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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下午3点，《华盛顿邮报》执行总编布莱德利接到了司法部副部长兰奎斯特的电话。这位兰奎斯特是一个保守派知识分子型的律师，被喻为“总统的律师的律师”，后来他被尼克松总统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还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
兰奎斯特的电话是传达司法部长的通知，其内容和语句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几天前司法部给《纽约时报》的电报。
《华盛顿邮报》其实是在等这样一份通知到来。和《纽约时报》的情况不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知道有一场司法较量在等待他们，他们答应为《华盛顿邮报》辩护，并且已经着手准备，尽管他们原来坚决反对发表。
《华盛顿邮报》的总编室里，发行人格雷厄姆女士和报社的高层人员都在，大家无声地听着电话另一端兰奎斯特读完了司法部长要求《华盛顿邮报》立即停止公开国家机密文件，并且把失窃的国防部文件归还的通知。布莱德利回答说：“我相信，你一定理解，我不得不恭敬地拒绝你的要求。”
然后，他又在电话里拒绝了兰奎斯特提出的暂时中止发表，等待《纽约时报》案做出听证和裁决的要求。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归《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将照发不误。
兰奎斯特挂了电话以后就打电话给《华盛顿邮报》的律师，通知他们下午5点在首都的联邦法院和司法部的法律代表见面。
司法部民事分部的负责人，叫约瑟夫·汉侬，他已经给招来负责对《华盛顿邮报》的起诉。在联邦法院里，即使是星期五的下午，仍然做好了接受重大案件的准备。
那个年代，围绕着越南战争，美国民众意见分裂，所有的人都卷入了争论，也包括那些法官。虽然，法律和法官的职业要求法官们中立地行使职权，但是法官个人对国家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对越南战争及其反战运动的看法，仍然使人感觉不可能完全不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断。而法官里头，有些是保守派，有些则是自由派，他们的价值观念在侧重上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大家就很关心案子是由哪个法官来负责主持听证。
为了公正，除了一些特殊的案件，华盛顿特区的联邦法院在法官中分配案件采取抽签的办法。
下午5点15分，代表政府的司法部七个律师步入联邦法院书记室，呈递了对《华盛顿邮报》的指控，被告包括《华盛顿邮报》报头栏里的所有人，再加上文章作者罗伯茨。根据反间谍法，这项指控说，被告知道，或者有理由相信五角大楼文件是会危及国家安全的机密文件，然而明知故犯，将这样的情报公布在报纸上。
下一步，当事双方都在场，抽签决定由哪个联邦法官来主理这个案件，结果抽出来的是法官格赛尔。汉侬不禁皱了一下眉，而《华盛顿邮报》的人则暗暗庆幸。格赛尔在华盛顿的法院里名气很大，备受尊敬。他年轻的时候为《纽约时报》做过半职的通讯员，始终熟悉美国新闻界的情况。
等书记室的这一套例行手续办完，法官格赛尔马上召集两造律师在法庭会面。格赛尔要求《华盛顿邮报》自愿同意暂停发表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等待两三天，让法官来衡量考虑这个案件怎么做。《华盛顿邮报》的律师罗杰·克拉克当场拒绝。他说，《华盛顿邮报》认为，坚持新闻自由的原则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法庭里挤满了旁听的人，包括《华盛顿邮报》的发行人格雷厄姆和报社的其他编辑，还有很多听说以后赶来的好奇地看热闹者。大家都想看看，法官是不是会当场决定给《华盛顿邮报》一个禁制令。
接下来一个多小时，是双方陈述理由。这个时候，《华盛顿邮报》关于五角大楼文件系列的第二期已经开始发排。法官格赛尔一脸严肃。他纠正了司法部律师的说法，说《华盛顿邮报》应该知道这些文件危及国家安全，因为“美国政府这么说”。司法部律师坚持说，政府将文件分类定为秘密，这种分类和定位应该受到尊重，并且说明，本案涉及的问题实质不是对新闻的事前检查，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的预检，而是这样一个问题：报纸是否允许发表政府机密文件？
