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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可以又一次看到距离——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他们的时代之间的距离。虽然在同一个宪法之下，那时的美国还远远不是我们今天认识中的那个国家。
1804年7月11日清晨，汉密尔顿和伯尔，双方各自带着自己的助手，还有一名医生，分别乘着小船，来到相邻的新泽西州，在野外的一块小空地上，履行“约会”。当然，他们知道，这是在赴一场决斗。可是在他们交往的信件中，都把它称为是“约会”，并且不在自己所住的纽约州进行，那是因为，在他们所住的纽约州，决斗已经是非法的了，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州，却还没有制定这样的法律。
美国的开端，随着规模的突然升级，古典政治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变。这是一个转型期。而他们，也处于古典绅士向现代政治家的转变。这是绅士们最后的时代。我想，就像欧洲最后的骑士、日本最后的武士那样，美国最后的古典绅士也是非常困惑、也有着很深的悲剧性。
那时候，古典绅士的传统还在。我们在讲着的绅士，不仅是我们理解的温文尔雅、有教养的君子，还有骑士一样的规则。那个时代，绅士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称号。绅士是重荣誉的，这不是一句空话。从欧洲的中世纪开始，就留下了荣誉重过生命的概念，也留下了决斗这样一种古老的、绅士之间为了荣誉而在决斗中押上生命的特殊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传下来，被带到了北美洲，一直流传到美国诞生之后。在1804年，正在迈向一个现代国家的美国，已经意识到决斗这个传统不合时宜。一些州（如纽约州）已经开始立法禁止决斗。一些观念已经在转化的绅士，也摒弃了决斗的方式。可是，决斗在美国绅士们之间还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那天发生的事情，是美国历史学家们不断研究的对象，可它至今还是一桩历史疑案。有一部分事实始终不清楚。
可以确定的是，汉密尔顿带着他的亲戚丘吉的一把手枪。这把手枪至少已经两次用于决斗。1799年，丘吉曾经用这把手枪崩掉了伯尔的一粒扣子。它的另一个故事，却是汉密尔顿一家最大的一个伤痛。
1801年冬天，汉密尔顿19岁的长子菲利普，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和别人发生争吵，争吵中对方使用了一句骂人话。那时候，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的，某些被认为是羞辱人格的话，例如“懦夫”这样的词，是不能出口的，一经出口，对方必提出决斗的挑战，否则就没有尊严再活下去了。因此，年轻气盛的菲利普随即向对方提出决斗挑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的儿子在决斗前，和父亲有一番谈话。他想问父亲，他应该不应该去决斗，他在决斗时能不能杀死对方？汉密尔顿说，一个绅士，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但是，他提醒儿子，他是一个基督徒。结果，汉密尔顿的长子在决斗中没有开枪，自己却身负重伤。
当时，这样的挑战虽然经常发生，可是，大多数决斗，又能够经过一套由助手协助的操作，有面子地和解而取消。汉密尔顿在那时自己已经遇到过七八次这样的挑战，其中一次的对手，就是后来的门罗总统。但是，一次次地，这些决斗挑战都“荣誉化解”了，没有走到动武的那一步。因此，还有一种说法是，汉密尔顿听说儿子的事情之后，凭经验认为会化解取消，没有认真干预。直到他听说双方沟通失败，决斗已经发生，他大吃一惊赶去，儿子已经身负重伤。
这两种说法并不完全冲突，可能都是不同侧面的事实。确切发生的，是决斗的第二天菲利普死去了。汉密尔顿17岁的女儿，经受不了如此打击，精神失常。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一共发了两枪。伯尔没有受伤，而汉密尔顿受到致命的重伤。
可以想像，事情发生之后，在纽约甚至全国，成为爆炸性新闻。伯尔在刺激之下一路向南，直奔到佐治亚州才停下来。报纸上谣言四起。例如说伯尔穿的是特制的防弹衣，刀枪不入；也有说他事后弹冠相庆，只后悔没有射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云云。
目击者是双方的助手，医生只是听到两声相隔数秒的枪声。可是，两名助手的描述又不尽相同。此后，各方面，包括法庭，展开了详细的调查。基本事实是，汉密尔顿在“赴约”之前，曾经写下：由于宗教信仰原因，他将不会开枪。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又似乎不是这样。在决斗开始前，他曾要求推迟一会儿，容他戴上眼镜。汉密尔顿率先开枪，事后也找到了他发出的枪弹，但是，子弹偏离伯尔所站的位置很多。另外，可以确定的是，伯尔对汉密尔顿事先写过不开枪的想法，完全不知情。他后开枪，但是击中了对方，汉密尔顿应声倒地。当时，伯尔表现得非常震惊，立即要到汉密尔顿身边去，却被助手阻止，把他带向小船。走在半路，他坚持要回去和汉密尔顿讲话，可是助手还是不同意他过去，让他立即离开了决斗现场。
