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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出传票，强迫媒体提供，如果媒体不从，就犯下了藐视法庭罪。这样的麻烦会对媒体造成震慑。从1969年1月到1971年7月，CBS和NBC就拿到过122张法庭传票。
位于曼哈顿的联邦法庭法官古尔芬（Gurfein）的禁制令是命令《纽约时报》暂停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等待进一步听证以后决定。由于是暂停而不是禁止，《纽约时报》服从了法庭禁制令。1971年6月16日星期三的《纽约时报》，在原来要刊登第四期五角大楼文件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新闻，大标题是：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这一事件立即成为全国性的一大新闻。在星期二法官宣布这一延迟发表禁制令的法庭上，挤满了记者。在美国，政府对新闻的案件，不论大小，从来就是戏剧性的。
好了。明天再给你写。
祝 好！
林达
19。 《华盛顿邮报》
卢兄：
《纽约时报》发了三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后，就被法庭禁制令限令延后发表。戏在这个舞台演不下去了，就转到了我以前提到的那个尤金·迈尔创办的《华盛顿邮报》。
禁制令下来，最急的是那位幕后者。艾尔斯伯格看到《纽约时报》的新闻，感到极为失望和愤怒。他倒不是对司法部愤怒，也不是对法官愤怒，他是对《纽约时报》失望和愤怒。司法部和法官的反应，他都是能够预料的，他也理解，作为司法部和法官，他们都会各司其职地做出这个职位上的人会做出的反应。他是觉得，《纽约时报》如此屈服过于简单。要把这套政府秘密文件轰出来，他的目的是造成影响，让公众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形成压力，从而迫使政府结束越南战争。为了这样一个大目的，对于理想主义者的他来说，做出一些个人牺牲是理所当然的。他本人当然愿意做出这种牺牲，他认为国会议员和《纽约时报》，如果必要也应该愿意做出牺牲。他曾经对参议员说过，只要能结束战争，你们应该不惜坐牢。面对法官的禁制令，他认为《纽约时报》没有挣扎就屈服，太轻率了。他们即使不敢公然违抗这个禁制令，也应该表示不服抗议；即使不敢公开谴责法官的命令，至少可以在报纸上留空白开个天窗，表示不满。这种“开天窗”的做法，他在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报纸做过。艾尔斯伯格似乎忘记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天窗的做法，你就是开了天窗，美国的读者都不一定看得懂是什么意思。
艾尔斯伯格知道，《纽约时报》对司法部的这个案件，早晚会走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会怎么判，这很难说。他估计，判决禁止发表偷来的政府机密文件，也完全是可能的。不管怎样，这都得至少好几个星期。而时间这么一拖，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冲击力就会大大降低，对于结束战争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大了。这是他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决定再找其他媒体单位。
下一念头是电视。电视当然是影响非常大的媒体方式。可是，电视不可能大批地发表五角大楼文件，如果《纽约时报》等报纸发表了，电视会作为新闻跟踪。现在，《纽约时报》不能刊登，如果电视手里自己有了一套五角大楼文件，它们会不会发这个新闻呢？法庭禁制令是禁止报纸全文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并没有禁止电视发表新闻和评论。所以他想试试和电视联系。
第一家是NBC，全国广播公司。选这家公司是因为他在电视上看到NBC董事长古特曼曾说，他支持《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跟古特曼联系，古特曼在半个小时里就回话表示拒绝。
第二家是ABC，美国广播公司。他与ABC副总裁联系。这一次，回应来得比较慢。ABC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这个事情，犹豫再三以后表示拒绝。
