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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中立政策。
杰佛逊几乎是不相信革命、自由、人民，这样美好的理想也会有问题。虽然和汉密尔顿在财政改革上的矛盾成为他1793年辞职的导火索，可是作为华盛顿任命的内阁成员，一个国务卿，也就是外交部长，和总统的外交观念及判断差距如此之大，恐怕也是他辞职的一个原因。杰佛逊就是在1793年的最后一天辞职的。
杰佛逊的辞职，其实已经反映出“好人政治”在行政分支组成思路上的重大问题。华盛顿在组阁的时候，他的选择标准是好人内阁，而不是和他的执政理念最一致的内阁。他考虑了道德和能力的标准，却没有考虑顾及到对政策看法的一致性。
还在危机之中的时候，1792年，美国迎来了第二次大选。这次选举还是按照宪法原来的规则和思路在走。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最高票、次高票的两位候选人来担任正、副总统。看上去，似乎和第一次选举的情况一样。连结果也一样，华盛顿以全票当选为总统，亚当斯以次高票当选为副总统。
可是，这种表面上的一致，并不能掩住整个社会氛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从华盛顿和亚当斯，美国这一对最早的正副总统来说，虽然在竭力避免属于人事的结党和党派之争，可是，他们仍然是有自己的观点倾向的。他们的政策就在反映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倾向，其实，这就是“一个政治派别”的基础。就美国社会来说，虽然在第一次大选之前，就有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说法，可是那时还不是清楚的政治党派，而在美国第二次大选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明确的两党了。对第一届政府行政分支的政策，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美国社会已经清楚地划分出了民众不同的政治倾向。反对党派有了自己的报纸，大声疾呼自己的观点，批评攻击总统和他的内阁。在第一次选举之前，那个对华盛顿几乎是众口一词颂扬和崇敬的美国，已经消失了。
就华盛顿总统来说，他还是坚守原来的古典政治的概念。他认为自己当选，是大家认为他的品行适合于担任这个公职，现在看到有些漫无节制的报纸已经把他骂得体无完肤，他就觉得，自己几乎失去再留任的意义了。就是说，大家认为我好，那么我应该为公众服务，既然你们认为我不好了，我自然就应该下去。同时，在华盛顿总统的观念中，党派纷争仍然是完全负面的事情。而当时党派活动的不规范，出现大量个人攻击，更促使他坚信自己的想法。而他也看到，假如他继任，几乎无法避免要顶着一个党派的称号。因此，华盛顿在第二次大选之前，已经根本无意连任了。 亚当斯也是如此。大选前的整整几个月，国会休会，他就回了老家。直到联邦党人的汉密尔顿给他写急件催他回首都，说是“我知道你本人对选举没什么兴趣，不过我不希望你对建立一个好政府也如此冷漠”。
所以，虽然有了党派竞争，可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没有要竞选的意思。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华盛顿最终接受大家的劝告，相信自己必须再服务四年。从选举结果来看，大家权衡下来，也都认为，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华盛顿再次全票当选。
选举方式和最后的选举结果没有变化，可是选举的本质已经在变化中。虽然由于华盛顿的声望，反对党还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虽然第二届的总统、副总统还是被选举连任，可是他们的当选，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再次代表他们个人，即两个好人当选，而是“联邦党人”当选了。
由于华盛顿和亚当斯连任了第二届的正副总统，因此这个为“选好人”设置的选举制度，在一个已经形成政党的社会里可能出现的问题，就被掩盖了。
1796年，在华盛顿、亚当斯的第一、第二届政府运行将近八年之后，美国面临第三次大选。
华盛顿虽然两次以满票当选，却坚决不再竞选连任了。1796年的美国的大选，由于华盛顿的主动离去，失去了具有压倒优势的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摩拳擦掌，两党完全可以争一争了。因此，这一年的大选，就有了更明确的党派之争。
可是，选举制度还是原来的。1796年的总统选举方式，还是每个选举人两张选票，选出两个获最高、次高票的人，来担任正、副总统。可以说，当时美国社会的党派政治发展，走到了选举制度的前头。
虽然时至今日，总统的道德，仍然是美国人在大选年关注的事情。可是，自从有了党派，民众再也不会仅仅是以个人道德的高下来选择总统。而是哪个党派的执政纲领更符合自己理念和利益，成为民众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第三次选举的结果是两党势均力敌，票数最高、次高的人，就自然成了两个对立政党的候选人。这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美国第三届政府的正、副总统，亚当斯总统和杰佛逊副总统，分别代表了党派观点的两极。原来在制度设置的时候，料定票数最高的两人，他们必定是两个“最接近的好人”，因此能够合作得好、带来最高效的行政分支，这样的希望，完全落空了。
1796年的大选，给美国的行政分支带来的是一场危机。总统和副总统南辕北辙。在古典政治的概念中，他们既然得票最多，他们就应该是最相近的两个人。可是，他们却是现实施政中差异最大的两个人。这种差异，不是说他们一个是“好人”，另一个就是“坏人”。他们可以都是道德上的好人，可是，在治国理念上，却完全可能是对立的两端。他们不但不能密切配合，还带来许多问题。例如，副总统不赞同、甚至反对总统的政策，给总统的工作当然带来困扰。可是，从副总统的角度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单纯的在野党领袖，可以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的政策，那是正常的监督。如今他却兼有“在野党领袖”和“体制内”副手的身份，地位变得不伦不类、不朝不野。
在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杰佛逊只能在背后领导他的党人们反对亚当斯的政策，变得像地下活动。而亚当斯也想不通，为什么副总统没有恪尽职守地支持他，如同他当年对华盛顿的支持那样。他很自然地把一切归咎于杰佛逊的党派性太强。显然他们双方都觉得整个状态是不舒服的，可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是制度的错失，造成了杰佛逊政治地位不应当出现的双重性。
