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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4-如彗星划过夜空-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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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肯定不愿意再兴出什么风波来。
  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的话,就必须改变这种状态,必须在南北之间找一点事端。而无论是什么事端,他作为一个民选总统,又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做什么,先要有民众支持方能动手。这是民主时代政治家的特点。
  可是北方民众也不愿意开战。北方的大多数民众,不会愿意用一场战争来解决南方的黑奴问题。事实上,后来南北战争一开始,处于南北之间的四个边界州,包括老牌政治中心弗吉尼亚州,就分离出去加入了南方邦联。只有一种情况下才可能团结北方打一场战争,这就是南方打到家门口来,逼得你不能不打。
  可事实上南方更不愿意打。一方面是它已经分离出去,只图保持独立状态;另外一方面是它无论从国土、人口还是经济上,相对北方,都是明显的弱势。而林肯要恢复国家统一,他是欲图发动战争的一方,却又必须让南方先打第一枪。
  南方有一些原来属于联邦的军事要塞,在南方分离以后,有些撤了,有些还坚持着。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方的心脏查尔斯顿港口,有一个孤岛要塞叫苏姆特要塞。这个要塞可以说是在查尔斯顿的咽喉上。当时,这个要塞远离北方,缺少给养,已经有点支持不下去了。而南方人看这个要塞,有如骨鲠在喉。
  这个要塞此时对北方军事战略上的意义并不大。但对林肯来说,下令撤回这个要塞,等于宣布对南方让步,在政治上不妥。可要派出远征军去支援,在军事上却风险很大,而且还要冒首先挑起战争的危险。1861年3月29日,林肯下令海军部长从海上派出船只,为要塞补充给养。同时通知了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此行只是补充给养,如果没有受到干扰,不会对要塞增加人员、武器和弹药。
  这一增援,在北方民众眼里可谓完全正当,而南方却必然会感受到威胁,他们只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麻烦,而战术上这又很简单,毕竟这只是一个百十来人的孤岛。果然,4月12日,南军开始炮轰苏姆特要塞,并且最终迫使要塞投降。
  投降以后的要塞官兵,都被送上船,打发回北方去。在南北战争的这个第一仗中,南方的指挥官还曾经是要塞司令的学生。这师生之间的战斗,是南北战争中惟一的没有死亡的战斗。可是,这一仗却是林肯正在等待的。不管身边的废奴激进派多么激动,他只是好言许诺,却不采取公开政治行动。他在观察民众的反应,观察废奴主义者的反应,观察周围政治情绪的变化,就像观察温度仪。他对一位急躁的废奴主义参议员说,请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我一开始就激怒他们,我将永远得不到足够的选票把我送到这儿来。他还对下面的人说,我们需要在民众中积累反对奴隶制度的情绪,需要说服民众,来积累这种反奴隶制民意,为此,需要的时候你们可以不客气地公开批评我。
  1863年1月,林肯终于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虽然这一解放宣言在当时十分有限,只是宣布仍然在南方邦联控制下的地区的黑奴得到解放,成为自由人,所以普遍被看做是一种“军事需要”,而且对黑人来说,具体的效果微乎其微。但是,这实际上是依据林肯的愿望,悄悄更换了战争的诉求。
  南北战争延续了四年,双方总共损失了618万青壮年。这一惨重结果,是林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没有预料到的。林肯的总统任期,就是领导战争的任期,他是一个战时总统。但是他生来不是一个军人,也不是一个好战好斗的人。1864年,在他被暗杀的前一年,他在回顾以往时说:我从不认为是我控制了时势,我得坦承,是时势控制着我。可是,林肯虽然在民意中游走,他却不是一个政客。分裂的局面推动了林肯,可是,他始终有自己固定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南北统一。他在不同的时期或是表面地迎合民众,或是在诱导民众,或是在利用民众。最终他运用了战争的方式,只是,把这种方式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把战争的代价估计得太低了。
