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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4-如彗星划过夜空-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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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即便这个制度已经提供了司法申诉的渠道,还是有大量民众,如这一事件中暴乱的爱尔兰移民们,根本不熟悉这样的渠道。他们有自己习惯的解决方法,在一些非常条件下,情况可能突然恶化。
  讲述这个故事,是让你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移民、民主起步非常早、由差异非常大的独立地区联合起来的特殊国家,纸上的制度必定会经受很严峻的考验。不仅美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纽约当时也是移民人口自然暴涨起来的大都市,任何一个处理不当,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引爆不同文化移民间的暴力冲突,更不要说还遭遇内战这样的非常状态。即使在和平时期,如何防止城市冲突酿成暴乱,都是美国这个特定社会长时期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美国200年的社会进步,也是逐渐寻找缓解社会矛盾,把社会矛盾引向合理的出口的过程。
  战争这样一个非常状态,严重破坏了美国建国以来的制度设置。国会里一度只有北方人。所幸的是,由于南北双方对宪法的认同,使美国在战后尽可能避免走极端,不人为地加深战争带来的怨恨,而是以较快的速度,尝试回到原来的法治传统之中。
  在制度上,南北战争之后的成就是:在1804年的第12修正案整整60年以后,美国又一次增加了宪法修正案。宪法第13修正案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公民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宪法第15修正案规定公民的投票权不受种族肤色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南北战争后的三大宪法修正案,在制度上回应了我在前面的信里提到的民主的困惑。民主制度是多数的统治,可是多数也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也就是托克维尔所担心的“多数的暴政”;多数也会犯错误,多数也会被政治家蛊惑操纵。因此,仅仅是能够保证多数统治的民主制度是不够的。好的民主制度,必须保证少数人的自由,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说,公平的选举程序能够实现多数统治的话,那么,保障个人自由必须依靠宪法和法律,也依靠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和服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的回答就是:用宪法,用权利法案和宪法第13、14、15修正案,来保障一个少数人也有自由的民主制度。从此以后,“民主”在美国的含义,开始逐渐“现代化”。在经过几次民权运动之后,今天在人们提到“民主”这个词的时候,和美国建国初期时的概念已经不同,少数人的自由,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下次再聊。
  祝 好!
  林达

16。 报纸的使命

卢兄:
  上次给你聊林肯总统的故事,是想让你能够感受一下,什么是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平民政治家。他们完全不同于建国初期政治家们的绅士风格。可是,民主化在美国是必然的趋势,也是美国国父们在制定宪法时所期待的走向。在我看来,林肯总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总统。他面临如此分裂局面,局势逼着他做抉择。他无路可走,只能就他自己的判断,两害取其轻。不论哪一种选择,他都必须背负沉重的后果,因为他是总统。至于他的判断是对是错,是今天在美国仍然有争议的事情。
  在现代民主政治下,选票在民众手中,会出现许多试图利用民众的野心家。今天的美国人,从小在学校读《公民读本》,了解政府权力扩张的危险性,了解三权分立、政府三大分支制约和平衡的重要性,了解自己的权利。可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些情况下,民众是多么容易地被政治家说服和左右。我们经常可以读到那些刚开始民主化转型地区的人们的抱怨,说民主一套虽然热闹,却有很多丑陋现象,老百姓也没法弄清楚政治家是不是在弄虚作假,还不如早先不民主的时代,政治家高高在上,倒是显得秩序井然。这种抱怨,源于对民主的思想准备不足。民主制度并不承诺永远正确,只是给民众提供了更多机会和可以由自己做出的选择。
  事实上,民选的议员仍然可能通过不符合民众利益的法案,行政分支的官员也可能背离民众。尤其是监督制度还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的时候。理论是可以单纯的,社会生活千变万化。人对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是有限的。建国初期的美国是一个有大量移民,成分复杂、流动的贫穷国家。今天的秩序,其实经历了200年的坎坷道路和整理,才逐步取得经验。我只是不可能把所有曲曲折折的故事,全部都在这里讲给你听。
  你已经看到,美国民主刚刚开始深化,就遇到分裂的危机、走向内战,把社会推到危险的边缘。南北战争其实是政治家们遵循他们的政治理念,遵循他们自己对国家、民众根本利益的理解,坚持要去打的一场战争。如果说得极端一点,那是林肯的战争。即便那是一场“正确”的战争,从民主的角度来说,也很难说是大多数民众的愿望。我们已经看到,权力阶层即便在民主社会,仍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意集中和表达,它可能成为一种更智慧一些的管理,也可能成为一种调度民众的力量。
  现代民主国家,不论它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实际上都是代议制民主。也就是说,它都是间接的民主,都是由一些民选的、但基本是精英阶层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在代民议事。即便是林肯总统这样出身贫苦农夫的儿子,在他入选总统的时候,你可以断定,他自己本人已经不再是一个贫苦农夫,而是一个政治精英了。反而是一些专权的国家,他们的议会可能充斥着大量底层民众,因为在这里并不需要议员们事实上的管理和判断能力,需要的只是能够控制他们。
  因此,代议制民主,总是一个精英占绝大多数比例的管理阶层,这是现实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他们是把民意咀嚼消化之后,再根据自己对民众利益的理解来决策的。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和他的选民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好的政治家,必须比民众更有“前瞻眼光”,坏的政治家则偏离民众利益。
  因此在民主社会,民众最起码需要一个知情的权利和公开讨论公共事物的平台。民众必须知道政府在试图推行怎样的政策和立法,必须使得立法分支和行政分支的官员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而且有权质询和他们有关的重大议题。民众必须有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制度必须提供让民众表达反对的机制。今天,美国国会在提出一个议案之后,都公之于众。在表决之前,媒体已经有过充分的讨论,各个相关的利益集团,也会通过游说,向国会议员传达他们的意见,强烈反对的人们早就走上街头游行。这样国会强行通过“坏法案”的机会就有可能减少。假如法案不公平,一出来也会被民众告入法院。可是,在美国建国初期,这样的一套民主监督机制恰恰都还没有完善。
