系，因没有像美国那样有过一次整理，也就并不那么权限清楚。而美国本身，也因为制宪会议非常早，就有许多时代局限，有更多实践中产生的特殊问题。
那些制度上似乎不够严密的民主制，都在运行的过程中慢慢补充完善。就像美国的“权利法案”，虽然在费城会议中没有放入宪法，可是，由于民众的要求，在合众国国会的第一次大会上，就通过了十个保护个人权利的修正案，补充进入宪法。而纸上宪法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地方，由于实践的补充，都能够正常运行。特别是在英国，连现代的成文宪法都没有，它的渐进改革，一拖几百年，几乎让你讲不出哪一天是他们“革命成功”的日子。可是，他们也一样在运转。
英国的模式是很典型的自然演进。我们都熟悉法国的启蒙时代，可是，法国如伏尔泰这样的启蒙大师，却是在英国得到启蒙的。英国制度的缓慢演进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它进程的漫漫岁月。在这个进程中，旧制度的非人道，是非常缓慢地被消除的，许许多多人因此而支付了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命作为代价。法国作家雨果，曾经对英国的制度改革的不平衡很不以为然，因此以英国为背景写了《笑面人》，抨击英国在缓慢演进的道路上，依然黑幕重重。可是，无可否认的是，尽管缓慢，它还是从旧制度中走出来了。
法国走的是大革命的道路，可是，革命之前、革命之后，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依然需要消耗时间和生命，需要经历破坏和重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价值观的过程。
美国介于二者之间。英国缓慢政治改革的进程是它的基础，新大陆殖民地的重建，甩掉了英国历史上政界纠葛的包袱，却保留了制度改革的成果。独立和原殖民地的联合，又是另一个推进。它以一场战争，赶走了英国的统治，却并没有因此引发本身的革命。既缩短了英国式的缓慢进程，又避免了法国式的社会暴力和动荡。
在制宪会议那年出生的美国政治家威廉·麦克雷（William Maclay），在提到制宪会议的时候，一向反对割断它和美国建国前的历史联系，反对把美国说成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是一群人凭空设计出来的。他认为过度的赞扬是一种“夸夸其谈”，“仿佛在大家兴高采烈地通过新宪法之前，美洲就是一副草木不生，河水不流的样子”。
美国政治家约西亚·昆西（Josiah Quincy）则认为，必须提醒大家，不要“在这巨大的幸运面前变得眼花缭乱，失去判断力，将国家的繁荣伟大归于我们自己的智慧，而不是归于事态的进程和一种我们无法影响的指导力量”。
他其实是在指出，美国的制度是经过西方文明长期演进后结出的一个果子。它也有一些特别的机遇。例如制宪期间，北美政治环境的相对单纯，使得这样一批“半神半人”的学者型政治家，能够在政界长期生存并且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宪法诞生后的最初岁月里，又是同样的一批绅士在执政，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纸上宪法的不足。
美国还躲避了一些相当凶险的灾祸，也渡过了一些非常困难的关口，它也绝不是有了一纸宪法就一帆风顺的。就连这些政治家们，在单纯的政治环境改变之后，他们也多多少少随之改变，有些人甚至有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一部分政治家从对结党的厌恶，到自己也参与政治党派的运作。
你已经知道，促成费城制宪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将合未合的状态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必须决定是联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大国，建立大国的金融、经济结构和信用，来面对欧洲和世界，还是回到小国寡民，各自照管自己的小炉灶。最后的决定你已经看到了。
可是，在合众国建立之后，并不是说政治制度就能够替代经济结构的构筑。一个较好的政治制度，只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走向自由、追求幸福的可能，而不是一个保证，它并不能一肩挑起所有的担子。人们还是必须步步为营，小心翼翼地避开陷阱、渡过种种难关。例如经济，仍然有它自己的规律，需要不断研究和调整政策。你已经早就熟悉，美国在经济非常繁荣之后，上世纪也有过如大崩溃一般的经济大萧条。而在建国初期，如何建立它的信用，稳定经济形势，对新生的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宪法生效后，华盛顿将军在各州派出的大选举团里，以全票当选为第一任总统，1789年春天在纽约市宣誓就职。新的联邦政府最棘手的问题是财政。谁来担任财政部长？联合伊始，谁能收拾起这350万人的国家的烂摊子呢？