司法部律师请求法官格赛尔至少发出禁制令，使《华盛顿邮报》暂停发表，等到《纽约时报》案听证结束，法官古尔芬做出进一步裁决以后。法官格赛尔承认，两家报纸是有竞争的，这里头有一个公平地对待这两家报纸的问题。但是他说，他的决定不取决于这项考虑。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克拉克请求法官完全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新闻自由来做出决定，他强调，《华盛顿邮报》认真地检查过文件的内容，确信即使发表它们，国家安全也是得到妥善保护的。他指出：“这个案子涉及新闻界和政府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两百年来，我们国家就是在新闻自由的制度下运作的。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我们继续这样下去，要么我们让法庭介入这种关系。”
当两造辩论处于胶着的时候，克拉克警告说：“大堤正在漏水。”五角大楼文件不可能长期瞒着公众。你不可能永远保持秘密，公众总有一天会知道。
然后，法官格赛尔退到他的法官室里，和他的助手去考虑起草一个决定。这一过程持续了45分钟。《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和司法部的代表则紧张地在法庭走廊里等待。
8点零5分，法官格赛尔回到法庭。他公布了一份600个词的雄辩的法庭意见。引用了休斯大法官在尼尔一案中的判词以后，法官格赛尔宣布：美国的历史支持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完全彻底的新闻自由。他批评司法部误用了《反间谍法》，因为反间谍法的本意从来也不是要提供一种对新闻界实行预检的标准。他指出，法庭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证明发表这些文件会危及国家安全。
法官格赛尔表示了他的遗憾，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来仔细审察这个争议。他警告《华盛顿邮报》说，你们可能会面对严重的刑事指控，但是他说，他不能发出禁制令，尽管这些文件的公开无疑对政府是难堪的，但是不经过法庭详细地听证和检查证据，法庭不能发出禁制令，或者做出判决。
随后，司法部代表紧急要求法官暂时不要公开这个决定，以便司法部向上一级法庭做出紧急上诉。遭到法官格赛尔拒绝。
从《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对待发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再三斟酌中，从法官格赛尔对《华盛顿邮报》的警告中，我们再次看到，美国新闻自由的理念，并不是“无边的自由”。它是有约束的。这种约束，首先来自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的自律，他们必须自我判定，自己的行为在新闻自由的范畴，还是在伤害国家、等同于伤害民众的刑事犯罪的范畴之内。美国法律为保障新闻自由，规定不能对媒体预检，但是，也不意味着，对于真正伤害国家和民众的违法行为，就不予以惩罚。只是，它是在事后惩罚。而判断的标准，并不是政府的行政分支来制定，也就是说，并不是行政分支在所有不愿意让民众知道的文件上，只要盖上“保密”、“绝密”的印章，就成为法律的依据了，就可以把民众的知情权关在门外、就可以以此惩罚公布它的人了。而是需要独立的司法分支，来对文件本身的内容进行判断。假如这些“保密”、“绝密”的图章，只是行政分支在滥用职权，那么，媒体公布这些信息是合法的。
司法部立即向联邦上诉法院上诉。联邦上诉法院在这个星期五晚上要召集三个法官组成上诉庭，需要1小时45分钟。等到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赖特、罗宾逊和罗博来到，辩论在晚上9点45分开始。《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告诉上诉庭，再过45分钟，新的一期《华盛顿邮报》就从印刷机上下来了，一旦到了读者手里，“就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了”。辩论听证进行了45分钟。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上诉法庭的三个法官，特别是赖特和罗博，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他们要决定的是，到底是不是应该推翻法官格赛尔的裁定，让司法部有一个机会在下级法庭的进一步听证上证明他们的理由。司法部代表强调，《华盛顿邮报》是“非法占有”五角大楼文件，并暗示法官格赛尔是“滥用裁定权”，他要求上诉庭给政府一个机会。而《华盛顿邮报》的律师则赞扬法官格赛尔的决定是“充分地认识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广泛性”。