我前面说的、成为疑案的历史迷雾，是涉及双方在面对自己和对方生死之时，在开枪的一瞬间的想法和决定。虽然，只要是遵循规则，从决斗本身来说，他们是在押上自己的生命，也有权击中对方的要害。可是，在那个时代的美国，已经是决斗的末期，真的决斗导致致命的很少。再说，那是两个如此特殊的人。所以，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一代代历史学家都想要知道：汉密尔顿，还有伯尔，他们在这一个瞬间，是真想致对方于死命吗？
只能说，一些历史学家根据汉密尔顿事先写下的文件，和他事后自己的说法认为，虽然汉密尔顿先开了枪，却是有意地打偏的，他不想伤害对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根据当时决斗的一般规律，以及伯尔事后的表现认为，伯尔也并没有要在决斗中杀死汉密尔顿的打算。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在对方先开枪的刺激下，也只是想打中大腿之类的不致命部位，以造成对方轻伤结束这场决斗。可是，他也打偏了。
这是历史学家们尽可能地依据事实做出的研究，由于推测的都是决斗双方在瞬间的念头，其实，那是永远也无法真正确定的了。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决斗？在当时，大量决斗挑战都可以通过沟通化解而避免动武。就汉密尔顿来说，他遇到过十一次决斗挑战，只有这次走到最后一步。为什么这次就不能避免？最重要的是：这场决斗究竟表达着什么？
事情的起因，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大事。1804年6月18日，伯尔要求汉密尔顿对一封信件的内容做出解释。信的作者是库派博士，上面有这样一句：“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汉密尔顿将军对伯尔先生鄙视的看法细节。”
信件内容没有汉密尔顿的原话。因此，伯尔的指控显得空泛。按照历史学家们对此类荣誉纠纷的研究，汉密尔顿假如断然否认有这样的事情，很抱歉发生如此误会，那么，伯尔就很难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事情也就过去了。
在这个当口，谁也没有料定事情一定要走向严重的后果。伯尔的信只是要求解释而已。
也许，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伯尔手里没有什么把柄，汉密尔顿的回信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还含着一点轻蔑：你似乎认为，我有必要对一件没有被证明是不恰当的事情，认错或者不认错。你给我一大块捕风捉影的东西，里面真真假假的可能都有，我怎么判断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过的事情，只是我们竞争15年来的那些政治对立。原则上说，我如果认同你的质问，先要看别人对我的讲话所作的推论是不是公正。
不提也罢，一提15年来的政治对立，伯尔显然被惹火了。争论也马上升级。言辞中更多地涉及了双方的荣誉。一个星期的来回交锋之后，事态的走势已经非常不妙。这个时候，也许双方都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都开始为自己找了交涉的助手。后来，这就是他们各自的决斗助手。汉密尔顿第一次请了自己的朋友潘德尔顿作为助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潘德尔顿脑子非常清楚，他的任务就是要避免决斗。他依据古老的“决斗法则”，终于劝说汉密尔顿写下了如下声明：对库派的谈话，现在回忆起来，“凡我有关政治原则和对伯尔上校看法的相关言论，无一例涉及他过去的行为或私德”。针对规则，汉密尔顿再一次强调，他和库派的谈话，“完全是政治话题，没有一点涉及伯尔的不名誉行为或者私德”。
历史学家认为，“即便是以挑剔的眼光去看，这样的让步也足以结束这个事件了”。伯尔应该把它看做是一个间接的道歉。因为这是常识，也是规则：所谓的名誉问题，所谓的绅士名誉纠纷，只和对个人品行的攻击有关，无涉政治等其他大话题。这些公共话题哪怕分歧再大，争论、反对、攻击的言辞再激烈，也和绅士的个人名誉无涉。汉密尔顿完全是循着决斗规则，来划开个人和政治批评的界限的。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15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15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