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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本身也被改变了。
假如回顾以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分别为代表的两派观点，还可以看到其中一系列不同的观念。例如在对待战争债券的问题上。汉密尔顿把它看做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契约，政府不如约偿债，契约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同时，他把收购债券的所谓“投机者”和出售债券者之间的关系，也看做是合法的契约关系。债券在流通，只要是合法的交易，其中一些人的吃亏和得利是客观存在，只要是自愿、合法，就必须尊重契约为先，而必须忽略它的深究一层的道德探讨。股市也一样，只要是公平的，各人也必须承担风险，不能因赔本的个人陷于悲惨境地，就对制度作道德探讨，甚至否定制度。
现代经济制度显然在引出新的社会问题。在汉密尔顿看来，振兴国家经济，使它变得强大最为重要，而引出的问题只能再进一步寻求解决。他拒绝把目光投向那些被历史的列车甩出去的人们。
对于杰佛逊他们来说，新的经济制度引出的社会问题，直接牵涉到最基本的道德观念，从而引出他们对这样的经济改革本身的质疑和否定。再说，原来就有的忧虑，更因政府权力的扩大而加深。政府是否因此无可避免地腐败，民众的自由是否已经被严重侵犯？在他们看来，费城会议过去只有短短的四年，宪法批准只有短短两年，联邦政府已经呈现出了改天换地的权力。
其实，双方提出的问题，都不是没有意义的。美国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不断处于这矛盾两极的抗衡和平衡之中。
当然，是人在发展着经济，是人的欲望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而欲望与生俱来。只要这样的动力存在，经济就会隆隆地向前冲。到了一定的地步，与其说是人在主导形势，还不如说，形势本身迟早会挑选出如汉密尔顿这样素质的人，在这块土地上，完成这样一个过程。
汉密尔顿的天才，在于他看到了这个趋势，顺应了这样的趋势。可是，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许多在快速发展中被忽略的问题，永远有人关注和提出来，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权限、政府的腐败、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社会公平等等。因此在建国初期，相互反对着的两种观念，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这不是简单的对错关系。
建国初期，经济改革也在初创阶段，监督制度并不完善。支持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即使是国会议员，也不少拥有国债、股票，还有在私人银行或公司任职。是否有内线交易？是否以权谋私？加上汉密尔顿的助理也在积极参与投机买卖，于是导致更大的疑问。
反联邦党人在杰佛逊带领下，质疑汉密尔顿处理外国贷款和他的个人财务问题，在1793年春突然在国会提出弹劾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在一个月之内就准备好了有关个人财务的200页记录，以表明他的清白无辜。这一弹劾提议没有在众议院通过，投了赞成票的只有五个众议员，其中之一是他以前的合作伙伴詹姆斯·麦迪逊。
当年12月，弗吉尼亚的约翰·泰勒又指控财政部与美国银行相互勾结，造成政府腐败。经国会调查委员会严密调查，没有发现账目上有什么问题。一直到杰佛逊当总统，一直到此后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都没有发现汉密尔顿有“经济问题”。这些指控和调查部分起于政治对立和斗争，可是，在美国政府的新生时期，在经济变革的时代，这样的调查还是锻炼了立法、行政两大分支的监督和互动关系，也确立了美国政府公开的对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模式。
当时，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分歧，在政治观念上的对抗，甚至发展到人身攻击。这一切，让双方感到疲倦。尽管有华盛顿总统居中调解，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公开。汉密尔顿和杰佛逊几乎是水火不相容，到了难以共处的地步。
1793年，托马斯·杰佛逊辞职。但是两种观点的对立却由于第二年的税收暴动事件，变得更为尖锐。
事情的起因是，既然联邦政府决定偿还债券，就需要增加税金来支付。国会随之通过一系列税法，其中的“威士忌酒税法案”，伤害了种粮食酿威士忌酒的农夫。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农夫，由于高山阻隔，交通不便，大规模运粮食出来卖，几乎不可能，只能酿酒，运酒则大大减少运输量。而这个法案一出来就像是断了他们的生路。1794年，他们组织起来暴动，反对该税法。结果，华盛顿总统招募了一万多名国民兵，由汉密尔顿亲自率领，驱散了暴动的民众。虽然无人伤亡，但是逮捕了一批人，包括农夫选出的代表们。
这个税是国会强制征收的，所以很容易让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想起当初他们要求独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反抗英国宗主国不合理的税收。“威士忌事件”虽然没有酿成血腥的暴力镇压，第二年华盛顿总统也签了大赦令，所有在“威士忌事件”中被逮捕的人，都没有被定罪。可是，在杰佛逊的一派看来，武装的国民兵都被汉密尔顿领着出去了，没有流血仅仅是出于侥幸。这简直就是华盛顿可能变成国王、联邦政府可能变成人民敌人的信号。
这一事件确实非常危险。一方面，有了国会代表，并不表示每个地区、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照顾，他们之间的利益还可能完全是冲突的。另一方面，也许根本没有万全之策。当一个经济措施出来，必然有得益和受伤害的两部分人。即使从长远来看，或者说从大局来看，可能政策是必要的。可是，站在那些被牺牲了利益的民众面前，华盛顿总统也不知所措。直到很多年后，也是在联邦政府有了能力之后，才开始对一些经济政策中的受害者，由政府出面做出补偿。
如何畅通民众的申诉渠道，如何不走向恶性事件，在美国这个大规模移民的国家，是比其他国家更为困难的事情。美国也是在实践中经历许多惨痛的教训，才逐渐取得尽量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经验的。建国初期，杰佛逊站在民众立场上的呼吁，是对政府管理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在这个时候，1795年1月31日，汉密尔顿辞职了。在辞职前，他向国会提出了最后一份报告，再一次阐述了他的重建国家信用政策的重要性。他的政策在起作用，美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的信用正在恢复。他指出，对还是一个年轻国家的美国来说，信用尤其重要。只有建立了良好的信用，国家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平等的地位。同时，建立国内的私人信用也非常重要。只有在一个良好信用系统的基础上，经济才会平稳地发展。