  就从表达民意的媒体来说,在今天,美国人都知道,他们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媒体,最重要的权利是言论和新闻自由。可是从林肯年代倒回去半个世纪的建国初期,媒体在很长时间里,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一开始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你是不是感到奇怪?其实好理解:在那个时候,美国论经济的话,还太穷;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展;论民众的文化水平,还普遍是文盲。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媒体,只有“古典的报纸”。
  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夕,13个殖民地加起来,只有二十几张报纸。在打赢这场战争的1783年,全美国只有43张报纸。而且,那时的报纸,是没有什么报社记者的。只是那些有着简陋印刷设备的人,在印着一些小册子、书的同时,顺便印一些刊登新闻的、信纸大小的小纸片。这些印刷厂老板自写、自编、自印的当地新闻,这就是美国的“古典报纸”了。富兰克林就干过这个,他们家楼下就曾经有一个简陋的印刷机。很多这样的出版社兼印刷厂的地方,必须卖点其他杂货,才能维持生存。
  识字的人也少。还在殖民地时期,这里的人就意识到教育的至关紧要。在1715年,北美的大多数城镇,不论其规模大小,都已经为建立学校特地留出了土地。可是,很少有地方是付得起老师的工资、建得起学校的。直到1790年,美国的立法机构才立法,免费给儿童提供非常基本的一点教育。等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为潜在的报纸读者,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同时还有大批移民的文盲或不通英语的人涌入美国。就在第二年,1791年,美国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权利法案得到通过。所以,一方面可以看出,美国的国父、各州的精英们,他们是非常有前瞻眼光的政治家;另一方面,当时美国的水平、民众的水平,确实还远远落在后头。
  在1787年,杰佛逊说,“假如在政府和报纸之间只能二者存一,假如让我来决定,我毫不犹豫会选择要报纸。”在1788年,华盛顿将军说,他非常期望有朝一日,报纸刊物能够送遍美国的城乡,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够“维持自由”。说着这些话,他们就像是在面对一个非常遥远的未来的美国。
  那个时候,美国的印刷技术远远落后于欧洲。直到1816年,大多数报纸还是手工印刷。古典报纸是手工品,因此是昂贵的东西。印数很低,质量也差。大多数的纸张都是从英国进口的。直到1790年的纽约,才刚刚有了印数达到1000份的报纸。一般都只印几百份,而且也不是天天出。报纸的发行太困难。一张报纸经常是私下传来传去地,要传给很多人看。直到1820年,也就是门罗总统的时代,大多数的美国报纸还是每周、每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出一次。美国的绅士们主要是看万里迢迢用船运来的英国报纸。英国报纸才是正经的现代报纸,可是,一般民众是看不起的。
  对立的两党政治开始的同时,民主就自然开始深化。政治家各自要宣扬自己的观点,要动员民众支持自己的主张,要“扩大影响”,就会想到报纸。虽然一开始,这样的“古典报纸”还无法抵达普罗大众,只是精英圈子及其外围的读物。
  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不仅很少,读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国报纸的产生和欧洲的传统是一样的,它是民众的耳目,是自由城镇的社会公器。在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大家出钱,请一个新闻人,每天举着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新闻,喊出来。这里有当地的新生儿的消息、婚礼和葬礼的消息、杂货铺新到商品的消息,总之,它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的需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的时期,他们的绅士之风,使他们完全置身于党派的媒体大战之外。而当时的内阁成员,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以及作为国务卿的杰佛逊,都强烈感觉到,自己需要有一个喉舌,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是任何党派诞生之后,都自然会想到的事情。汉密尔顿资助和支持了宣扬联邦党人观点的《美国新闻报》,而杰佛逊暗中支持了一份《国家新闻报》。杰佛逊也曾经从绅士的理想出发,反对党派活动。他说过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个党派我才能进天堂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进天堂。”可是,和联邦党人截然相反的政见,使他最终事实上改变了看法,成为共和党人的精神领袖,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为政见的分野,产生两极差异。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绅士们相互交换意见,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终,你必须去诉诸最大可能的民众支持,通过政权轮换,才可能让国家有机会来试试你自己的政策。
  可见,美国报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政党虽然有发行一张喉舌报纸、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掐住别人嗓子不让发声的可能。因为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惟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个正当的特殊理由,扼杀不同的声音。可以说,绝大多数当政者都是不喜欢听到尖锐批评的,这几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点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尽管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禁止新闻自由,在亚当斯时代和林肯时代,都还是借着备战和战争,试图消除反对的声音。
  建国初期,不仅报纸是稀少的奢侈品,报纸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规范作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的读物。它可以刊出《联邦党人文献》这样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随着党派对立,绅士圈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变得粗野,有些报纸一度就是纸上的大众语言,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这些报纸大量在肆意诽谤。一个整体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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