  林肯总统曾经坦承,常常是时势控制着他。尤其在南北战争开始之后,要说有时候是局势自己在走,大概都不为过。林肯总统最大的失误,是对战争的规模和艰难程度的估计,可以说是离题万里。不仅是他低估了这场战争,在当时对战争最为悲观的人,都做梦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打到这种地步。林肯的第一个征兵令是征集75万人,为期三个月。而到了年底,北军人数已经高达50万人。最终双方仅是阵亡士兵,就高达618万人。
  战争打到1863年,越打越惨烈,阵亡人数剧增。北方严重缺乏兵员;南方也一样。可是,南北战争的战场是在南方,你可以说,是北方在入侵南方。南方人必须保卫家园,一方面别无选择,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被激起怒火和仇恨,必须承认,这是士兵的勇气来源之一。而对北方的平民来说,“国家统一”,即便它是林肯总统的伟大理想和英明决策,也不是北方民众在大量牺牲之后仍然觉得必须坚持的事情。反对的声浪当然会起来。而战争一旦开始就骑虎难下。我们以最良善的出发点猜度,林肯总统也是别无选择。事至如今,他只能不管用什么方式,坚持把已经成为僵局的战争打赢。你说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是错综复杂的。可能出现意外的情况,可能一步棋下去之后,后面就只能穷于应付。
  为了压制来自自己阵营的反对声浪,林肯总统因此将宪法所规定的终止“人身保护状”的权力,划入战时总统的权力范围。他两次宣布,在整个北方,只要某人被宣布为有“不忠实行为”,就可以被终止他所拥有的“人身保护状”权利。在纽约州,民主党的州长西摩提出抗议,认为“战争不能窒息自由”。可是,站在共和党立场的《纽约时报》却回应说,“国家安全就是最高法”。至今为止,几乎没有人认为,林肯总统的个性就是一个暴君,可是,在战争的逼迫下,他还是动用了扩大行政权力的方法,矛头直指公民权利。人们今天注意的,不是这对林肯总统个人带来多大的损毁,而是注意权力和民众之间的关系。民选官员仍然必须时时被监督和制约,否则民众的自由仍然是脆弱的。这正是建国者们当初担心的事情。
  在南北战争期间,北方政府逮捕了超过千人,范围从反对派报纸的编辑到民主党的政治人物都有,甚至还有一些骂了一句总统“混账东西”的平民。而在南方,同样的民选官员,照样听任军事法庭把数千名拥护联邦的南方人关进监狱,甚至有被处死的。双方在战时发生的这种事情,异曲同工。
  这场林肯总统的内战,因为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最要命的还是征兵。第一次征兵是在战争未打响的时候,北方人在动员号召下,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征兵很容易。第一次出阵,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看热闹的平民,似乎是志在必得的神气。流血死亡的战争残酷,要在战斗打响之后,才会显出它的狰狞面目。大批伤亡出现之后,这样一场内战的兵源肯定是困难的。
  联邦政府招兵,理想的宣言和军饷的诱惑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必须借助战争对抗本身引出的仇恨和对抗心理。可是当招兵数量太大、牺牲太多的时候,还是出现募兵越来越难的困境。那个时代,每天有很多欧洲移民从纽约市的港口入境。当时的征兵官员,甚至在这些移民上岸的时候,就直接把他们征为北军士兵,送上南北战争的前线。即便如此,兵员仍然不足。自愿的募兵方式已经不足以应付战争。
  1863年3月3日,林肯总统宣布了《征兵登记法》。南北战争,在北方一边,自愿的募兵制已经变成了强制征兵。这个《征兵法》有数项免征条款,其中一条是可以用缴纳一笔300美元的“替代款”(mutation fee),免服兵役。在1863年,300美元是一笔很大的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才可能做到的。于是,在北方各大城市引起抗议,纽约市成为抗议的中心。而林肯总统这时又要求征兵30万人。
  在美国这样一个新生的移民国家,在很长时期里民众来自五湖四海,社会也就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所谓的核心文化,只存在于中上层、至少是生活基本稳定的民众之中。而动荡的因素却很多很多。当时,潮水一般的新移民涌进这个还很贫穷、制度还在实践半途之中的国家。移民们带来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带来他们的帮派和械斗。年轻人不要说法治教育,连基本教育也没有,移民们互相甚至连语言都不通。寻求社会公平的渠道也无法完全畅通,不公平的政策非常容易引发恶性的暴动。