三位法官随后退到他们的会议室去商议。而《华盛顿邮报》当天的出报稍微耽搁了一下，在10点43分第一份报纸送到了街头。在这期报纸上，报道了根据五角大楼文件而披露的约翰逊总统关于暂停轰炸的决策是怎样出来的。美联社电讯稿也有了《华盛顿邮报》的这一报道，也就是说，几分钟之内，全国几百种报纸都可以得到这一报道了。
而在关起门来的法官室里，三个法官正争论得不亦乐乎。关键是第三个法官罗宾逊的态度。
上诉法院的三个法官里，赖特是一个久负盛名的支持民权的法官，常常被外界评论为“激进法官”，罗博则是一个保守派法官，而第三个法官罗宾逊则是一个温和中立、深思熟虑、小心翼翼的法官。他在上诉庭通常投票支持自由派，和赖特比较一致，但是这一次，他却多了一种顾虑，这种顾虑是程序性的。他觉得，如果司法部没有得到和《纽约时报》案中一样的听证机会，这在程序上就有了疑问。他的犹豫就使得投票无法立即进行，就在这时候，《华盛顿邮报》的星期六版正在印刷机上一份一份地下来。不过他们保持着和法庭记者的电话联络，看上诉法庭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定。
最后，夜间1点20分，法官罗宾逊决定投罗博的票，2∶1推翻法官格赛尔的决定，立即命令《华盛顿邮报》暂时停止。
消息立即通过电话通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室里顿时一片寂静。印刷机开始改版，把五角大楼文件的系列报道的版页换掉，并且重做第一版。
《华盛顿邮报》的律师，这段时间一直在法庭上，也时刻保持和《华盛顿邮报》的联系，现在他们立即意识到，上诉庭的裁决有一个纰漏。因为在上诉庭耽搁的这一段时间里，已经有几千份《邮报》印好并随即送上了街头，这些送出去的报纸是收不回来的。你不可能向读者说，对不起，刚才你买的报纸不算，请退回来。这时候，律师的水平和作用就表现出来了。他们立即向上诉庭发出一个紧急请求，要求对裁决做出澄清：你们说的“立即停止发表”到底是什么意思。
法官们只好马上做出澄清：既然第二期已经上街，这个命令适用于《华盛顿邮报》第二期以后要发表的报道。《华盛顿邮报》的印刷机重新开动，同时把上诉法庭的裁决作为紧急新闻刊登在了头版上。结果是，6月9日星期六的《华盛顿邮报》头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消息：右边是一条消息说联邦上诉法庭命令停止发表有关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报道，左边就是一篇这样的报道。
第二天，星期六，三位上诉庭法官略为休息一下以后，要起草正式的法庭意见，为昨晚的裁决做出说明。罗博和罗宾逊的法庭意见中说，“新闻自由确实重要，但并不是无限制的”，既然法庭没有对五角大楼文件做过最起码的检查，怎么可以断定发表这些文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所以，裁决书要求法官格赛尔在下星期一主持一次听证，检查政府一方提出的证据。
法官赖特在反对意见中指责他的同事使这一天成为“美国悲伤的一天”。他尖锐地批评说，美国政府行政分支利用司法程序来压制我们最宝贵的自由。他指责司法部对所谓危及国家安全的说法过于模糊：“仅仅因为有些政府官员把一些资料定为不适合美国人民知情，他们就要求我们向宪法第一修正案背转身去……通过一套官僚分类制度就允许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这种做法把我们的传统出卖得实在太贱了。”
就在星期五这紧张的一天，纽约的联邦法庭里，法官古尔芬的法庭从早到晚在为《纽约时报》案听证。这星期，这个法庭已经开了几天，包括关门的秘密听证。法官古尔芬先是要求《纽约时报》把手上的五角大楼文件交给法庭，《纽约时报》的律师坚决反对。法官转而要《纽约时报》提供一份清单，说明手上有哪些五角大楼文件。星期五一开庭，《纽约时报》的律师比盖尔就指出，现在《华盛顿邮报》也开始刊登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局面已经有了重要的变化，继续禁止《纽约时报》发表报道已经没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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