华盛顿总统最先想到的是他的老朋友，宾夕法尼亚州的罗伯特·莫利斯。
莫利斯是美国革命的元勋，也是费城制宪会议的与会者。他在革命前就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独立战争期间，战争需要钱，可是大陆议会没有有效的征税措施，独立义军的供给经常得不到保障。华盛顿将军主要就是依靠这位老资格的银行家莫利斯。莫利斯筹款，主要是利用自己和欧洲银行建立起来的长期关系，以他个人的信誉做保证，用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向欧洲借款也向民众发行债券，用债券充作士兵的军饷。总之，是用借贷的办法解决独立战争的资金问题。有时候供不上了，他也掏自己的腰包。所以，莫利斯一直被称为“大革命金融家”。可以说，假如没有他，光靠虚散无力的大陆议会，独立战争是难以为继，支撑不了八年的。
所以，华盛顿将军不仅对莫利斯的理财能力很了解，两人也有很深的友情。在华盛顿眼中，联邦政府的财政部长一角，莫利斯应该是最佳人选。可是，这时候，莫利斯却不干了。对他来说，他有自己的生活。独立、战争，是形势所逼冒出来的非常事件；现在和平了，他得回到自己战前的正常生活中去。联邦政府还欠着欧洲银行的巨额债务，连带着他莫利斯作为担保人的信誉也一块儿破了产。他的当务之急是要为自己重建信誉，当了财政部长就不能为自己做了。于是，莫利斯向华盛顿总统推荐汉密尔顿。他说，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国家的财政信用，那就是汉密尔顿。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建国者中很少的出身底层的人。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是一个破落贵族和一个法国“胡格诺”新教徒母亲的非婚生子。在他十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离家出走。两年后，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汉密尔顿靠别人抚养大，也因聪慧而被带到纽约。他在成长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他受过法律教育，从底层磨炼出来，是一个了解底层的人。独立战争爆发，他立即投身战争，并且以其智其勇，很快获得华盛顿将军的信任，成为将军身边的侍从武官。那时他才20岁出头。
汉密尔顿身材不高，却长得非常漂亮，不仅雄心勃勃，而且才华横溢、能文能武，甚至擅长音乐和绘画。在纽约，有一批属于社会上层的政治家非常看重他，他在社交中结识了纽约当时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斯库勒，并且爱上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还在独立战争期间的1780年，战争前景未卜之时，他们却相爱成婚了。他的岳父非常富有，又和汉密尔顿政治观点相近，使他更为欣赏和喜爱汉密尔顿。第二年，1781年，在著名的约克镇战役中，汉密尔顿立了大功。
在战争期间，他已经在考虑各小“国”真正联合成合众国、建立大政府的问题。他始终认为，他们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持有同样观点的，后来都被称为“国家主义者”。战后，汉密尔顿依然和妻子一起住在纽约。汉密尔顿虽然年轻，可是由于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绩，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开国功臣”，再加上他是费城会议最积极的促成者之一，所以，你也一定会以为，他是理所当然的会议代表。可是，他差一点就根本来不了费城。
汉密尔顿虽是“国家级”的政治活动家，可是，费城会议是由各州推选代表，而当时纽约州议会的主流观点，恰和汉密尔顿截然相反。因此，派出的两个代表也和汉密尔顿的观点格格不入。至于他本人，还必须依仗岳父在纽约州政界的力量，才勉强被选入，成为该州的三名代表之一。
纽约州议会的主流，也有过过激心态。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该州的民众就拥护这样的做法：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