相比之下，第三家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态度要好一些。CBS最终也没有接受艾尔斯伯格的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因为这个当口，国会众议院正打算表决一个议案，指控在国会的调查中，CBS不肯交出以前有关五角大楼的一些原始影带，是一种藐视国会的行为。艾尔斯伯格还是通情达理的，他理解CBS的难处。CBS也确实花了最长的时间来考虑艾尔斯伯格的打算。也正是根据这个反应，艾尔斯伯格后来答应接受CBS的采访，出现在CBS著名主持人克朗凯特的晚间新闻节目中。
电视网的反应，其实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是出于电视业和报纸在接受政府管理上的不同。报纸历史悠久，是自由城镇内公共空间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报纸，打着地方性和城镇自治的胎记。所谓报纸的新闻自由，其实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国王不能干涉自由城镇的公共事务，也就没有干涉报纸的规矩。
报纸的地方性，使得欧洲报纸的新闻自由不要说没有国王或中央政府的干预，甚至也没有城镇外部的干预。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由于技术的进步，为数不多的大报终于成为“全国性报纸”，但是它们不受干预的传统在全国性的过程中没有丢失。
电台和电视，出现得比较晚。它们和报纸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必须接受频道和波长的管理。在美国，出书办报，几乎到了你想出就可以出的地步，你要考虑的只是钱和市场的问题：怎么印出来，怎么卖出去。而电台和电视不同，必须有秩序地瓜分电波空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这种空间是有限的。简单地说就是，办电台和电视台，必须先取得政府管理部门的许可证。这许可证每年要复审，每年要重新登记颁发。这样，就有了政府拿你一把的机会。
这也就使得电台电视台比报纸更拘谨、更胆小。倒不是怕政府来查封电台电视台，司法部和联邦通讯管理局还没有这个权力，但是司法部和通讯管理局可以根据管理电波的种种法令来控告电台电视台，迫使你上法庭打费时费力费钱的官司。这就够麻烦的了。
在这短短的几天里，最受震动的是《纽约时报》的竞争对手——《华盛顿邮报》。这时候，尤金·迈尔已经去世，报纸的当家人是尤金·迈尔的女儿凯瑟琳·格雷厄姆，她结婚后从了夫姓。
《纽约时报》在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之前精心保密，防的主要是竞争对手。报纸的声誉和独家报道的质量很有关系。当《纽约时报》开始刊登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由于是星期天，官员们都在家度周末，并没有看到方方面面跳起来。只有《华盛顿邮报》是真正地被惊动了。
可是，他们手里没有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他们在这个较量中，看来注定是要输给《纽约时报》了。按照报界和通讯社早已有的规矩，各家报纸在版式排定付印的时候就要发一份给美联社。其他报纸可以从美联社取得别的报纸的样本，而不必等到报纸在印刷机上印出来、送到街头报摊上才能买到。《华盛顿邮报》惟一可以做的是忍辱负重，在美联社尽早取得《纽约时报》的样报，然后根据《纽约时报》发表的系列五角大楼文件，再加上自己掌握的背景资料，“改写”成自己的报道，以满足自己的读者群对这一消息的知情需求。
这种常规做法，在外人看来也可以了，重头内容不多不少，只是晚了一天时间。自己的读者那儿是交待过去了，在报业同行看来，却无异于承认自己沦为二流。这种状态，对于《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同仁来说，真是奇耻大辱。可是他们又不得不这样做，你不可能回避这个新闻。就像《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执行编辑不无夸张地形容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抱头痛哭。”
《华盛顿邮报》一开始的运气真是不好。艾尔斯伯格除了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给了富布莱特参议员，也还部分给了一些反战的学者，所以，民间其实还有其他一些途径是可以通往艾尔斯伯格的。星期一早晨，也就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第二期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版编辑接到一个波士顿朋友的电话，说他理解《华盛顿邮报》目前所处的被《纽约时报》占了上风的形势，而他可以帮助《华盛顿邮报》得到一批五角大楼文件摘要。这位编辑激动地连忙安排会面时间。一个小时不到，有一位不告知姓名的女士步入此编辑的办公室，无言地留下一包资料，转身离去，消失无踪。