当时的官员薪水不高，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密尔顿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当部长的薪水难以养家。他回到原来的律师旧业，有了将近四倍的收入。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成功地打赢了几个大官司。
可是，汉密尔顿在政治上仍然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是联邦党人的领袖，也始终得到华盛顿总统的信任。1796年9月，华盛顿总统发表著名的“告别演说”，宣布不再竞选下一任总统。总统要求汉密尔顿帮助他起草这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在这一文件里，华盛顿总统嘱咐后人，要维护美国的中立，尽量和欧洲所有国家都发展商贸，但是不要和任何国家搞政治结盟。
1795年4月，就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约翰·杰伊在伦敦和英国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消息传来却遭到公开舆论的谴责，人们认为他出卖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是“卖国贼”。人们在街头焚烧杰伊的纸像。汉密尔顿为自己的这位老朋友辩护，他在公众集会上演讲的时候，却遭到人们的石块攻击。按照宪法，外交条约必须参议院通过。这次虽然参议院通过了条约，华盛顿总统却犹豫着，没有马上签署。他征求汉密尔顿对条约的意见。汉密尔顿一如既往，写了一篇文章，一条一条地为条约辩护。他指出，条约为年轻的美国争得了宝贵的和平，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会损害美国的荣誉。华盛顿总统考虑了几个星期才签署了《杰伊条约》，而这个条约的思想和最终实现，汉密尔顿起了很大作用。
1799年底，华盛顿去世。这对汉密尔顿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第一代的政治家中，华盛顿也许是惟一一个始终对他非常信任的人。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虽然有很大的影响，可是后来逐渐变得孤立，他的声誉在下降。主要原因，是他运用影响力，在政治派性争权中非常活跃。他文笔犀利，下笔伤人。尤其是在竞选的关键时刻，对同为联邦党人的亚当斯总统，进行了长篇人身攻击，而亚当斯是个为人行事很有原则的老派绅士。这一事件造成了对汉密尔顿的声望和政治前程的最大伤害。
1804年7月11日，汉密尔顿在一场决斗中受了致命的重伤。
2003年秋天，我们去纽约市，特地去看了汉密尔顿在纽约的家。这栋小楼对于他们这个家庭来说，并不算大，现在逼仄地处在拥挤的街道上。当年，这栋小小的房子周围，是32英亩舒展的野地。我站在那里想，搬家到此的那天，一家人望着窗外树林和草坡，也一定有过许多憧憬。汉密尔顿特地给这栋小房子命名，叫它“格朗”，就是农庄的意思。据说，那是他遥远的祖先在苏格兰的老家的名字。可是，他只住了两年。就是在这栋房子里，1804年7月12日，汉密尔顿去世了，时年49岁。去世的时候，他的身边除了一个朋友，纽约市的一名主教，还有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和他的七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
在他临终前最后的时刻，他要求纽约的圣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为他举行圣餐礼。可是，一开始却被教堂拒绝了。原因是他虽然已经皈依上帝，可是他决斗的行为却有违基督的教义。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会。他说，他虽然答应了决斗，却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才将子弹故意打偏。他还说，他为自己所有的罪过忏悔，并愿意与所有的人和解，包括在决斗中给他致命一击的对手。汉密尔顿最终说服了教堂为他举行了仪式。
他渐渐被遗忘了。汉密尔顿死去之后，政治圈内派系运作留下的伤害，还久久留在那里。而人们还不到回顾和思考的时候。
如今，200年后，当美国人终于开始认真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重新审视当时有关国家经济发展的讨论时，他们发现，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制度建设来说，费城制宪会议以后的十年是最关键的十年。在这十年里，对美国的制度建设贡献最大的，除了华盛顿总统以外，他们国家的今天有赖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经济的道路还始终面临种种困难选择。而在那个时候，假如走上的是托马斯·杰佛逊和麦迪逊选择的经济发展方向，美国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美国终于看到了这个从西印度群岛来的人为美国所做出的贡献：他主张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级政府，他以出色的才华鼓吹通过合众国宪法，在美国建国后的短短的几年里，他使美国恢复了国际信用，建立了美国的经济制度，为美国搭起了经济发展的舞台，打下了100年后世界一流经济强国的制度基础。
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路口，我们找到了圣三一教堂。古朴的教堂，坐落在世界上最拥挤的金融摩天大楼之中，非常醒目。这儿离当年的联邦议会，后来的临时国会所在地，现在的联邦大楼，只隔着一个街区。当年，华盛顿将军和汉密尔顿星期天都常来这个教堂。旁边就是墓地。墓地的边缘，和车水马龙的大街只隔着矮矮的铁栏杆。马路上，行人匆匆来往，他们也许就在近旁的大楼里，操作着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器。大概不会有人注意，这个国家庞大的财政金融大厦的第一个奠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长眠在这儿。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祝 好！
林达
12。 1804年的信号
卢兄：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提到，以前听说过汉密尔顿死于决斗，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上次写汉密尔顿的时候，省略了他的决斗。看了各种相关的研究和资料之后，我想另外写封信，专门给你讲讲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因为它不仅是汉密尔顿的个人悲剧，事件本身也和我们在聊着的制度实践的主题有关。
今天去看，那真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1804年，汉密尔顿虽然已经离开公职，可是，他不仅是美国屈指可数的那些建国者们之一，还是联邦党人的一个重要政治领袖，可以说是当时美国已经离开公职的政界名人。而他的决斗对手艾伦·伯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