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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到太平洋的陆上通道。他们在1804年5月14日出发，翻过洛基山脉，直抵太平洋。1806年9月23日，全队33人全部平安回来。这次历史著名的西部大探险，成为美国开发西部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
而杰佛逊在美国历史上表现的“革命性”，更多的是指，他一生在呼吁的：把“追求幸福的权利”向底层平民扩展，把上层的注意力引向民众的利益。他坚定地相信并呼吁：民众有管理自己的能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权参与。他热情讴歌民众的自然权利，要消除精英们对民众管理自己的能力的疑惑。他是法国启蒙思想热情洋溢的直接继承者。他有优美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充满激情，因此，这些理论从杰佛逊那里出来，就会有极强的感染力。
翻阅着当时美国这一批建国者们的资料，你会发现，在《独立宣言》之前，对于自然权利，对于自由政府的思考，杰佛逊绝不是偶然的孤例。一大批北美洲的知识精英们，他们分散在各个州，在用小册子、通信、宣言等等方式，阐述着几乎同样的声音。例如，被人们誉为“权利法案之父”的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再如宾夕法尼亚的詹姆斯·威尔逊，他在1774年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仅表述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还论述了“所有合法政府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成立”。又如我以前已经介绍过的约翰·亚当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可是，在这样的共同目标之下，怎么就出来了这“第一次革命”、“第二次革命”的说法？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在那个时代，甚至直至今日，美国的政治家们，还总是分为似乎是对立的两个阵营。读着这些历史，感到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同时代人中间，特别容易引起注意的，就是亚当斯和杰佛逊——这两个所谓代表了两个不同的革命、代表了两个对立党派观点的美国总统。
他们曾经是那么相近。亚当斯比杰佛逊年长，因此，早在杰佛逊涉入政治十几年前，亚当斯在他起草的《布伦特里指示》里，就提出了殖民地在英国国会“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在《独立宣言》五年前，亚当斯就把自己称为“独立之子”。在和英国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开始，“独立”并不是普遍的诉求，而杰佛逊和亚当斯两人，是最坚决主张独立的。后来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英国要惩处的叛逆名单上。当杰佛逊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抨击奴隶制的时候，最热情地为杰佛逊的文本辩护的，也是约翰·亚当斯。他们对于独立、自由、自由政府、政教分离、废奴的一系列观点，几乎看不出有任何差别。
杰佛逊和亚当斯的经历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他们曾经同时代表新生的美国出使欧洲。亚当斯在欧洲的时间更长一点。思想上的一致，使他们在异乡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因此，了解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假如说杰佛逊是前瞻的自由派，那么，亚当斯可以说是美国当时的保守派形象。而这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存在的两大政治派别。
从最本质上来说，杰佛逊热衷于改造人性，也对人性的向善存着很大期望。而亚当斯只是认为有必要了解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是有可能改造的。这样的差别甚至使得今天的历史学家感到有些困惑。其实，这和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有关。
亚当斯的最终出发点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对亚当斯来说，他的自由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这个基础上推导出人的平等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也是以宗教为出发点的。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从对自己心灵深处的开掘去了解人性，理解所谓“灵魂被救赎”之必要和艰难。他也受了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可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因此，他从宗教体验出发，从对自己的深度了解出发，对人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怀疑。于是，在相信民众应当得到自由平等权利的同时，他又对民众本身抱有某种程度的疑虑和戒备。亚当斯是智慧的，却还留有“上帝之下”的最后一点愚钝。他眼中的世界不是百分之一百能够用理性解释的，他是有疑惑的。
杰佛逊的出发点更多是欧洲启蒙思想所坚持的科学和理性，他的浪漫性格也同时和法国的激情合拍。杰佛逊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从理性出发，凭着他的智慧，他毫无困难地就可以从逻辑推导出他的思想。他是自信的，由于没有亚当斯对人性的深刻怀疑，杰佛逊对人民大众的自治能力、对最广义的民主充满信心，并且尽一切努力去推动。
杰佛逊出使欧洲返回家乡的时候，给欢迎他的乡亲们写过这样的信：“让我们用实践来证明，老百姓完全有能力管理好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才是人权的惟一捍卫者，这是每个社会的自然法则。也许大多数人的意志有时也会出错，但它犯的错误是诚实、个别、暂时的。”
亚当斯在基本理念上和杰佛逊没有差别，他只是总在提醒大家人性的弱点，他在文章中不断强调不加约束和失去平衡的民主会产生危险。即便对代表民众的国会也是如此。他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担心法国还要经受“好几次严峻的考验”，他认为，如果大多数的意志失去控制，可能会导致“恐怖的浩劫”。“我在政府问题上的一个信条是，永远不要将羊羔托付给狼。”在亚当斯看来，多数人如果没有约束，一样可能演变成“狼”。他对法国的担心不幸而成为事实。1800年大选，以及政治党派的相争，曾经一度严重地伤害了他们之间的友情，可是在此之前、和在他们晚年恢复友谊之后，他们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表达和交换过自己的看法。这些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