这是一包直接从五角大楼文件中抽取的复印件。可惜的是，《华盛顿邮报》必须派内行专家来研读判断。他们白天接着晚上赶着分析，等到得出这是可靠的真文件的结论，《纽约时报》的样报到了。大部分内容将在下一天的《纽约时报》上发表。《华盛顿邮报》的失望，可想而知。
《华盛顿邮报》只能继续寻找可能的来源，也搞到同样分量的文件或消息。在《纽约时报》遭到法院禁制令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是加强了寻找来源的努力。他们看到，一方面这给了他们一定的时间，如果他们能找到文件，他们可以发表《纽约时报》没有来得及发表的部分，在新闻报道上扳回一点分数；另一方面，他们知道现在新闻业遭受到了对新闻自由的挑战，新闻业在这一点上同命运，他们可以在新闻自由这一点上扳回一点分数。
作为一家大报，他们的记者编辑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人。《华盛顿邮报》的副总编巴迪坚是媒体评论出身，熟悉新闻界的人事。他是在写了一篇尖锐批评《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以后给招募进来的。他以前认识艾尔斯伯格，那时候他们都在兰德公司工作。当《纽约时报》出现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个曾经在国防部工作的热情的反战派研究者。
巴迪坚立即开始设法联系艾尔斯伯格，奇怪的是，总也找不到。电话没人接，艾尔斯伯格好像是失踪了一样。一直到6月16日星期三晚上，巴迪坚接到自称艾尔斯伯格的朋友的电话，但是什么也不说，要求巴迪坚到外面找个公用电话打回去。
巴迪坚自然理解这是为什么——怕窃听。他们在谈论的毕竟是国防部失窃的机密文件。巴迪坚在黑乎乎的马路上找了个投币电话打过去，明确表示《华盛顿邮报》对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有兴趣。对方就又给了他另一个电话号码，要求他换一个公用电话以后，打这个号码去。
这回，终于和艾尔斯伯格说上话了。巴迪坚在电话上再一次向艾尔斯伯格表示，《华盛顿邮报》只要拿到文件，就会利用这些材料发表报道。然后，艾尔斯伯格做了一个复杂的安排，像地下党接头一样。他要巴迪坚当夜从华盛顿飞波士顿，“别忘了带一个大箱子”。
巴迪坚立即回到报社。执行总编布莱德利那天不在，当家的是一个叫帕特森的总编。他们俩并排坐着商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怕惊动了其他人。巴迪坚问：如果我今夜弄到一捆五角大楼文件，我们会不会在星期五就发表？这时候是星期三的夜里。
帕特森是一个行事谨慎的人。他沉思良久，开口答道：会！去弄来！
不过他们又一致同意，夜里打个电话给头头布莱德利，要布莱德利通过。
巴迪坚立即起身。报社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什么事在进行。但是照新闻业的规矩，谁也没有吭声。
巴迪坚赶往机场，可惜，头一班飞波士顿的班机赶不上了，要等下一班。在机场等着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布莱德利。布莱德利是当时报纸的执行总编。他的回答是：如果《华盛顿邮报》不肯发表，就请他们另外找一个执行总编吧。
这一态度，在此后的48小时里成为《华盛顿邮报》，也成为其他涉及此案的所有新闻业编辑和记者的共同声音：在新闻自由上绝不妥协。
巴迪坚还从没做过这种地下式的活动，所以他买机票还是用的真名。半夜下了飞机，经过一段复杂的接头和转换，他终于拿到了艾尔斯伯格打算给他的东西，那是一大堆复印的纸，没有装订，也没有顺序，甚至没有页数号码。这些纸装在一个大纸板箱里，巴迪坚带来的一个手提箱根本没用。巴迪坚临时向旅馆柜台要了一根拴过狗的绳子，把纸板箱好歹捆一捆，马不停蹄，打道回府。
艾尔斯伯格在向第二家媒体交出这批偷来的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时候，条件是：第一，《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和《纽约时报》不打架，由于这是涉及30年的历史文件，两家可以在报道的内容上岔开；第二，不把这些文件弄成轻描淡写的小新闻，而是展开持续的系列报道，造成影响。
巴迪坚这次化名在机场要了两个头等舱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