  1863年7月11日,纽约市的征兵办公室,用转轮抽签的方式,确定了纽约市的第一批1236名被强征入伍的名单。这批名单第二天在《早报》刊出,也在大街小巷张贴了告示。非常不巧的是,就在同一天,刚刚结束的盖提斯堡战役的纽约市士兵伤亡名单,也在街头公布。盖提斯堡战役,是南北战争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也是伤亡人数最高的一次。战死和征兵两批名单同时公布,加上《征兵法》本身的不公正,如同在民众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柴油,顷刻之间,点燃了民众的暴动烈焰。
  1863年7月13日,一开始,是暴动的民众焚烧了位于第三大道和第46街的征兵办公室。大城市一旦暴动,就会迅速蔓延,警力根本不足以控制局面。纽约完全陷于黑暗之中。铁路被切断。暴动最后卷入数万人,其中大多数为爱尔兰移民。他们本来就贫穷、谋生困难,再加上在生存竞争中,为争抢工作机会,平时就经常和黑人发生暴力冲突。也由于当时林肯总统已经切换了战争主题,从求“统一”变换为“解放黑奴”,结果,使得愤怒的暴动民众很快从攻击征兵官员和警察,转为迁怒于废奴主义者和纽约的黑人居民。
  狂暴的民众开始发泄,攻击和私刑处死黑人,甚至焚烧黑人的孤儿院。纽约到处发生纵火、抢劫和谋杀。局面完全失控。暴民杀死至少105人,财产损失至少价值当时的150万美元。
  警察和调来的军人都无法重新控制局面。最后,联邦政府从宾夕法尼亚州调来步兵团弹压,暴乱才逐渐平息。这一事件被“吉尼斯纪录”评为历史上最血腥的暴乱。在军队弹压下的死亡人数在2000人左右。事后,将近6000军人在纽约扎营几个星期。我们最近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在那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些素描作品,是当时的人用画笔记录的这段时期军队驻扎纽约的情况。这是纽约市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是美国历史上异常悲惨的一幕。
  由于“纽约征兵暴乱事件”发生在盖提斯堡战役刚刚结束之后,和这个战役的大悲剧和巨大伤亡相比,纽约事件居然都“小”到很少再被人特别提起。当它成为历史,它又成为南北战争历史的一部分,和死亡618万人的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相比,它似乎“只是”一个“小插曲”。战争本身压倒性的分量和战后收拾残局的艰难,形成巨大的身影,挡住了人们对这一悲惨事件的充分讨论。
  “纽约征兵暴乱事件”之后,林肯的联邦政府征兵的方式之一,只得用300美元一个,“买”来雇佣军人。甚至招募者万里迢迢去欧洲招兵。所以,美国的南北战争,联邦的北军一方,有毫不相干的欧洲雇佣兵。其中有个因为和继父不和,一心想当兵逃离家庭的17岁年轻人,他又瘦又高,完全和一根竹竿一样晃来晃去。他试图加入法国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都因为体弱而没人要,最后竟然被招到北美,参加南北战争。他聪明之极,估计到招募者要中间抽成,就在船即将到达美国的时候,跳船游上岸,又坐火车赶到纽约,把300美元全数领进自己的腰包。好在那已经是1864年,战争很快结束,他在美国留了下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瑟夫·普利策。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的建立者。
  查阅一份份描述“纽约征兵暴乱事件”的资料,令人很难平静。
  今天,回顾、记录和研究这一事件最多的是黑人社区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暴乱的受害者。可是,事件本身的教训,远远超出了种族冲突。在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问题,让我们看到,在民主体制之下,仍然有这样的问题:即便是直接的民选政府,还是可能建立不公平的法案,损害民众的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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