杰佛逊虽然没有参加1789年夏天的费城制宪会议，但是早在1789年9月，就在被召回国离开巴黎以前，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说到想把他对美国宪法的批评和长久哲学思考写下来。他写了以后，就动身回美国了，已经没有必要邮寄，他可以在到了美国后当面交给麦迪逊。在海上漂泊的日子里，他还在思考。到了美国以后，当麦迪逊第一次来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自己给他写了一封信。可是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没有拿出来交给麦迪逊。他还在想信里思考的问题。一直到1790年1月，他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一员到纽约上任，见到在众议院的麦迪逊的时候，他才把这封思考了几个月的信交给麦迪逊，并且附了一个纸条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思考，我没有改变我的看法，现在提请你考虑。
托马斯·杰佛逊提出了什么想法呢？
托马斯·杰佛逊在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观念和制度，下一代人是否受其约束？他的结论是否定的。他说：“大地总是属于活着的一代人。”
这一思考，这一结论，这种表达方式，是托马斯·杰佛逊特有的。正是这种特质使得杰佛逊不同于他同时代的建国先贤，也不同于有史以来的所有政治家。他是一个手里有权的政治家，是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国务活动家，但是他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一个文人学者、一个思考者。
杰佛逊在给麦迪逊的信中认为，“土地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不属于死去的人，这个原则，就像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一样，也是“不证自明”的。人死了，就什么权力也没有了，也没有任何权利了，因为他们死了就消失了，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一起的自然权利，也随着他们的死亡而消失了。所以，他们生前的权力和权利，不能用来约束后来活着的人。
根据这一原则，杰佛逊认为，具体个人的财产权不是神圣不变的。具体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不是自然权利。大地属于活着的人类，大地是让人类来居住、耕作和利用的，这是人的自然权利，人人都有权来利用大地，生活在大地上。可是具体的地块的所有权，却是一种由人为法律保障的财产权，是一种民事权利。随着土地财产权持有者的死去，土地就回归为活着的人的自然权利。上一代人死了以后，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不能约束下一代活着的人。下一代活着的人，可以重新修正已有的法律，建立合乎他们需要的法律关系。
所以，杰佛逊甚至推导出这样的想法，每一代人都应该修正宪法，让宪法符合新一代活着的人的需要。杰佛逊甚至对人的寿命进行一番计算以后，推算出修正宪法的时间是大约每隔20年。
杰佛逊因此在给亚当斯的信中说，“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
区分人的自然权利和民事权利，是杰佛逊这一番思考的核心。杰佛逊这一思考的出发点，还是他十几年前在《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留在他内心的问题，什么是人人平等，怎样保障这种平等？现在，他的答案出来了，人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平等，其中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所需要的起码物质条件，原则性地包括在自然权利中。杰佛逊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应该包含这样的意思，人人在生下来的时候，就有权分享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大地，土地应该有他的一份。他在这土地上，可以辛勤耕作，满足生存的需求，用自己的工作“追求幸福”。
杰佛逊是属于农业时代的人，他是南方的庄园主，他理想中的国土是农业国。他没有积极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工业时代，没有想像到未来城市里脱离土地的庞大工业人口，想像不出工业时代的大银行大公司所拥有的惊人财富。在他的脑子里，“追求幸福”的物质条件，还是一小块土地。“大地属于活着的一代人”的思想，为后世由政治制度保障的调整社会财富的做法，打开了思路。美国在一百多年之后完整地建立了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征收高额财产继承税，等等一整套抑制财富过度集中，扶助穷人的制度。追根溯源的话，都源于杰佛逊在两百多年前的思考，宣布富人死了就不再是富人，不应再占有大地和财产，宣布穷人的孩子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穷一辈子。杰佛逊的思考，预言了不断动态调整贫富的时代必将到来。杰佛逊的局限在于，在他看来，财富就是土地，可是他又无疑是反对“分田分地”，反对剥夺已有土地权，反对破坏财产秩序的。那么，怎样让未来将要出生的人，未来活着的一代，都能有“追求幸福”的自己的“一块地”呢？杰佛逊的想法是，这只有在美国才能实现，因为美国西部有广袤的未开发的土地。西进，这是杰佛逊长久的哲学思考，在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理想。由此，萌生了杰佛逊作为第三任总统期间最伟大的成就：勘查西部和“路易斯安纳土地购置案”的实现。
亚当斯对杰佛逊“代代相传”不应该过多考虑“文件交接”的观点，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生活不是这样的。他说，假如杰佛逊真的如此认为，那么，他们之间对未来的看法，显然存在根本差别。亚当斯在给杰佛逊的信中写道，“一代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取决于另一代人传下的文件。社会契约和法律最终必须归于书面材料。遵守这些文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惯例，这些文件不应该因革命而变更。革命是代价高昂的东西，人类会很快吝惜自己的鲜血和财产，不再频繁地诉诸革命手段。”
即使是今天社会逐渐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产生了调整贫富的制度，也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实行，如何掌握这样的分寸，和提出这样的思想同样重要。就美国的遗产税来说，就是美国至今为止仍然在争执的议题。
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简单地帮富人还是帮穷人的问题。经济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假如贫富差距过大，要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需要调节。同样，在政策上过分伤及富人，伤及企业，也可能因此而更深地伤及穷人。今天美国遗产税的开征起点仍然非常高，可是，据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在这样的制度下，还是有1/3的小私人业主，必须出售全部或部分企业来缴纳遗产税，并且有很多家庭业主无力将企业传给后代。同时，也有人从法理提出，慈善捐赠是一回事，对合法收入，依法交纳高额所得税之后，再征遗产税，是另一回事，它牵涉是不是公平，是不是对合法致富的惩罚。这样的争执，使得社会思考变得不再简化，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得到关照。简单地偏侧一个阶层的利益，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都很可能适得其反。
正如杰佛逊所预言的：“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