在亚当斯就任总统之后，面临的是另一场战争威胁。1795年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那是一个和平条约。可是，英法在开战，法国就把这个条约理解为英美的结盟，并且拒绝美国派去作解释的平克尼将军。也许你还记得，这位将军也是当时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之一。现在，对英和平了，却轮到法国开始在公海上大肆骚扰攻击美国的商船。虽然从来没有宣战，可是，法国在海上对美国航运的事实战争却一直没有间断。
在亚当斯的执政期间，他最焦虑、最疲于应付的，就是如何不断地调节对法关系。曾经一度，所有的人都认为，和法国的全面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副总统杰佛逊和他并不合作，亚当斯独力支撑这样的局面，几近崩溃。
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第一次在战争的威胁下，面对可能的、由移民造成的内部敌人的问题。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法国移民，还有大量有着仇英情绪的爱尔兰移民。很多人惧怕在内部产生敌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而当时批评政府政策的媒体，大多是反对党在支持，媒体还没有任何节制的习惯，往往是要么不开口，开口就是攻击。
结果在1798年，美国国会在“战时状态”、“临时措施”的口实下，通过了《外侨和叛乱法》。在这样强大的外部战争压力和内部的刺激下，亚当斯总统则赞同并且签署了这个法案。
其实这是一系列的法案。其中的《客籍法》给予总统驱逐“危险侨民”的权力；而《惩治叛乱法》规定了，凡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发表“谎言、诽谤和恶意诋毁”文章的作者，凡企图“挑唆美国的良善民众、激起他们的仇恨来反对总统和国会的人……或煽动叛乱者”，都将处以罚款和监禁。
可见，德高望重并有着极佳人品、保守持重的政治家，并不能保证就是好的管理者，也并不保证不会把他的政治倾向推往极端。一个高高在上的管理上层，在某种特定的刺激之下，手中又有权力，就很可能会做出一些他身为平民的时候，不会做出的决定。
虽然亚当斯总统从来没有运用过《客籍法》的权力。可是，《惩治叛乱法》不仅直接违反了有关言论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且付诸实行。虽然联邦党人和亚当斯后来一再解释，这是“战时措施”。可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曾经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
“不得制定”条款，是给国会拦出的铁的界限。今天，在实践中已经完善了制度的美国，知道可以用很简单的办法去解决。就是走向法院，让监督和制衡国会的司法分支，来判定这样的法律“违宪”。可是，在美国初建时期，最高法院还是最弱的一个分支。司法分支的“司法复审”权力，还有待于五年以后的1803年，才由最高法院的马歇尔大法官来确立。所以，当时即使有了宪法，一个显然是侵犯人民权利的法律，还是顶着“战时措施”这样的借口，由一个民选的立法机构建立、由一个曾经是最优秀律师的“好人”总统，签署出笼了。
当时的副总统杰佛逊感到，美国制宪会议上的忧虑，看来不是平白无故的杞人忧天。短短11年以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可能侵犯人民的权利。虽然上述法案只有两年半的有效期，可是，凭什么政府就有权剥夺人民两年半的基本自由呢？
而且显而易见，总统和国会的联邦党人，是被报纸骂得吃不消了，所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治治他们讨厌的报刊。于是，在《惩治叛乱法》整个有效期间，总共有25人被捕，入狱的大多是共和党一方的报纸编辑。其中也包括了富兰克林的孙子，那个尖刻的费城共和党报纸的编辑，罪名是诬蔑了亚当斯。他的被捕掀起了民众反对《惩治叛乱法》的浪潮。
也许，这些报纸是在发表极端言论，是在对国会议员和总统造谣和进行人身攻击。在美国的媒体日益成熟之后，他们越来越理解，必须有出自职业道德的自律，从而使得这样的情况迅速减少。可是，他们也认为那些有过激言论的报刊能否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标志。
杰佛逊是副总统，也是参院的议长。一方面，他显然是倾向于他领导的共和党的报刊和编辑；另一方面，他一贯倾向的立场，就是关注民众的个人自由。他当然反对《惩治叛乱法》，而且愤怒之极。
可是，虽然身为副总统兼参院议长，却是在法案将会被多数通过的局面下，他甚至连投票权都没有。作为副总统，虽然宪法没有具体的规定，可是在他的理解中，显然又不应该公开表示和总统完全相对的意见。因此，在法案即将通过时，杰佛逊干脆避开，回他的弗吉尼亚老家去了。在美国，副总统反正是个不重要的角色，他在家一待就是半年。
这些法令的出现，距离费城制宪会议，仅仅11年。它们的出现却有必然性。美国宪法所设计的国家政府，是一个代议制的共和政府，是精英管理的政府。在最初阶段，大众的参与只限于选举众议员。由于一些州对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大众的政治参与还是有限的。可是，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南北差别很大的国家，各地和欧洲各国有密切的商贸和文化联系。那是一个技术进步的时代，在少数精英组成的政府外围，必然会有民间的政治和文化活动，这种活动难免会出现“反对”的面貌。
这种活动在思想和言论上以“反对派”角色出现和存在是必然的，早晚要出现。美国特别的地方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是副总统杰佛逊在家里写信联络起来的。联邦政府应该怎样对待这种反对派，亚当斯总统没有经验，他对这种有组织的反对党在美国历史上将有的地位缺乏远见。他想把反对党压下去，把推行政策的路铺平。
有意思的是，亚当斯总统是一个优秀的律师，虽然新的法律是顶着“战时措施”的帽子出来，但法律本身的问题，他是不会看不到的。这就是美国国父们对政府本身感到忧虑的原因。因为在政府开始成立、运作之后，自会有它自己的走向和规律。同样一个人，在野的时候看得很清楚的问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